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着“还我儿子丈夫之类”的话，大家都觉得很纳闷儿，不是来抓逃犯的吗，关这帮村民什么事情啊……没人给我们答案……
前排的人群开始对我们拉拉扯扯，有的人帽子被抓掉，有的人肩章被撕掉，有的人手臂被抓出了血印，开始有人趁乱打些暗拳，我们这群菜鸟警察只能手拉手缓缓后退。
从村民的吆喝中我们大概明白了些情况，他们都是洪水后迁来的非法移民，政府开始也没当回事，任其在这块闲置的土地上聚居，渐渐地他们在这里开了池塘并接来家人慢慢形成了自然村落。国庆要到了，上级又要开始严格控制暂住人口，这些人依法都要迁走。这时村里有人造谣说这块地要卖给外国人做高尔夫球场，于是村民开始不安、不满，进而行动起来，经常组织人去市政府门口闹事，还把派出所派来做劝说工作的车给砸了……
我们这才知道刚才抓捕组抓的都是带头闹事的人，是他们的父老乡亲。而我们则成了吸引注意力的诱饵，所有的兄弟都一脸悲愤，觉得分局的人拿我们吸引注意力可以，怎么着也应该把事情的原委提前通知我们呀。
这时候郑队长突然拨开人墙冲到我们前面，并和人群中一个为首的老者对话，说什么我们没听见，可是很快看见他被打了一耳光，接着听到有人在后面喊：“把他们全部扣下来当人质！”
人群开始骚动，后面开始有些黑糊糊的东西朝我们飞过来，有些同学被击中，歪倒在地上。原来躲在妇孺后面的一些人朝我们丢起了砖头。接着，连妇女和老人也开始动起手来，有些同学被拉进人群，警服被撕破，肩章被扯掉。
突然，我发现身边的小胖斜着朝我靠过来，我赶紧接住，伸手一摸他脑袋，感觉黏糊糊的，忙大叫：“小胖被砸伤了！大家小心砖头！”几个同学开始忍不住还手，把对方几个动手打人的往我们这边拉，我也气愤起来，把一名正拿着锄头砸向阿轩的妇女一把推到农田里，突然一个小姑娘死死抱着我的大腿大叫：“解放军叔叔，你别打我妈妈！”
我心中痛得不行，感觉我们简直和进了村的鬼子受的待遇没两样，这难道就是我们第一次执行任务？这会儿连步子都挪不开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阿轩大叫着冲过来，一把将小姑娘扯开，因为后面已经有个人拿着钉耙照我站立的位置砸了过来。
只要一个同学被拉到人丛中，周围的战友就马上往那个方向涌，拼着吃奶的劲儿把他抢出来。那可真是比抢亲还艰难的过程，无数拳头和棍棒招呼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不管不顾，一心把受伤的同学给拖回来，因为我们知道一旦被拉到村里去，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很多同学受了伤，大家缓缓撤回国道，发现路边已经横七竖八坐着很多浑身是血的同伴，多数都是被抓伤、砸伤，还有很多头上缠着绷带的，每个人都是一脸悲愤。我和阿轩搀着小胖，几个抬着担架的人过来把他接上开往医院的警车。这时候分局的人过来登记大家的受伤情况，大家都用怨恨的目光看着他们，怪他们没有提前通知我们采取防护措施。
也许是有关部门这才意识到事态的棘手性，大批的防暴警察乘着几辆“依维柯”赶来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防暴警察，清一色的黑色头盔在路灯下看着亮裎裎的，黑皮靴，个个手拿盾牌，腰间挂着匕首和警棍，和上一次在F国领事馆门口的装束完全不一样。
指挥官简单交待了一下任务，所有警察一声大喊：“明白了！”接着就列着方阵往村子里面开，皮靴打在地上夸夸作响。我们先是又羡慕又佩服地看着他们，觉得这才是真正警察的样子，后来才意识到还有三个同学没回来，也许已经被扣在村子里面，于是我们受了轻伤的几十个人也跟着队伍往村子里头冲，心想不管这次事件对错在谁，怎么着也要把被困的兄弟们先解救出来。
再次冲进村子，到处都是迎面飞来的砖头和石块，又有人被打伤，打人者也很快被防暴警察拉出来，反铐上押到外面。几个同学很快被找到了，他们倒在一个粪池旁，浑身是伤。
两个小时后，我们回到路边休整，分局的同志给大家发了矿泉水和面包。我们无精打采地盘腿坐在国道上，一口气把水喝干，把面包垫在帽子里，因为很怕再冲进去面对漫天飞过来的红砖……
回到寝室，和大胖、大飞等人说了当晚的情形，大家半天沉默不语。
第二天，我们向教官请好假，去医院探望了小胖，他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头部只是被打破了点皮。
几天后，派出所来找小胖做笔录，据说打他的人被抓住了，打算告那人涉嫌妨害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小胖什么也没说。
多年后，寝室的兄弟再次相聚时我们仍好讨论那个夜晚，大家都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看到《南方周末》里提到的那些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公也会愤愤不平，时常把人文终极关怀挂在嘴边，可是为什么在那个夜晚，我们会向我们平素关注的那些弱者抡起拳头和警棍呢，难道正当防卫和职务需要就能作为辩解的理由吗？面对本来是非法移民的人们的要求，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和缓的解决之道？移民们为什么不尝试以行政救济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游行和暴力？
