“这么晚，你们干吗去？”我惊异地问。
“去找咱娘去！”姐姐带着哭腔说。
“啊？”
“别说了，快上车吧，路上说，晚了就赶不上了。”一个叔叔说着，骑着车走了。
我和姐姐连忙分别上了后座。
“你妈跟你爸生气了，离家出走了。”一个叔叔回答了我的疑问。
“上哪去了？”
“有人看见她拿着一个袋子，上西走了。”
“为啥生气啊？”
“咱爸脾气太坏了。他两个本来就经常吵架，有时候还打起来。咱娘终于还是受不了了。”
“你爸脾气是有点暴……”叔叔们边安慰着我们俩，边数落着父亲的不是。
自行车在暗色里急速前行，很快就来到了长春街上。
我心里七上八下，非常害怕，如果母亲真的从此离开了家，那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父亲的暴脾气我早也已经忍无可忍，如今又是考学的关头，如果母亲走了，别说是上学，就是能否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没有路灯的街上，被两旁门面里的灯光依稀照亮。街上人影匆匆，有不少都是长春中学的学生，都在低头赶路。
沿路问讯着，我们在街头十字路口转了弯，向北找去。
很快，长春街远远的留在了身后，两旁换成了树木、壕沟和田地，好在有月亮，还不是那么昏暗。
约摸走了二三里地，眼尖的姐姐突然指着路东喊了起来：“那里好像有一个人！”
月色下，只见壕沿边蹲着一个白色身影，看上去确实很像母亲。
叔叔们停了车，我们俩赶忙跑过去，嘴里喊着：“可是俺娘？娘！娘！！”
母亲没有回应，只是抽泣着。
我们听出正是母亲，一颗悬着的心才算安稳了。
姐姐上去拉住母亲的手臂带着哭腔说：“你跟俺爸生气，就这么走了，……不管我们几个了吗？”
母亲哭泣道：“我受够了，我实在受不下去了。……我都把你们拉扯大了。你们得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实在忍不下去了……”
“到底是因为啥啊？”我问。
“为啥？还不是因为犁地，我在前面带牛，他在后面掌犁子。话不好好的说，就赶牛骂牛。骂牛也算了，他还骂人。我可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就不叫他骂。就因为这……”
听了这些话，我的心也几乎要气炸，回忆着，父亲借着骂畜牲的名头骂人，不是一回两回了。他上过高中，文化水平高，骂起人来也是一套套的，而且发起脾气来脸色紫胀。非常吓人。我们三个孩子从小受这种辱骂和恐吓惯了，个个养成了谨小慎微大气不敢出的性格，腼腆而怕人，不敢交际，这便是其中根源。母亲性格本就要强。自然吃不消，每每父亲辱骂到她，必然还嘴顶撞，骂得急了，自然拳脚相向。以前是因为我们三个年龄尚小，不得不忍耐下来，现在却真的忍不下去了。
“又打你了？”我充满怒气地问。
“打倒没打起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不把人当人看。人又不是小猫小狗。是给他骂着玩的吗？”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有很多句句在理的话，令我记忆犹新，这便是其中一句。
“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十全十美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谁不是磕磕绊绊的。”跟随而来的叔叔劝解道：“你一生气就这么走了，你这个家的日子还过不过了？还是快点回去吧！”
“你真的不要我们了吗？回家吧！”姐姐也借机央求道。
“我不回去！我就是死在外面也不回去了。我真是受够了！”母亲却根本听不进劝去。
“是不能就这么回去！”我气恼着说。“娘，你别回去了，我也不回去了，咱们一起走吧。我也挨骂挨够了……”
“你这小孩怎么说话呢，不劝着你妈回去。还叫她走？”一个叔叔听了我这话，当时批评起我来，但很快又被另一个叔叔拉住了，不再吭了。
“就是，你别胡说了。”我正要分辨，姐姐也连忙拦我的话头。
“我是说真的。我也不想回那个家了。一点亲情都没有。天天都是没完没了的辱骂。我早就想逃走了。”我理直气壮地说。
母亲却说：“别乱说。你还得上学呢，你成绩那么好，不考学太亏了。我一个人出去就是要饭也饿不死，你跟着我还咋上学呢？”
叔叔们这才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劝母亲回心转意，他们顺着母亲的话茬接着说我马上就要中考了，赶紧回家吧，别耽误了孩子的前程。
如此劝说了半晌，母亲这才动了心，语气缓和了：“谁说我要走了？我只是一时气不过，出来散散心。都这么晚了，咱们回去吧。”
