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根据地的，可是跟随他来的护送部队已经严重减员，他们几次穿越封锁线都没有成功。德钦丹东也没有办法，只好无可奈何地命令他“就地闹革命”，做一些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久，他们就与中央根据地失去了联系。
到了1968年年底，耶博巴当方才从仰光的广播中听到波吞迎和芒苏敏等人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惨杀以及德钦丹东主席在逃亡途中被自己的随从所枪杀的消息，他再也坐不住了。
耶博巴当是缅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当吾县整顿团团长。他与伊洛瓦底三角洲整顿团团长波吞迎不但是好朋友，关系密切，而且两人观点基本上一致，都认为德钦丹东主席的“以我们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路线违背了毛泽东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略原则。他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只有波吞迎一个人知道，而是在许多场合都说过，是个公开的秘密。现在波吞迎因观点不同而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因此而被杀，虽然德钦丹东已经死去，但是他的继任者德钦辛全盘继承了德钦丹东的衣钵，杀起不同观点的人来，心更狠，手更辣。耶博巴当心里完全明白，不论就自己的观点还是与波吞迎的关系而言，他都躲不过德钦辛的那一刀。好在他如今身在缅西，在缅南的德钦辛对他至少目前还是鞭长莫及，而他又深知苏登政委是个有头脑的正直的人，于是他要走一步险棋，铤而走险了。他找了个借口，要求815 根据地派兵把他送到苏登政委新开辟的05根据地，然后再请苏登政委派人带他去见主管东北军区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他打算冒死向德钦巴登顶进言：要求德钦巴登顶挑起改变缅共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重任。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德钦巴登顶公开与德钦辛分裂，另立中央。如果德钦巴登顶也认为他是个修正主义分子，那他就甘愿引颈就死。一句话，他倒是条汉子，宁愿死在自己人的刀下，也不向敌人投降。
尽管耶博巴当的决心下得十分悲壮，但是05根据地离东北军区也是相当遥远的，何况中间还驻有那么多的缅甸政府军，要想把耶博巴当送到东北军区去，谈何容易！不过苏登政委听了他的叙述和要求，还是同情他，支持他，立刻派了一个连护送他到东北军区去。只是没想到为了护送他，竟要用牺牲一百多名战士的代价来换取！
耶博巴当到了东北军区以后，立刻就向德钦巴登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德钦巴登顶是个有头脑的人，不但没有杀他，还部分采纳了他的建议：减少内耗，力图扩大。
那时候，凡是接受德钦丹东和德钦辛的指示在根据地全面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不但失去了军心，也失去了民心。人心涣散的结果，是根据地日渐缩小，最终一个个地被政府军所击破。东北根据地经过一场浩劫之后，及时回头，在萨尔温江以东的佤族地区解放了26个佤族部落，扩建了两个县，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搬到江东来了。
苏登政委比较温和，在他的根据地中虽然也不能不进行这个惨痛的“革命”，但是至少不像别的地区那样激烈，因此损失也比较少。到了1972年，南方根据地全部失去，德钦辛下台，由德钦巴登顶担任党的主席，党中央终于移到了东北军区。但是缅甸人民军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德钦巴登顶不得不主动放弃一些根据地，于是苏登政委带着他的四个营浩浩荡荡地回到了萨尔温江以东的根据地，继续担任东北军区副政委。
到了1976年，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缅共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得不虎头蛇尾地宣布结束。但是元气已经大伤，缅甸人民军从此一蹶不振。如果德钦巴登顶能够易弦更张，改变策略，以缅东北为中心，先争取民心，再整顿军队，继续逐渐扩大根据地，缅甸共产党还是可以东山再起，至少还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的。可惜共产党政权的一个通病，就是对外搞一党专政，对内搞一言堂，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缺乏民主意识。于是腐败现象随之而来，农村干部抢占逃跑头人的良田巨宅，县区官员贪污受贿，军官和家属们做投机生意甚至参与走私，加上征兵过量、赋税过重、劳役过多等原因，老百姓不但不拥护共产党，反而公开骂共产党。虽然也枪毙了几个典型的蛀虫，但已经是积重难返，无济于事了。
