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河集- 第27部分

　　这些与柳敬亭同时，并且很多是与柳有密切交往的四十三人，及其六十三篇作品，就是讨论柳敬亭“祖籍”以及他的一切问题的最可信依据。这些最可信依据，真是非同小可，撼泰山易，撼这“四十三人，六十三篇作品”的依据，难。

　　但不等于说，学者们就再也不可以对这一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争抢名人”的风气，其所由来久矣，这样的事情过去有，今后也仍会层出不穷。

　　那么，目前的“不同意见”的“祖籍南通”之说，是否有道理呢？我认为，其理由不充分。因此，“祖籍南通说”，不能成立。在不能成立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糊稀泥”说：“柳敬亭是泰州人，与认为他的祖籍是南通人，并不矛盾”。

　　我也跟我敬重的学者一位先生交换过意见，他为弄清柳敬亭之来龙去脉，做了大量考证，但我认为，所提供的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范国禄诗《听居生平话》，而那仍不能作为“祖籍南通说”的充分依据，不足以动摇“四十三人，六十三篇作品”。他对我的意见，也表示同意。

　　因为，说书人居辅臣（居生）当时名气已经不小，他以自己是柳敬亭的门徒高足为荣，也许还是言必称柳的，可见柳敬亭虽已辞世，名气依然很大，乃至比生前还大。既然这样成了海内名人，而且是那样高龄辞世的，就会引起一种特别的关注，这时，或许范国禄（小柳敬亭四十六岁），或别的某个文人，偶然发现馀西曹氏家谱，其中有百年前曹氏二弟兄于某时迁徙至泰的记载，时间推算，恰与柳敬亭之生年对得上，而柳敬亭本姓曹是已知的，则可以“断然”声称柳敬亭就是所迁徙的曹家之后，把其中“曹永昌，字葵宇”者说成就是他。这样“臆测”而抢名人，有没有可能呢？应当说，是有的。然后，又在“臆测”获得的“基础”之上，吟诗作赋，一切就越来越像是真的了。我此一说，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就足以置疑于范国禄。

　　往往一个人成大名之后，人们就喜欢给他找上一个历史显赫的先人，强按到他头上，不这样就不足以说明这个人为何会成就了一番事业，也不足以陶醉和慰籍自己敬仰的内心，而如果一个人成了帝王将相，那他的先人或他的发迹，一定更是不寻常的了，这出于一种不正常的历史文化心理，司马迁早就在《史记》中写下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精辟见解，但人们还是视而不见，到时就全忘记了。

　　与柳敬亭同时代的人从来没有说过柳敬亭原名“永昌，字葵宇”。览阅之下，这方面的说法只有：

　　“名遇春，号敬亭，本姓曹”（《柳生歌并序》，顾开雍，小柳敬亭约十岁），

　　“扬之泰州人，盖姓曹。”（《柳敬亭传》，作者吴伟业，明末江左三大家之一，小柳敬亭二十二岁。）

　　“名遇春，号敬亭，年八十，扬州人。”（《柳麻子小说行》，明末江左三大家之一，阎尔梅，小柳敬亭十六岁。）

　　“扬之泰州人，本姓曹。”（《柳敬亭传》，黄宗羲，明末大学者，小柳敬亭二十三岁。）

　　“柳逢春，字敬亭，本姓曹，泰之曹家庄人也。”（《柳逢春列传》，宫伟鏐，泰州人，小柳敬亭二十四岁。他这句话为泰州《道光志》采用，因为他是泰州本地的学者。）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板桥杂记》，余怀，小柳敬亭二十九岁。）

　　所以，那个“名永昌，字葵宇”，是多年以后的“横空而出”。

　　范国禄诗较长，其中与柳敬亭最有关诗句是“我尝掩泪望馀西，柳家巷口夕阳低”，这被当作柳敬亭原籍的一个依据。殊不知，柳敬亭当时，南通馀西有“柳家巷”么？既然说是馀西曹家，怎么又来了一个“柳家巷”？此“柳家巷”，原《曹氏家谱》中有么？是之前一百年、曹家当时，那里就正好叫做柳家巷？还是因为出了柳敬亭才改叫柳家巷？还是范国禄灵感所至的“神来之笔”？这“柳家巷”多少有点“从天而降”，很难视为“学术”依据。所以，诗中另一句“五狼发迹”之语，都可视为凿空之言。好比如果要拉一个名人来，说他“祖籍”是南京，那就把南京的历史地理风物都堆到他头上去，这就越说越像了。这样行吗？

　　真实的曹氏家谱，对于我们，关键的只有一点，就是家谱与柳敬亭的关系是不是很“铁”？是不是有“铁证”能说明柳敬亭就是那曹氏弟兄的后代？是不是有铁证说柳敬亭就是“名永昌，字葵宇”的那一位？这一条联系，如果不能有力建立起来，就会有“臆测”之嫌。而这一条“铁”的联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建立起来。