五个人，两辆自行车，骑车已经载不完了，只好都步行。经过灯火通明的长春街头时，正看见长春中学的几个教师以及副校长等人向北走来。他们认出了我，问我干嘛去了。
我只能语言模糊地敷衍着：“有点事儿……”
“马上就中考了，一定要把中考当成第一要务！别让别的事儿耽误了升学大计！”副校长拉住我的手，殷切而诚恳地说，“你是咱们学校为数不多的几个希望之一，可不能关键时候掉链子啊！”
别了老师们，下了长春街向家走，半路遇到了正骑车赶来的父亲。这时，不管别人怎么批评，他都以沉默相对。
父亲就是这样，当正处在气头上时，他的脾气一发起来就不受控制，无论多么恶劣的话都能骂得出来，而一旦气消了，又会暗地里自责自怨，自卑不堪。从文革中走来的他，目睹了过多的不公，吃了太多的苦，生活压力过大等等，又加上以前在社会上所受的各种伤害，都会在性格中留下伤痕，而平时的乖张行径，便是这伤痕的反应。按书本上的描述，他这应该是典型的躁郁症，既脾气暴躁，又忧郁悲观。
母亲不识字，唱歌只会“东方红，太阳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干起活来不要命，曾经是多次在公社里干河工时获得劳动模范的称号。书本上说劳动光荣，偷懒可耻，我这光荣的母亲也就因为年轻时过于劳累，年纪大时得了膝关节骨质增生的毛病，如果不喝止疼药，便疼得无法走路。狗日的当年政府并不会因此对她有任何补偿。
母亲最常说的话题是六零年饿死人。当年已八岁的她饿得双腿浮肿，赶着一头瘦得皮包骨头的小猪在红薯地里瞎拱，每每看到小猪翘起屁股嘴巴前蹄一起上便知道是拱到了烂红薯，便赶紧把猪赶跑，把红薯扒出来。如此忙活一天，再加上沿途摘来的野菜和草根，回家就做成了一顿饭。虽然不足以填饱肚子，但勉强能维持生命。饶是如此，她那个已经六岁的妹妹也还是没有挺过那段悲惨岁月。
正文 桃花缘尽卷 第004章
六零年饿死人的事儿比比皆是，也是老年人的记忆中最悲惨的岁月，其严重性甚至超过了蒋介石炸黄河导致的发黄水。我们这里是黄泛区，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记得那时黄河水是如何遮天蔽日地淹过来，以及随后的饥荒。
但六零年的饥荒才是最严重的，很多家在那个时代被灭门绝户，甚至村子整个儿死绝的都有。但我们村却幸免于难，因为村里唯一的那位党员，跟上边派下来的搜检督导队以党性保证说，刘楼已经搜过了，不需要再翻二遍。于是在周围其他村都被翻个底朝天、所有粮食都被搜走的情况下，刘楼则保存了相对丰足的口粮，而没有饿死什么人。也就是在那一年，村里打了好多年光棍的几个大龄男人，都有了老婆。因为远远的外乡女人，为免去在家活活饿死的命运，听说刘楼有吃的，就摸索着找来，为了一口原本只是给牲口吃的红薯叶野菜汤，而宁愿留下来，打都打不走。
“想起六零年，两眼泪涟涟……”这是母亲常唱的顺口溜，混在“东方红太阳升”等红歌之中，尤其显得讽刺。那个理想主义至上的伟大领袖，为了那高高在上的伟大理想，却造就了罕见的人间炼狱，充分说明大而无当的理想有多大的危害。
父亲高中毕业那年，文革尚未结束，高考没有恢复，这使成绩一直拔尖的他毫无用武之地，下了学，为了娶亲，只好随乡邻去淮北拉包子。所谓拉包子，就是拉着一辆架子车，从远在几百里外的淮北，历经数个昼夜，拉回来一些煤、盐之类的日用品换钱，当时既无平坦的公路。又无额外的助力，只能凭一身蛮力，和难以果腹的家常伙食，其中苦难。可想而知。
父亲有两个哥哥，都已成家，且把家产分光了。父亲因为上学，婚事拖延下来，为了成家立业，必须靠自己奋斗。这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家族传下来的一个传统。
上一辈中，爷爷是家中独苗，且是遗腹子，其成长经历可以说是艰苦异常。爷爷不识字，但懂得很多道理。因为听戏和唱书，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学问和典故，并且自己也学会了讲古记（古记，土话，即古代的故事）。小时候。常常一个下午听爷爷讲古记，其中故事，不光包括“青蛇白蛇爱许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爱情故事，还有许多秀才赶考、金榜题名、为官作宰、衣锦还乡的事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好心的读书人在赶考的途中，过河时搭救了船上的一窝蚂蚁。后来考试时，一个关键的字少写了一点。考官阅卷时。那缺失的一点上密密地顽固地趴着几只蚂蚁，考官看得眼花，没有看出错处，给了高分，使其高中。
爷爷善于讲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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