在这样的困境中，争取民心本来应该是第一要紧的事情，缅共中央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所采取的做法和手段，却是适得其反。老百姓对共产党不满意，是因为共产党搞专制独裁，是因为官员们贪污腐化，对症的良药应该是开放民主，惩治贪污。但是鉴于缅共的老师中国共产党没有在这方面做出榜样，他们不不敢自专。结果却在耶博昂明的建议和坚持下，错误地想学习中国共产党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在农村划阶级、斗地主并把土地分给农民从而取得百姓拥戴的经验，在缅北佤族地区也搞起土地改革来。缅北的佤族、景颇族、崩龙族还处于领主封建制度，阶级分化还很不明确，人民军一到，头人早已经逃之夭夭，留下的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还十分低下，当地的佤族部落，在秋收季节还要猎取人头用于祭祀呢，在这样的民族中划分阶级、提倡阶级斗争，不是跟笑话一样吗？尽管来自中国、搞过土改而且听说当时已经出任缅共宣传部长的李必雨提出反对意见，耶博昂明不但不接受，反而与李必雨大吵了一场。正好这时候李必雨得到了国内为他平反昭雪的通知，带着老婆孩子回昆明去了。听说他回到中国以后，当上了昆明市文联或作协的主席，也写有一部叫做《文化大革命在缅甸》的长篇回忆录，只是不知道出版了没有。
李必雨回国以后，东北根据地再也没有反方面意见了，于是缅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错误政策的指使下搞了个一团糟。本来只知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始山民，有的莫名其妙地挨斗，有的莫名其妙地打人，激发了兽性，泯灭了人性，阶级斗争在这里变了味儿，成了“仇杀”，跟世世代代的“打冤家”混为一谈。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农业产量，反而增加了矛盾，人心涣散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一旦失去，缅共也就失去了存身之地。在这样的前提下，缅甸政府军再次发动征剿，还不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么？
今天，缅甸共产党已经不存在了。尽管缅北至今仍有打着“缅甸人民军”旗号的地方武装部队，但那已经与缅共无关，有的还是贩毒集团的武装力量。我那朋友著的书中，最后一句话写的是：“缅共的灭亡，不是亡于外部的围剿，而是亡于内部的矛盾。”这话，我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说到这里，马车“嘎”地停住了。扎嘎嘿嘿地憨笑着说：
“两位先生，别再说这些我们听也听不懂的故事啦！孟帕耀到了，大家的肚子也饿了，该在这里吃点儿好的了。再往前，可就找不到一家大饭馆儿可以一醉方休啦！”
泰国这个地方，南北的发展，差异极大。以曼谷为中心，越往南走，城市越开化，海陆交通越便利，文化越发达，建筑越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也越高；越往北走，以清迈为“极点”，火车到此为止，城市建设也到此为止，再往北去，可就到了泰国的偏远地区，越走越荒凉了。
整个泰北地区，一共只有三条公路：
一条在泰北西部，从清迈通往缅甸。这是泰北与缅甸之间的公路交通主干线，道路还比较好，沿途的城镇建设、文化水平、人民生活，在泰北地区算是上等的了。
第二条在泰北中部，从南邦通往清莱，再向西北通往缅甸的金三角地区，或向东北通往老挝的琅勃拉邦。由于金三角地区长期被毒枭们占领，这条公路，以前长期被武装毒枭所控制，主要为贩毒服务，道路长年失修。直到1982年大毒枭坤沙集团被缅甸政府和泰国 政府的联合部队所剿灭，小股毒贩也逐渐被聚歼，金三角贩毒地区逐渐往西北方向移动，这条公路才被王家政府所接收，恢复班车，为沿途的当地居民服务。因为它不是通往缅甸的主干线，道路建设比较差，沿途的城镇建设，居民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基本上还停留在三十年前实际上也就是一百年前的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而且越往北走，境况越荒凉。
第三条在泰北东部，是从帕府通到难府的“区间公路”，到了难府就到头了。难府虽然与老挝接壤，但是从难府到老挝，却连一条公路也没有，谁要从这里到老挝，只能走土路。
孟帕耀，是清莱府最南面的一个县，离敖县不过五十公里，但是县城却实在小得可怜。短短的一条街上，没有几家商店，主要出售的是粮食、布匹、食盐、农具、土产。由于没有电，所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设备，一样也没有。看起来，这里的居民，过的还是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古代人”生活。
街上最大的一家铺面，就是饭店。这是一家只供应饭食，不供应住宿的饭店，所以只有供坐着吃饭的店堂，没有供躺下睡觉的房间，更没有大院子，而且房屋也不是高脚楼。饭店老板就是做饭菜的厨师，老板娘就是端饭菜的堂倌儿。两口子见扎嘎把马车停在他们店门口，一齐迎出店来：老板热情地招呼顾客，一连串地报出本店供应的饭菜品种和价格；老板娘急忙招呼扎嘎，搬出拌好了的马料和饮水桶来，先招待牲口用餐。看样子，她与扎嘎是老相识，至少牲口们的午餐，是她请客的了。
这时候天已过午。老和尚恪守“过午不食”的戒律，不进店堂，下车来活动活动身子，一边踱步，一边手数念珠，呐呐地念经。好在他在车上已经吃过别人布施的午斋，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