　　周志陶先生说得好：“避而不言曹永昌就是柳敬亭的依据”是不行的。

　　打个比方，我姓刘，我把刘邦世家说得头头是道，然后就说我是刘邦之后裔，人家只要问我一句，你的依据呢？我拿不出铁的证据来，前面的天花乱坠，都没用。

　　所以，柳敬亭“祖籍南通说”，仍然只是一种“假说”，这样的“假说”，容许有一千种，但负责任地，我们现在还只能说，“柳敬亭，泰州人也。”别的无法多说。

　　俞扬先生勾稽了柳敬亭“祖籍南通说”的由来，简引如下：

　　1927年《小说世界》载钱啸秋《柳敬亭之世系》文，是他根据通州曹氏家谱，首次提出柳敬亭是宋代曹彬之后，曹彬籍真定府灵寿，其九世孙移常熟，其十二世孙移通州余西场，而柳敬亭即其十三世，名永昌，字葵宇。

　　1956年，洪式良《柳敬亭评传》不同意钱啸秋这种“值得考虑”的说法。与柳敬亭是朋友关系的吴伟业作《柳敬亭传》，也不记柳是宋代曹彬之后，以及敬亭之父由通州移泰州之说，

　　1963年，《江海学刊》载管劲丞《柳敬亭通州人考》文，据曹氏族谱与范国禄诗《听居生平话》，认为柳敬亭之父移居泰州，因而柳敬亭出生于泰州，其本通州人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之《南通县志》说柳敬亭“本姓曹，流落泰州后，改姓柳”（多么草草），而《南通市志》说，柳敬亭“本名曹永昌，……幼时随父迁居泰州，因受陷害成缉捕对象，休息于柳树下指柳为姓。”（亦为草草）。南通之旧志没有柳敬亭传。

　　2003年第八期《文史知识》载陈辽《平话奇才柳敬亭》文，其中依据管劲丞之说，强调柳敬亭是通州人。

　　有关情况就这么多。可见，说柳敬亭是“曹永昌”之说，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的。时间出得早与晚，虽然也很重要，但还不是论定真假的关键，关键只在于“曹永昌就是柳敬亭”的铁证。这样的“铁证”，现在是没有的，也可以说，永远是没有的。仅凭以上所列可做为“依据”的材料，是不足信的。

　　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出的南通二《志》，比起《泰州道光志》中就言之凿凿，相距何远！而这南通二《志》，又如何面对周志陶先生的这句话呢：“四十三位与柳敬亭同时的作者，在六十三篇作品中，无一人提到柳敬亭是南通人，也无人称其为宋代曹彬之后和原名永昌字葵宇者。”

　　因此，1981年9月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戏曲曲艺词典》的说法，“柳敬亭，本姓曹，原名永昌，字葵宇，……通州（今江苏南通）人，一说泰州人。”就是很不负责的。

　　2003年10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江苏名人录》的说法，“柳敬亭，祖籍南通余西场，生于泰州，原姓曹，名永昌，字葵宇。”也是有错的。

　　总之，柳敬亭“祖籍”，既然提出来了，但在没有充分证据前，是不能定下来的，只能是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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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购书记

　　孤陋寡闻，近方得知有个“孔夫子旧书网”，遂上此网去逛了一下。网上购书有一套操作，加上汇款事项，当然要花些时间。现在，所购之书已经陆续从天南海北寄到家来。

　　其中，有的是我以前借读过，所借之书归还原主之后，心想自己拥有才好，这心思有好些年头了，每到书店，就留意其有无。由于涉足书店不多，在有限的范围里终于没发现，心中久憾。不想，如今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了，而且注明“十成品相”，等于是新书，于是立即点击，并且汇出款去。当邮递员敲开我的门，让我签了字，将这套来自远方的书放在我的手上，网络上虚拟的订购，终于变成了现实中摸得着的存在，真有奇迹之感。打开包装，果然是十成品相的一套新书，确实就是我好些年来所念念不忘的，而且比老版的还要好。原价110元，售价连同寄书费共98元，这就是杨伯峻作注的《春秋左传》，一套四册。过去，我心想当有一部《春秋左传词典》，不想，如今在网上看到了，北京某旧书店有售，一九八五年版，于是我花75元把它购来，原先定价只有9元5角。

　　早年耳有所闻，多年思阅而不得的《彼得大帝》一书，也在网上购得，是一九九八年一版一印，译者朱雯在前面有篇序，说作为苏联作家的阿&；#8226；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受着十月革命及其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影响。该书原价46元，售价30元，这个要价不高。而要价较高的，当数福建省的一家旧书店，一本薄薄62页的《漳河水》，一九七七年版，原价1角7分，售价10元，加了多少倍？但我也购来了，买的个“有”嘛。后来发现网上别一家书店，此书仅售4元，其中还合印有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这就是“市场”。此外，购得《江姐》（一九六五年版）与《洪湖赤卫队》（一九七八年版）两部歌剧的剧本，售价为5元和10元，原先定价为6角3分和4角7分，却感觉不算贵。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原价9角3分，售价5元，《静庵文集》原价8元8角，售价8元5角，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