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从“仁”滑向“不仁”，可以叫做“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刍狗是草扎的祭品，大约是做成狗的样子，而不必宰杀活狗，刍狗祭用之后就作为废物扔了或烧了，毫不可惜的。
那么，面对“大道废”之后一路下滑的趋势，该怎么办呢？老子认为，要“绝”，也就是要杜绝、拒绝仁啊义啊智啊礼啊孝啊这些名堂，努力回到大道上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这主张却也不能简单看成难以做到或疑其不会有效果，至少在实践的意义上，面对某种情况，有时“无为”，却能收到竭力“有为”所达不到的效果，有时你越是“有为”，就越是糟糕，不如放一放，于是仿佛有种自然而然的力量会为你改变某种不利的局面，这样的情况在工作中是有的。
再从老子所处当时时代社会来说，各个大邦小国的“圣人”君臣们，他们的那些德啊仁啊义啊智啊礼啊孝啊忠信啊，其停留在口头上，以及其虚伪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情况才一天不如一天，总也弄不好，兼并也发展起来，你要吞并我，我要吃掉你，天下渐成“春秋无义战”的局面，周朝委屈到了形同小诸侯国的地步，可见大道废了以后的那些德啊仁啊智啊义啊礼啊孝啊忠信啊，也不曾管用。即此可见，老子也没说错。
老子看出了周朝未来的分崩离析，他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怕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真是忧心悄悄，亦有彷徨。于是他提出了向后跑的主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当然是要开历史倒车。
但老子关于“大道”的思维，其哲学价值却是独到而不可否定的。而“大道”就是顺其自然，岂不正是可以导向到社会前进的方面么？所以，老子为社会时代开出的具体药方不对，他的哲学却没有错。另外，他既然拿出了具体方案，也就从“大道”的“无为”的高度，下降到了较低一级的“上仁，上义”的“为之”的高度，只可惜他的正确理论没有能找准实践的方向。
小国寡民的状态，在它自然来到的阶段上，是“大道”的体现，老子不该只记得这个体现，并且还主张将它固定起来，而看不到“大道”还会有它新的面孔。他自己说过，“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可见，他不是无意识中犯了这样理论与实际自相矛盾的错误，他是有自觉意识的，他认为他的哲学与他的具体社会主张二者是统一的。老子，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中国古代两位圣哲，都主张社会向后倒退，这是令人深思的。
一个发言稿
整整七十年前，一九四O年的十月，新四军在黄桥取得了反摩擦、反围剿的胜利，打败了顽固派韩德勤以十倍的兵力对黄桥的进攻。这一军事胜利的政治基础，是陈毅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从江南来到泰州地区，对于李明扬李长江成功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且争取了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从而挫败了韩德勤所坚决贯彻的*路线和政策。发生在泰州地区的这段历史，是泰州人民的一个深刻而宝贵的历史记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泰州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把这段与泰州直接有关的历史写出来；但实际上我仍一无所知，首先需要了解和研究。这样，我得到了地方志办公室的热情支持，在那里看到了一些当事人所写的材料，其中特别了解到“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三万人马的易帜分道，即以大部归顺汪伪政权，以小部到农村去坚持抗战，这样求得其整体实力眼下与将来的保存。这个“中间势力”的生存艰难和它最终的如此这般分化瓦解，生动折射出当时复杂的军事政治形势，可作为“文眼”。后来，在海陵区政协，偶然间，我看到各地文史资料，翻阅之下觉得，它们虽不是直接有关“二李”的，却反映了一九四O年左右江苏地区的一些情况，可作为“二李”之存在的背景透视材料。另外，黄桥战役史料是不难找到的。这样，有了这几方面的材料，遂觉得一切都清楚起来。如果写成一部虚构文学长篇，可能费时要多些，对于写作才能的要求也更高些，而人们首先需要一本记实性的作品。于是，我较顺当地就写出了《苏中风云录》这部二十六万字的记实小说，写作时，觉得是无一字无来历的。此书只能说是对这一题材的一个初步的开垦。《泰州晚报》连载了这部作品，泰州电台又来播出这部作品，说明着社会的承认。明年八月二十六日，是陈毅元帅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我谨以此表示对这个即将来到的伟大诞辰的纪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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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大诗人吴嘉纪
