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回答也罢。在那打不死上面的圆面上，我们每每喜欢用颜料点上几个点子，当它旋转起来时，这几个小点子就成了几个彩色的同心的圆，在那里旋转，使你不由得盯着它看，似乎那里面隐藏有无穷的奥秘。在放学之后，在课余时间，在一切闲暇，孩子们都会从衣袋里掏出打不死来，一下接一下的抽打它，有时不免成了一种竞赛，比谁的打不死弄得好看、谁的转得好并且转的时间长。特大的打不死很少见，小巧玲珑的常有，这两个品种转起来当然都特别有风味，多一种好笑和遐想，但过大过小的看来都有欠缺之处，一般都是不大不小的。至于鞭子，当然地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了，最简单的就是在筷子的一头绑上一根不太阔也不太瘦的布带子，总之要抽打起来顺手而有力，那时都穿布衣服，在家里的针线匾子里找一根布带子是不费事的。我们小时候这样的玩具，也许寒酸了一些，也没有什么知识含量，至多可算含有一点力学上的原理，跟如今的电脑玩具在科学上差距甚大，但大约正因如此，它倒更接近自然，使我们能在体力上同时得到了锻炼。
2，木头刀枪
小时候向往自己拥有作为玩具的武器，比如，刀枪之类，大概是很正常的。人在小时候似乎有这种爱好武器的天性，这是不是出于人类原始生活的遗传呢？看来是有一点的。每一个新生儿，都可以视为从最远古走来的人，这不用多说，因为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代生育传下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搏战，写满人类历史直至今日，这一漫长历史甚至带着血腥味，成了人类无意识的记忆，虽是无意识，却比一切有意识强大万倍，密码似的存在于我们身上，一代一代往下传，形成人类自我保护的战斗本能。人类至今一方面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另一方面地球上每天都有战争，不断创造着战争的新形式。人类永远这样地矛盾着。据说人类是终有一天要消灭战争的，但现在看来还很遥远。已经有人预言今后人类将会为环境问题爆发大战。看来，这不是危言耸听。就在我们身边，百姓之间，邻村邻县邻省之间，早就有为了环境问题而纠纷的。这可以说自古就有。如果说，统一的领导协调，是避免这种战争的前提，那么，国际上在缺少有力协调的情况下因此而发生战争也就是不奇怪的了。总之，只要有利益的冲突，只要人类还没有冷静到那种程度；就有战争的可能。中国人一向以爱好和平著称，历史上郑和下西洋，目的众所周知不是为了战争，除此之外好像就没有人再下过什么洋，不像人家动不动就越海而战。多少代我们拥有海洋却似乎不去拥有这个拥有。第一个一统天下的始皇帝到海边用箭射了一下大鱼，也就很满意的打道回衙了，海洋对我们成了世界的边。如果秦始皇的兵马俑是一支舰队，世界将会怎样？讨论齐文化时，台湾学者说姜子牙创建的齐国那样繁荣，原因是齐国在海边上，有海洋意识，比较能搞活。这番话不免有点“现代化”。但所谓海洋意识，国人现在的确不是过去的国人了。眼光越过大洋的第一人是谁，说法可能不一，曾国藩却是较早向外派遣留学生的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学生之一，回来造了中国的第一条自己建的铁路。这两个人在教科书上都很有名。从清朝的曾国藩，到我们今天的普通读者之间，好像是可以联起来的，这联系着的是什么呢？大约就是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存在。小孩子手里玩一把木头刀木头枪可不是儿戏呢。
鲁迅讽刺梅兰芳吗？
鲁迅的一些杂文，语涉梅兰芳，在这篇短文中，我们仅就《坟&；#8226；论照相之类》这一篇来做一个考察。作为文化巨人的鲁迅，会讽刺梅兰芳吗？会很简单地对待梅兰芳的艺术吗？
一段：鲁迅说，近十年北京的照片，其人阔了，则照片放大，其人下野，则其像不见，只有梅兰芳的照片不是这样“挂起挂倒”，梅兰芳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这些照片，也确乎比那些“挂起挂倒的东西标致，即此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而照相馆有时“放大挺胸凸肚的照相者，盖出于不得己”。这段所讽刺的是军阀当政的政治与社会情况，对梅兰芳不但并无不敬，实际上对他的艺术之美还是肯定的，肯定了“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只不过以鲁迅式的杂文语气说出，令人感觉有异罢了。
二段：鲁迅说，梅兰芳扮演的黛玉，“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而小说中的林黛玉给他的印象，不是这样天女麻姑似的“福相”，而“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这看似对梅兰芳失敬，其意实不在此，而是讽刺社会上一些人模仿着梅兰芳扮起天女之类来，拍了照片，“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怜”。鲁迅接着就写道，我们“也就立刻悟出梅兰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盖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实有审美的眼睛”。这段文字，显含某种对病态社会的文化讽刺，但另一面，对梅兰芳的艺术和中国人的审美眼光，却也是肯定的，就是说，中国人是识得好丑的，那些装模作样“拘束得可怜”的照相，毕竟没有资格挂到照相馆里去。“梅兰芳君”的这个“君”字，于文中加得有心，是对杂文语气的一种平衡。
