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消息后，我认真地往学校里面走，注意着路上可能亮着手机的人。我的穿着很朴素，虽然我穿着当时来说最好的衣服，所谓的最好的衣服，是爸爸妈妈和我在一家廉价的专卖店里买的蓝色短袖T恤和灰色的A字裙，T恤大约30元一件，说是最好的衣服，是因为T恤和裙子都是我自己挑的，是爸爸妈妈帮我买的，而我以往穿的基本上都是表姐替换下来的衣服，我有两个表姐，她们源源不断地将不要的衣服过渡给我。
一路上，我没有看到亮着手机的人，直到走到图书馆，都没有看到可能是他的人。我站在宏伟的图书馆前面，看着长长的颇有气势的楼梯，我走上楼梯，看到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发着短信。他低着头专注地发着短信，头发是染过的黄色，有些向外翻卷，他的脸颊清瘦，有小巧笔直的弧度，不需要确认，仿佛我就知道是他。我走过去，轻拍了他一下。
我站在他的面前，对他笑，像是一个老朋友一样。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没有什么特殊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发生，说的都是无聊的话题，而他一直在发着短信，明显是心不在焉的样子。我们沿着上海大学走了一圈，路过体育场、学生公寓、上大的草地还有湖畔。接着，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就这样，回去的公交车开在两旁都在修建的公路上，黄沙漫漫，尘土飞扬。车子没有灵魂一般跌跌撞撞地行驶，我看不清前方的路，前方的路被一片黄色的雾气所吞没，多么像一扇通往现实与虚幻世界交接的门。那样宿命的门，带着幸运与不幸的暗示，而我正要穿越那样的门，回到现实的生活里去了。
我开始了大一的生活。买了曾经一直想看的一些作家的书，偶尔去大学的阅览室，我在那边看杂志，借回一些书籍。
在2002年的年末，我在阅览室里看完了杂志上他的最新短篇小说《幻城》。当时天气已经转冷，看完《幻城》的时候，脚底已经冻得麻木，窗外的天色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漆黑。我给他发消息，说非常喜欢。不一会儿，他回复说那篇《幻城》实际是高中时候写的旧文章了，现在正在写《幻城》的长篇。我觉得很开心，像是和虚构中的人物取得了联系。
我写过一封信给他，说自己讨厌嘈杂的地方，说自己最喜欢的人是爷爷，说我所感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我挺忧郁的，但我的忧郁浅薄得很，我在信里引用了一首诗。
你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
你伸出双手摸着纸上写下的希望
你说花开了又落 像是一扇窗
可是窗开了又关 是爱的模样
总要有些随风 有些入梦
有些长留在心中
于是有时疯狂 有时迷惘 有时唱
信寄出的第三天，我在去体育场的路上，收到了他的短信：“你的信看得我怅然若失。”
生活无奇迹 2
后来，我们开始玩一个叫“仙境传说”的网络游戏，那个游戏是阿亮发现的，于是她就叫上我一起玩。进入游戏的第一个场景就是看阿亮杀野猪，她主动攻击野猪，然后被野猪追着跑。那个时候我住校，学校外面有好几个网吧，我第一次去网吧，第一次玩通宵，第一次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人约束。
他在游戏里的角色是骑士，我是牧师。他在游戏里的名字叫“跑堂的小四”，于是我便也开始叫他“小四”了。
差不多我们就是打游戏才熟悉起来的，我们常常约好了去网吧通宵，我和班上的两个通宵王子去网吧，走进去的时候是黑夜，走出来的时候是清淡的白昼，时间无声息地溜走，一个通宵轻而易举地就度过了。
那个时候他在学校已经上了半个学期的课，或许住不惯学校的寝室，于是他和毛毛、东东、左左四个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房子是毛坯的，任何家具都没有，厨房里只有一个煤气炉，他们在地上铺了一张席子，就这样住了下来。
他和毛毛一间房间，房间的墙壁上贴了十几张电影的海报，台灯什么的直接放在地铺上，他的生活是很简陋的样子。毕竟他是从外地来上海的学生，即使出过一本书，但是也赚不了什么钱，他和大家一起过着拮据的生活。
当时他的头发长到脖子处，发梢向外张扬，他留着曾经流行过一阵的、在脑袋后面留了一簇头发的发型，那一簇长长的头发像尾巴一样。我和他常常打游戏，偶尔发短信。他是我喜欢的作家，我对他的感觉是清新的，有一种和现实的尘世不符的向往的心理，我甚至会发天气预报给他，有时候因为他说不开心，而认认真真地发一条安慰的短信。我坐在体育场的边上，手里握着手机，抬起头看着蓝色的天空，天空里有洁白的云，于是我发消息说“昨天还是阴天，但是今天就变成了晴天，心情也应该向天空一样吧”，那个时候的我就是这样的单纯。
