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京沪那边已经先期举行了抗议北约霸权的学生游行，我们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做好条幅，开完声讨大会，我们就上街了。
游行之初，队伍尚称得上井然有序，周边几所高校的学生也陆续加入了队伍，我们扛着旗帜喊着口号一路往F国领事馆行进。周围的群众也不时投来赞许的目光，几辆警车隔着老远跟着，不是为了阻挡我们，而是把一些打算混进来闹事的闲杂人等赶开。于是我们的自我感觉更加良好，欣欣然间觉得也承继了些五四的遗风。
经过一家麦当劳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这可都是美帝国主义的在华产业呀！”于是队伍出现了分流，一部分师弟呐喊着冲了进去，坐定后大拍着桌子要里面的服务员给我们供应汉堡、鸡翅和饮料，有人开玩笑说向美国佬索赔时这一部分钱就算抵消了，人群一阵哄笑。
快餐店的经理用意味深长的目光审视了一下我们这些在五分钟前还仿佛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天之骄子，然后示意员工把汉堡和可乐端给我们，毕竟新闻中已经报道了成都的学生砸毁当地外资快餐店的事件。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很羞耻，这难道就是我们游行的意义所在么？如果真是如此那和那些砸抢的暴徒又有何异，只不过我头上顶着一个“爱国”的光环，显得不那么赤裸裸罢了。我把校旗往地上一丢，说：“老子不牵这个头了，你们谁爱拿谁拿。”几个师弟忙问我到底被谁招着惹着了，我指着校旗对他们说：“我丢不起这个人。”
队伍到达F国领事馆门口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上千人，大批的防暴警察开了过来，学生们明知道他们也是例行公事，可大流总是要随的，于是高喊着口号一阵阵起哄。
警察们表情肃穆地排成人墙，阻挡人流继续向前推进。无数墨水瓶子越过人群砸向他们，由于怕激化矛盾，墨水瓶多数都在他们身后的墙壁上裂开，但飞溅的墨汁依然有不少落在他们身上……
在呐喊的声嘶力竭、口干舌燥后，人群渐渐散去。清点人数时，不见了同学安翔，正着急时这小子一路摇头晃脑地跑了回来，问他做什么去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光喊口号解什么气啊，我去停车场把那帮洋鬼子的车轮子全给卸了。”大家纷纷指责安翔此行有失咱中华礼仪之邦的体统，安翔答道：“屁！我这还算客气的，路边那几个科技大学的小子把警车的车灯都给砸了，警察们坐在里头连屁都没放一个。”
五月还没过完，大家已仿佛淡忘了月初的那些轰轰烈烈，打出“抵制美货，除了计算机”的横幅的同学们照样为NIKE的每一次大减价而趋之若鹜；肯德基、星巴克依然是穷学生们约会的首选；被拒绝赴美签证的同学纷纷去新东方咨询新局势下的签证技巧，个别投机者甚至跑到系里去开学潮时自己不在学校的证明……
四年后，一位《人民日报》社的主任编辑在其著作中这样评价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年轻人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既不肯领会‘容忍’之境，也不愿承担‘自由’之累。年轻人白天说说‘民主’或者什么价值观念，有时候还会参加抗议外辱的游行，甚至扔几块石头表示义愤，态度十分认真。不过，他们投身理想的时候，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专注和发自内心，又几乎完全不懂其中的含义。到了晚上，便回到灯下发奋苦读，去互联网上查阅国内行业工资、国外大学排名，把攻克英语的热情从‘托福’转向‘雅思’。这时候他们往往显示出更加精确的判断力，相信实现梦想的道路就在这白炽灯下，而非街头政治。”
六月二十五日，我毕业了。在火车站含泪送完最后一批远行的同学，我最后一次打扫了自己的寝室。提着行李出门时，我狠狠地再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间，我知道，我的大学生涯或许就这样一去不回头了。
七月十七日，按约定的时间到市局政治部签协议。干部处的大哥通知我，为了保证我们能迅速熟悉公安业务、胜任警察工作，新分来的这批大学生必须接受三个月的封闭性岗前培训，由特警大队和警官学校选派优秀教官对我们进行训练。
由于第二天就要到警官学校报到，当晚我只好到一个做电器生意的高中同学家借宿，同学的家也不宽敞，我便主动提出睡在店铺二楼的仓库。
那天晚上，在那间弥漫着塑料味道的小屋里，我仰躺在一张旧行军床上，听着头顶的吊扇嘎嘎啦啦唱歌，心想：“今天早上从家里出来赶火车时，可没想到晚上会倒在这么个破地方，而明天又会睡在哪里呢？从新民警培训班出来后，又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容身之地？”
从小学到大学，不是睡在家里，就是窝在学校的宿舍，真正从校门走出来迈入社会了，才真正地发现困扰我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一席安睡之地。
