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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懒洋洋地下车，街对面开过来一支奇怪的队伍，全部是花甲老人，但全部清一色绿色军大衣，每个人胸前都别着闪亮的军功章，一个领头人一声喊：“一—二—三—唱！”所有人全部唱起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身边的刘队告诉我，这些全部是当年的志愿军老战士，都退休了，可所在地的有关部门执行的还是二十年前的津贴政策，一个月才几十块钱补贴，穷得受不了才来这里讨个说法。
队伍昂首从防暴警察面前走过，看着那些刻满沧桑的面孔，想到那些在和平年代里我们无法体会的生死一线，想到那被误认为摇滚巨星的格瓦拉，我实在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敬礼——老英雄们！”
“你他妈干什么？”刘队慌了，对面街上的指挥官也冲这边望过来，刘队伸出手打算把我拉进车里。
这个时候，最激动人心的一幕突然发生了，所有的防暴警察都像收到命令一样缓缓举起右手，向那些保家卫国的英雄们行礼……最后，连刘队也不例外。
歌声飞扬，直入云霄……
第二天，我由于带头敬礼被要求停止工作一个星期，留在队里边打扫卫生边进行反省。
教导员说：“你不是还有一周就快考研了吗？到学校复习去吧。”
我提着书包和行李，走出警察基地的大门。
这世界还是好人多，真的。
雪中考研、飞虎队恩怨和英雄的脚踝
又是考研的日子，大雪再次如约而至，缓缓沉入校园里，一夜间，整个校园银装素裹……
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我汇入滚滚人流，走进了二○○○年度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场，英语、政治、刑法……一门门功课逐一拿下。
第三天上午，当我提前一小时做完考卷时，听到窗外雪落在地面上沙沙的声音，忽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天籁。走出考场，长叹一声，我一下子仰躺在雪地上，泪流满面，直到全身快冻僵了才缓缓站起。
考完后，师兄和几个大学同学请我吃饭，然后送我出学校，路过书店时师兄推荐我买了几本书，分别是刘军宁的《共和民主宪政》、苏力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那几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使我逐渐确立了偏于自由、多元和宽容的思想模式，务实、入世的学术态度，以及在内心深处对一切过激的极“左”思想的排斥甚至厌恶。相信人们都有一个从盲从和迷信而逐渐走向独立思考的阅读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我们的思想或许会缓慢螺旋上升，进而成体、成熟。
回到队里，我的工作便自行恢复，每天依然是关在队里训练，偶尔会和隔壁的特警大队踢几场友谊赛。
说到特警队，依习惯我们还是叫他们“飞虎队”，那帮家伙也乐于接受这个称号，但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一度很僵，因为他们经常在白天进行射击训练，打起子弹来像开了水管，哗哗往外泼，可是我们每次下了夜班都要在白天睡觉，枪声震天快把我们弄得神经衰弱了。去交涉，未果，打又打不过，就骂。常常可以看到巡警和特警隔墙大骂的壮观场面，我们说他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动物（他们多数是体育学院毕业的学生和转业的特种兵），以我和几个中文系的大学生为主要骂手。他们则大骂我们是不堪一击的绣花枕头，每次摆不平的事情全靠他们来料理，一般由其排爆队长牵头。一时双方积怨甚深。
后来有次我们配合烟草局打击了几个很有势力的烟贩子，抓了不少人还扣了货。那帮人也真是猖狂，居然聚集了几百个地痞流氓来冲击防暴警察基地，当时刚好主力队伍都去执行保卫任务了，剩下的几个中队看着就应付不了，又不能真的开枪，这时候飞虎队的兄弟们赶来增援，他们也不和歹徒们正面对抗，居然摆开阵势在他们面前操练起来，女队员表演飞刀绝技和擒敌拳，男队员则表演诸如胸前碎石、脑袋撞瓶、开砖神掌等走江湖的套路，居然把那帮家伙唬住了，愣是没一个地痞敢近基地大门一步。最后作鸟兽散。
从此飞虎队对防暴队就算有恩了，屁股翘得更高。我们躺在床上听着外面枪声隆隆的时候只好窝在被子里问候特警队员们的直系血亲。时间长了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把靶场搬往郊区。我们遇到配合烟草局和质量监督局行动的有偿劳动时也会邀上他们，从此特警巡警一家亲。