一天夜里，我在寝室里接到小四的电话，他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哽咽，让我觉得意外。他说他忘记带钥匙了，而有人在屋里却故意不给他开门，他就一直等在楼道里。谁在背后说了他什么，把他当成利用的对象，他说感觉人是很虚伪的。他在电话里呜呜咽咽地哭，让我觉得如临大敌，我觉得他哭泣的感觉非常陌生，那种新鲜的、崇拜的感觉，一下子变得有些污浊，我想要安慰什么，可是说出口的只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含糊其辞之后，电话就挂断了。
那通电话没有预兆，也没有后续。就像掉落在了时空的罅隙里。
2003年的圣诞节，我和小四、阿亮、清和和几个人去了新天地那边的一家麦当劳，他第一次说起成立一个工作室的构想。那个时候，我们身上没有多少钱，回去最晚不能超过地铁末班车的时间。有时候自己口袋里只有几块钱，如果错过了末班车，就要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让我打车回来，然后在路口接我，打车回来的时候，几乎都抱着愧疚的心理。
那时，我们在麦当劳里只点了饮料，慢慢地喝。他说起要做一本刊物的种种，他说要做一本高质量的图文混排的书，“只要好的设计再加上优秀的文章，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阅读上的享受，就肯定能做好”。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什么经验，有点儿像天方夜谭，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但是他却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即使是现在，他也常常自信满满地想出一些创意和选题，他仿佛有一种超前的意识，一些云里雾里的事情，他都看得特别地清晰。我们觉得，既然他那么了解，那么跟着他一定没有错。他的沉着和自信，将一些庞大得不着边际的困难都化解了。就这样，我们认认真真地决心要干一番了不起的事业出来。
那天在回去的地铁里，他一直沉默着，仿佛在思忖着事情，他的双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眼睛专注地盯着一个方向。那个时候的地铁比现在破败很多，地铁的两端是两个深不可测的黑色的洞口。我望向地铁驶来的方向，有黑色狭长的风从洞口里吹来，那里亮起隐约的光线，我回过头，是车灯还是什么，在他的眼睛里光泽熠熠。
生活无奇迹 3（1）
2004年我们就开始做《岛》杂志，起初我们是五个人，“island”中的字母“s”被我们替换成数字“5”，象征着我们五个人。
我们租了一套140平方米三室一厅的公寓房，当时我和和清和阿亮一间房，房间的面积相对大一些，有独立的卫生间。我们的房间乱七八糟，环境被小四嘲笑过很多次。但其实小四说话喜欢夸张，比如他说阿亮的床头“堆满了衣服，衣服堆积起来的高度把窗户都挡住了，在衣服之间还发现一个用过的方便面空盒，盒子里都发霉了”，其实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他曾经形容我们女生卫生间里的马桶常年堵塞，而且没有人去修理它，于是马桶里的液体变成了黑褐色，一日他掀开马桶发现里面竟然长出了蘑菇。这样的说辞也不是全然可信的。他这个人，无论说什么事情都喜欢极度地夸张，有点儿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
《岛》做到第五期的时候，清和出国了，变成只有四个人的局面，每个人负责一项工作，人手非常有限，时常日夜颠倒。我的工作是审稿，起初我看纸质投稿，后来看一个投稿邮箱，最后我同时看纸质投稿和两个投稿邮箱。
无数次，我提交给小四的初审被说成“一堆屎”“没有一篇好的”“质量太差”……他在工作上要求挑剔，不在乎给别人以打击，他像婴儿一般表达自己的不满，比如“没有一篇稿子是满意的”“这次的初审质量都非常差”“看了开头就不想看下去”，他直接对我说完这些，我便不知道接什么话比较好。按照正常逻辑，第一个反应应当是解释一下，因为我绝对不是抱着审“一堆屎”的心态来过初审的，可是，他将话说得太彻底，就仿佛堵死了一切看不见的后路，任凭解释什么，都带着不负责任的意味。所以我几乎是不解释的，直接接受就好了，说到底不就是审美差吗？
当时，即使觉得委屈，也还是轻易地否定了自己。虽然每次，我都希望所有的初审可以过终审，我希望作者的稿件可以得到认可。为此，我和作者们时刻地沟通联系，和他们交流审稿的意见以及修改的建议，可是，稿子还是被终审退稿了，被退稿就代表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我对作者说“稿件没有过终审，请继续努力”，说稿件好的人是我，通知稿件被终审退稿的人也是我，人或许就是必须做那么矛盾的事情，这让我觉得有些沮丧。
被否定了几次之后，我开始胆怯，觉得对审稿这样的工作无法胜任。那似乎是一个空中楼阁，它建在一个看不到甚至感觉不到的地方，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稿子可以符合小四的要求，每次我过的初审，都仿佛抱着博弈的心态。
一次，看到一篇文章，自己觉得还不错，但是又唯恐再被终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