三段：写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有“几位先生”把泰戈尔当作“一瓶好香水似地”，似乎“熏上”了某种“文气和玄气”，这是对当时文坛的讽刺，下面一句写道：“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这分明是对照前一句写到的“几位先生”的，对梅兰芳却是一种高度的肯定，而不是讽刺。言下之意，那“几位先生”之类是浅薄的，而真正能与泰戈尔比肩的，只有梅兰芳。（在《华盖集&；#8226；“公理”的把戏》一文中，鲁迅写及他与陈源“尝在给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可见，鲁迅参加过欢迎泰戈尔的社会活动，而并非完全冷眼置身事外）。
接着，讽刺的继续，又回到照相馆的问题上来，说，泰戈尔在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一些诗人，时髦地戴起了泰戈尔式的帽子，而泰戈尔离开后，这些“震旦（指中国）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指泰戈尔）的消息”，“装饰这近于理想的震旦者，也仍是只有那巍然地挂在照相馆玻璃窗里的一张‘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显然，这也并非讽刺梅兰芳，而是借此针对中国当时的文化现象，并且实际上指出了“巍然”的梅兰芳的艺术不像诗人的时髦那样随风而来又随风而散，而有一种稳定性。然而，当时的中国文化是荒芜的，以至于只有借着梅兰芳来“装饰这近于理想的震旦”。
接下去单独另起一行，鲁迅只写下一句话：“唯有这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在中国是永久的。”这句话含意复杂，在这“永久”之下，指出了中国文化总的状况如何地压抑、扭曲与荒芜。本来，艺术上的男扮女或女扮男，都无不可，但中国戏剧舞台体制为何男扮女成了青衣旦角的规矩？当有其深刻来由，一定程度上是社会黑暗与扭曲的产物。当然，一经成为“艺术”被接受，人们也就以为一向和应当如此。鲁迅曾多次沉痛指出中国人是容易遗忘的。事实上，总的来说，男扮青衣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鲁迅将这句话另起一行，是要引起人们对文化及其现状的深思，而不是否定梅兰芳的艺术，更不是跟梅兰芳过不去。“艺术家”三字打上引号，也并非不承认梅兰芳是艺术家，而仍是指出梅兰芳所体现的“艺术”的令人深思的历史文化背景。
四段，鲁迅说起外国一些文艺家的照片似乎都是有缺点的、不美的，托尔斯泰、易卜生、罗丹老了，尼采一脸凶相，叔本华一脸苦相，王尔德有点呆相，罗曼罗兰怪气，高尔基像个流氓，“虽说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斗的痕迹，但总不如天女的‘好’得明明白白。”下文还顺带的讽刺着说：“假使吴昌硕翁的刻印章也算雕刻家，加以作画的润格如是之贵，则在中国确是一位艺术家了”。这些话，总起来看，是讽刺着中国文化被扭曲的现象：那个加了引号的“好”字，是指向一种“瞒和骗”，即总是不能直面和正视现实；而刻印章固然是中国的艺术之一种，但当作就是雕刻艺术，则未免遗失太多了。这些讽刺都是尖锐而正确的。鲁迅却并没有说天女散花照片不好，只是借此对这“好”加以文化上的思考罢了，况且还举出许多外国艺术家的“丑”来说，举出吴昌硕的刻印章来说，其文化对比与批评的本义是很明显的，他要提倡体现和说出那“真”的文化艺术，而决非针对梅兰芳或吴昌硕作攻击。
又一句另起一行的话是：“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句话其实是点题，点明了本文讽刺的对象不是哪一位具体的艺术家，而是中国文化艺术中透露出的一种深刻病态的东西，是在深刻病态历史社会中曲折生长出来的美。“男人扮女人”，又岂止在舞台？舞台小世界不过是社会大世界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罢了。
接下去一段里分析了太监现象，太监使人放心，但不使人爱，于是推论到，“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这句话指向什么呢？很明显，指向着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奴婢性。而外国“没有这样完全的艺术家”，即“从两面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扮男人’”。
由此可见，鲁迅是从梅兰芳的艺术，进到男扮青衣旦角的艺术现象，进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次，从而作出了尖锐的批判，借着梅兰芳和他的艺术成就作为立足点，去无情解剖中国历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