我们费解，又仿佛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渐得解。
二○○二年，再次经过当年的小夏村时，那里已经起了一片高楼，旁边是正兴土木的高尔夫球场和大型赛马场，来去匆匆的游人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三年前的某个喧嚣的夜晚，一群年轻人在这里经历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七日，新训班宣布解散，我们按事先拟好的名单被分配到市公安局的各个部门：
大胖被分往安康医院，据说是去管理那些俗称“武疯子”的精神病患者。
二胖在江南分局派出所刑警队做内勤。
小胖去了技侦部门，做了一段时间外线跟踪员后改在机房工作，维护一百多台计算机的运作，他的梦想得以超标实现。
早早被分在江北分局看守所，担任管教干部。
阿轩被分入北岸交警大队，正式成为了他心目中的二流警察，每天站在全市最繁华的路口指挥交通。
我和阿理光荣地成为了防暴警察，他被分在市局防暴支队第一大队，我被分在第八大队。和我们同命运的还有这一批六十多个兄弟。
只有大飞的分配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他进入政治部宣传处负责公安宣传工作。
分配名单宣布后，我们就被命令收拾好行李，依次坐上各单位来接我们的专车，连互相告别和吃散伙饭的机会都没有。
坐在警笛呼啸的车上，回头看看在其间生活了两个半月的警官学校，我突然有种前途未卜的感觉。
但是我知道，新训班的生活仅仅是个过渡，真正的警察生活，才刚刚开始。
第二部分
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巡警和防暴警察有什么区别，直到大熊向我们细心解释才明白巡逻民警处和防暴支队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平时武装巡逻做110警员，每隔六个月再转成备勤力量整编为防暴警察。得悉真相后自己心里窝火透了，真想仰天大叫：“他妈的，老子读了四年国际贸易居然被骗来当了巡警。”这时连跳车而去的心都有了，见周围几个新民警都是愁眉深锁，低头不语。我也只好唾面自干，随遇而安了。
防暴大队、荷塘院落和天籁鼾声
接我们的大“依维柯”在公路上奔驰，开车的是个面孔白净斯文的小伙子，戴着大框的眼镜，不过此人块头很大，站起来就俨然一座铁塔，发车前他做了自我介绍：“我叫熊大勇，是你们即将分去的巡警八大队的内勤。你们在队里呢，就随大流叫我大熊好了。但是在外面，尤其是女孩子面前，可一定要叫我大勇。哈哈！”我们几个新民警忙不迭点头称是：“是的，熊哥。哦，不是，勇哥。”“得了。别这么客气，像他妈小混混拜山门似的！”大熊背着我们一挥手道。我们也觉得还真有点像，于是满车的人一起哄笑起来，气氛也变得轻松了。
路上我们都攒着无数的问题问大熊，比如我们到底是做什么具体工作？带不带枪？居住条件如何？大熊是个热心人，一路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故意放慢车速留给我们足够的提问时间。
从大熊嘴里我们了解到接受我们的是巡逻民警处第八大队，是直属市局的八个巡警大队之一，每个大队各自负责不同的巡区的治安并定期换防，另外还有两个王牌队——特警大队和飞行大队也属巡逻民警处的编制。
在此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巡警和防暴警察有什么区别，直到大熊向我们细心解释才明白巡逻民警处和防暴支队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平时武装巡逻做110警员，每隔六个月再转成备勤力量整编为防暴警察。得悉真相后自己心里窝火透了，真想仰天大叫：“他妈的，老子读了四年国际贸易居然被骗来当了巡警。”这时连跳车而去的心都有了，见周围几个新民警都是愁眉深锁，低头不语。我也只好唾面自干，随遇而安了。
汽车缓缓开入一个临湖的大院，院内无数辆警车一字排开。一个大个子警官正对着十几名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的警察进行上岗前的训话，大熊告诉我们此人是本队的教导员。据说他曾经也是一名普通巡警，后来在一次火灾中带头冲进火场救人并冒着生命危险拖出三个煤气罐而被上级褒奖，并得以破格提拔。
车门打开，我们依次下车，每人都忍不住四处张望，打量着这陌生的单位。我拎着行李环视四周的环境：自己正面对着的是一个六层高的大楼，据说这就是我们工作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