关于那位排爆队长，后来和我也就点头一笑的交情，从没说过话。再次上勤巡逻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咖啡厅发现了一个土制炸弹，我和小毛观察了半天觉得是真的就汇报了上级，马上排爆车就开来了，排爆队长穿着排爆服走过来，老远就看到我：“书生，没你的事情，闪开！”我习惯性地要回骂，被拉走。
他开始独自埋头在炸弹前工作，我们则躲在警戒线后维持秩序。有个飞虎队的熟人说这是该队长拆的第二十四枚炸弹。“操！真不吉利！”小毛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轰的一声响，眼前一团白色烟雾。排爆队长一身血污地倒在地上，拼命抽动着双腿，大叫：“我的手，我的手不见了。”大家全部冲上去，一帮人负责包扎抢救，一帮人含着眼泪找手，最后在一个污水沟里找到了他的右手，手还在抽动……
那位队长成为了英模，在接上一只假手后，又开始出现在这个城市各个炸弹出现的角落，依然是排爆队长。我很少再见到他，但一直在为当年对他所有的恶言攻击而自责不已。
说到英雄，我又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那位被张君一枪点中脑袋的防暴警察李亮，他被抢救过来后只能维持五岁儿童的智力。常常一个人痴痴地望着脚踝上系着的铃铛，那是他的女朋友送的，女朋友在他变得痴呆后消失了，而他也记不起自己为什么对那个铃铛那么牵挂，只知道，对于过去的自己，它很重要。
《焦点访谈》曾经专门做过一期节目，电视上的他正吐词艰难地跟着护士唱一支歌：“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
当那些随意拿枪杀人的恶警们化为腐土，英雄们却将不朽。
泡妞战袍、球场保卫和与足球有关的烧砸闹腾
春节过后，晴川市一条著名的商业街频频发生抢劫外地个体商户的案件。为了保护投资环境，市公安局长下令防暴警察全部换上便衣开进去，配合刑警打击盗抢。
我们中队的任务是扮成帮人抬货的苦力，俗称“扁担”，散布在商业街的各个角落寻找线索和进行警戒。因为很多抢劫团伙也是装成“扁担”进行火力侦查的。
上级并没有发伪装用的衣服给我们，同志们只好八仙过海，自己在存货里找些看起来比较土气的裹在身上进行伪装。陈班长最聪明，从旧式警服里挑出一件穿上，并得意地宣布他的观察结论：“中国有一半的‘扁担’穿的是旧式军服和警服，还有一半穿的是国产劣质西服。”大家都大骂他狡猾。
我打开衣柜，让兄弟们帮忙挑一件能让我看起来最像“扁担”的衣服。大家一致推选一件明黄色的防雨布料的外套。“那可是我最引以为傲的，我大学时追妹妹的战袍呀。”我哀叹道，从此再也不敢奢谈品味二字。
我们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像一群游魂野鬼般在商业街的大街小巷游荡至红日初升，寒风瑟瑟，却连犯罪分子的鸟毛都没看见，迎面刮来一张破报纸打在我脸上，头版标题赫然写着：“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上百防暴警察进驻永新街。”
“有时候媒体的确是舆论监督的前沿，可偶尔也瞎掺和，都他妈告诉犯罪分子我们来了，他们再出来抢劫不是大脑短路吗？”我讪讪地骂道。
苦巡三日，终无所获，上级通知我们改为化装成游客在街上抓小偷，前段时间都在说有人抢劫，现在警察来了却一个没抓到，不是证明我们无能吗？天可怜见，那段时间那条街几乎每几十平方都有若干便衣，谁敢行劫呀。不过让我欣喜的是自己不用再扮苦力了，要知道我由于看着尚强壮曾被多位商户发出过邀请，但是出卖苦力后换来的辛苦钱却全部被队里的兄弟化为傍晚的烧烤和啤酒。
不久每个中队都传出抓到小偷的消息，我们却没有任何收获。刘队下了死命令，抓不到人整个中队就全部再去装苦力。我们只好出阴招，我往自己的书包里放了一百块钱，在书包边缘露出个角，然后装作不知道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两个便衣，这完全是鼓励别人来偷……几年后回想起来觉得这样很不地道，因为很有可能一个普通人也会动点占小便宜的念头铤而走险……但问题是连我这一招都没管用，一路走下来，很多大叔大婶都会善意地提醒我：“小伙子，你钱露出来了。”让一度认为世风日下的我觉得人心亦古，人民群众是最伟大的。
巡街任务的最后一天，我的考研分数公布了，总分排在本专业的第二名，基本能说胜局已定，大家都替我高兴。我也很庆幸一番辛劳终于有了回报。给安翔打电话报喜，他高兴地告诉我自己也顺利上线了。
或许是为了衬托喜庆的气氛，我和小毛在快下班的时候看到一个小贼正拿着镊子从一个商户裤兜里往外拣一钱包，我们二人相视一笑，绕到那小子后面去一把把他扭住反剪起双手，小毛开心地对我说：“抓到小贼一个，为君金榜题名而贺啊。”
本地民风剽悍，尤其是球迷，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尚武精神和集体荣誉感，每逢重大赛事，沿街都是插满彩旗的卡车载着大批兴奋的球迷从周边汇集过来。球迷们面对比赛结果也一向尽显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