有位画家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天真，就是希望雨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曾经天真的我们在即将把自己丢向社会的前夜，突然觉得，原来今天能够知道自己明天晚上在哪里睡觉，也是一种奢侈的稳定。
心里这才突然涌起一种漂泊感，原来自己真的已经走出象牙塔，即将走入社会。
风云际会出我辈、魏晋风度和橄榄绿理想
晴川市警官学校的自动门在我进入后缓缓合上，我拎着自己四年来在这个城市里的全部家当——一桶衣服、一卷席子和一口袋书，禁不住回头望了一眼门外的车水马龙，然后茫然地审视着这陌生而又仿佛熟悉的校园，暗暗地问自己：“怎么绕了一圈又回到学校来了，在这儿又会认识些什么人，发生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与我带着同样的疑问走入警官学校的有来自全国各高校不同专业的一百五十名大学生，经过重新编排、整合后我们被编为三个班，并被安排在二十多间宿舍里，这其中，有男生一百一十五名，女生三十五名。
我被安排在204寝室，在这里，我认识了大胖、二胖、小胖、阿理、早早、大飞和阿轩。
刚见面的时候大家还不好意思主动搭话，都忙于诸如及时抢占下铺，铺垫被、席子以及架设蚊帐等工作，后来实在没什么好忙活的了，大家方才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相视而笑，情景倒很像大学新生刚入学时的场景，恍然间居然有些时光倒流的感觉。
都是学生，只好以专业攀亲，我先自我介绍自己是学经济的，接着就有一个面孔黑得很健康，头发卷卷的男生接了话茬儿，自称是理工大学学国际金融的，并自我介绍说叫阿理。我们正打算一起吹一下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下的货币政策，二胖和阿轩也过来认亲了，原来他们分别是财经大学会计系和民族大学金融系的，寝室里霎时间就喧闹起来，几个人开始就各类经济前沿问题胡吹乱侃。
聊了会儿全球经济形势大家才慢慢发现不对劲，原来哥儿几个都是以市局经济犯罪侦查处的名义被招进来的，可是这个处的指标据说极为有限，怎么会光我们寝室就住着四个学经济的。于是大家又开始在心里暗自嘀咕，揣摩着谁是自己分配时的竞争者，谁又是那个被市局骗进来的可怜虫。
接着自我介绍的是早早，一米八一的大个子，却又是一脸清秀。早早是重点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英专八级，话不多，却透着稚气和实在，一看就是那种乖孩子的典型。我和阿理都认定他应该去出入境管理处或者外事处，将来陪着领导出国考察或者给外国来访的警务专家当翻译。
我们聒噪的时候小胖一直在一边沉默不语，只是偶尔应景似的发出几声傻笑，后来还是阿理主动问他的来路，他才告诉我，他和我是同一所大学毕业，主修计算机软件设计。其父官拜某区的区委书记，但是这家伙看着却很朴实，不高，脸圆圆的，一笑眼睛就被肉堆得眯起来，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之感。
大家都很奇怪：“你们这专业不都被各大网站挖光了吗？你怎么明珠暗投了？”
小胖端坐在床沿，品了口矿泉水，得意地道：“我爸说了，叫得越欢的东西越不值得相信。你们看张朝阳在清华说的那些话，什么互联网是永不破灭的泡沫。在我眼里，泡沫就是泡沫，破灭不了的那是水泥。”
阿理夸赞了番伯父的高瞻远瞩，再次强调了虎父无犬子的论断被实践检验的可靠性，然后逗小胖说：“那你进了公安局可算是舍泡沫而取钢筋混凝土了，不过这里的工资可远比不上网站里的十万年薪啊。”小胖意味深长地一笑，然后说：“我也不在乎什么高薪，只要在工作中有一台属于我自己支配的电脑就足够了。”
明珠暗投的不仅仅是小胖，还有一直望着我们憨厚地笑着的大飞，此人乍一看貌不惊人，壮实得像个小牛犊，但报上名号山门后还真把房间的几个家伙震得晃了两下，此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来已经被广东省一家银行招去当行长秘书，可惜他实在不知道行长秘书一职的含金量，又很想回家乡侍奉双亲，遂被骗到这里当了警察。
他参警的缘由据说还有个插曲，大飞一直是好酒好肉之人，行事颇讲求些魏晋名士的倜傥风度，曾有多次酒醉后穿着拖鞋如失去控制的巨型坦克冲进未名湖的经历，连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也为《论金庸小说和中国道家的出世思想》。
当年市公安局派往北大招警的人士也有些传奇色彩，是本局唯一的犯罪心理学专家，该公最擅长的就是给人相面，并把这当作知人善任的一门学问。当时北大有六人报考这个职位，别人的简历都是夹满著作厚厚的一叠，大飞的简历才两页纸，专家把大飞叫到面前细细端详了半天，然后拍板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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