大诗人吴嘉纪（清初泰州安丰场人，今属盐城东台），字宾贤，号“野人”。其祖父吴凤仪，是王艮次子王东崖的学生，这个辈份与李贽同学。而吴嘉纪，却是他的祖父的学生刘国柱的弟子。刘国柱学成后，主讲安丰社学十年。吴嘉纪与“泰州学派”有这样深的关系，他一生做人的高洁和做诗的风骨，根源当在这里。清人已经说，吴嘉纪是王艮的“后兴者”，“野人之诗即心斋之道”。
吴嘉纪《陋轩诗》共一千几百首，切入清灭明的惨史和清初民间痛苦的实际，表现着诗人的冰霜正气和崇高人文精神，而在艺术上寓浓烈于淡远、寄厚热于峻冷，融杜甫陶潜于一炉，在当世就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吴嘉纪生活在烧盐灶丁和农民之中，除了外出会友和诗朋来访，他的生活地位和状况，与最普通的穷民没有区别，只是他不烧盐不种地，有时卖文为生，有时课授生徒，有时收受朋友接济，一生就这样度过。
吴嘉纪迫于生活艰难（尽室命如缕），曾在朋友资助下做过不大的生意（贩薪白驹场，籴麦清江浦），他却羞于所得（腐儒得利归，笑视略不取）。他觉得对他来说，做诗要比做生意重要得多，他把“以诗为史”的责任担上了自己的肩头。诗风“如入冰雪窖中”的他，内心燃烧着书生赤子的热情。他希望做官的诗友能像范仲淹一样为民敬仰。“志同出处殊，我实自由弃”，面对当时的现实；他选择了隐居的生活，以一种洁身自好的孤独屹立荒野。
吴嘉纪要做一个平民诗人，至于他的诗朋之中有后来去做了官而继续跟他做朋友的，有本来就做了清朝官员而在某种场合结识于他的，这些，并没有改变他做人和做诗的准则，他的朋友和他本人的诗篇为此作证。清朝统一全国，社会渐趋安定，民族矛盾缓和，多数士人渐渐愿意做清朝的官，一介穷儒吴嘉纪无力阻挡，而他洁身自好，穷终诗书，在各色人们中聊备一格，也就相当难能可贵。这种长期的忍辱负重和决不动摇，与尖锐情况下的瞬间殉节，表现的都是可贵的气概。
他诗名鹊起在五十岁上下，此时身体有病，更无力靠别的手段养家餬口，所以收受诗朋文友的接济，无论在他或在他的朋友，都成了惯例。他的穷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所以无须惭愧不必遮掩，他就用诗把这样的穷困写了出来。“野渡人归尽，沙田雁自呼。船停枫叶落，月没客身孤。何处鸣刁斗，衰年在道途。倘能免忧辱，飘泊敢长吁！”这是他哀叹奔走的诗篇中很平淡的一首，胸中的苦痛真是深重如海。
有一年春天，他从远方归来，时当播谷，却满野荒草，农民逃亡，“白骨委尘埃，居室余败瓦”。可是，“路有催租马”，那么还能向谁催租呢？于是，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要向诗人收租，“我无半亩田，征税何由派”？刚刚归来的诗人百般解释也不行，诗人口袋里正有从朋友那里得到的接济，他就买了酒食，招待这些人，可是，临了还是不行，“用尽腐儒力，未免公家逮”。诗人的命运与无数民众的命运完全融会到了一起，他的诗也就毫不客气一炉而熔之了。正好诗友汪三韩来看他，闻知此事，把他从官府手中救了出来，汪三韩也悲愤不已！
吴嘉纪66岁逝世，当他26岁时，明朝灭亡，当他45岁时，南明灭亡，清军“扬州屠城”。明末清初社会混乱黑暗民不聊生，所以，吴嘉纪不可能写别的诗，他只能写《陋轩诗》里的诗。从吴嘉纪的诗篇，可以概括出他在“家，友，民，国，志”这样五个方面的情况：
一，家。他的房子东倒西歪，狐狸野物随意进出，睡在床上可以看到青天，半夜常被破屋发出的声响惊醒。他穷得连砚台都卖掉了，无力修屋。风雨之夜，他的破屋终于倒下，仓卒之中他救得儿女出来，躲在草堆里等待天明。朋友看不下去，资助他修屋，房屋虽不咋样，情趣是有的，“遗病一篱菊，驱愁数卷书”，屋外有流水，有老梅。他逃大水时携带的只有书籍和*，返回时再把*种上。他的妻子王睿（泰兴人），一生艰辛持家，支持吴嘉纪的事业。《哭妻王氏》写道，妻子跟我共同生活了四十五年，曾经对我说过，她要在我之前死，问她为什么？她说，想得到你的挽诗啊！如今她果然先我而去了，我边哭边写的诗也许欠工，但妻子的这个愿望是实现了；可是她的愿望实现了，我的悲痛向谁去说啊！他抚摸着亡妻为他劳苦一世的手，痛苦如狂，这时屋外寒风凛冽，落叶纷纷。过去他把酝酿的诗意说给妻子听，妻子每每就流下了眼泪。“闺房有赏识，不叹知音寡”，这是诗人对妻子最高的赞美。他说妻子嫁来之后，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不是兵荒马乱，就是大水时至，而妻子却反过来担心他意志衰减，表示“高义归夫子，饥寒死不怨”。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格力量！“潦倒丘园二十秋，亲炊葵藿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