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维说：今天已经长途跋涉了好几百里，这两天天晴，中午的太阳挺毒的，继续上路，只怕太累也太晚了，不如等明天一早再走。吴永刚既找到了柳芭的下落，又证实了努丹确实是自己的儿子，现在还不到中午一点，怎肯浪费这半天时间？别说天上挂的是个太阳了，就是头上顶着个火炉，也不怕呀！只要有明确的地址，哪怕半夜里到达，他也决心要走。
昭维能够体谅他焦急的心情，也不太坚持，同意他吃过中午饭立刻就走。吴永刚说在夜庄吃过了饭，这会儿肚子还不饿，干脆等饿了在路上再吃，只求多喝点儿水，再带足水，免得渴死在路上就行。
马哈去把马牵来，又递给他两个竹筒子做的大茶筒，笑着说：
“吴先生着急，马先生可不着急呀；吴先生不怕累，马先生可怕累哟。但愿不要把我们的马先生累倒了才好！”
吴永刚也笑着说：
“事情紧急，只好难为马先生辛苦一趟了。到了昌盛，我请它喝酒，好好儿慰劳慰劳它！”
说着，合十致谢，辞别了两人，立刻出发。
一路上快马加鞭，马不停蹄。到了夜庄，人进点心马加料，稍事歇息，喝足了水，继续往北行。不过十几里，果然有一条可通马车的土路一直往东。下马找个人问了问，果然是直通昌盛的，就继续上马奔跑。走水路也许要走一天的行程，骑马只用了四个多小时，就到了。
昌盛县地当缅甸、泰国、老挝三国的交界，湄公河从北面流来， 在这里形成一个U 字形硬湾，又折而向北，U 字的左面是缅甸，右面是泰国，两竖的中间属老挝。昌盛县城，就在这个湾湾儿略为偏西的地方。出城往北再走十几里，就是泰缅边界了。
出了城，打听北郊社社主陈士良，几乎无人不知。因为自从取消头人政权以后，尽管社主并不领一铢薪俸，却大小也是个地方官，百姓之间的争执，都要靠陈社主来调解的。
大约走了五六里路，就到了陈社主住的那个“北郊村”。这个村寨，在泰北来说算是比较大的，一共有二十几户人家，还有一所小学校，村前一道小溪，村后一座高山，房子虽然也是高脚楼，但是木质的居多，而且大都有玻璃窗，屋顶苫的是镀锌铁皮，显得比较“洋派”。吴永刚没有想到在这个泰国最最北边儿、也应该是最最偏僻的地方，居然还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找个人问明了陈社主的房子，在他房前草地的树上拴了马，就登上高脚楼的楼梯。
泰民的高脚楼，一般是长方形，只有一座楼梯，而且习惯都为单数，不是九级，就是十一级或十三级；他这座高脚楼比较特别，房屋成正方形，相当高大，楼下比较矮，只用于通风，不养任何牲畜，楼上四面都有走廊，南面左右各有一座楼梯，每座都只有八级。看样子，主人是个中国人，来泰国年代还不久，比较开通，而且善于应变。
吴永刚站在走廊上，用汉语高喊一声：
“陈士良先生在家吗？”
主人闻声出迎，穿着拖鞋。他听见来客讲汉语，也用汉语回答：
“在下陈士良，请问客从何来，有何贵干？”
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须眉皆白，但是满面红光，体魄强健，身材魁伟，目光炯炯。见来客面生，立即请到客堂坐下，随手斟茶奉上。客堂里铺有地毯，有红木的方桌和太师椅，还有白铜的高脚痰盂，颇有三十年代中国南方小康之家的气派。
吴永刚为争取时间，既然已经找到了社主，也不多客套，开门见山地说：
“冒昧登门，是因为有一件急事要求陈社主帮忙。我从清莱中学的学生注册登记簿上查到：有个学生叫丹·陶的，通信处写的是您老先生转。实不相瞒，我就是阿丹的生身之父，为寻找我的妻儿，我虽然没有踏破铁靴，可也找了有十几年了。如今总算有了一条线索。请您老人家行个方便，指点一下他们的住址。”
陈士良眼睛一亮：
“请问先生尊姓？”
“免尊姓吴。”说着，递过一张正面中文背面英文的名片去。“不过十六年前，我用的是假名陶涛。我的妻儿，只知道我叫陶涛。”
“那么说，你真还活着？”
“社主说笑话了，我这不是好好地活着么？”
“你怎么直到今天才来呀？”
“我不是找不到他们嘛！要是早知道他们在这里，当然早就来了。”
“啊呀，你来得太晚了呀！”陈社主惋惜得直跺脚。“哪怕你早来三天，不，哪怕早来两天，也是好的呀？”
“怎么啦？出什么事儿了？”
吴永刚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不太对头。
“努丹他妈病了，病得很重。前不久我还去看过她，确实就是这早晚间的事儿了。上个星期他姨到我这里来开了一张证明，要到南邦去接努丹，说是让孩子再见母亲一面，前天刚接回来，他们还到我这里来跟我说起这事儿来着。现在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我也不清楚。──你是怎么来的？”
“我从清莱府衙借了一匹马，是一路跑来的。”
“难怪来得这样快。好，有你这样的心，老天爷也许会可怜你，让你和柳芭再见一面的。没工夫细说了。我老头子陪你走一趟吧！”
说着，出门去跟家里人交待了一声，换上一双布鞋，与吴永刚一起走下楼来。
家人已经把一匹枣红马牵来在楼下等他。两人同时上马，边走遍聊。陈社主自己介绍：他是云南昆明人，1950年随李弥兵团一起从云南败退到缅甸萨尔温江东岸的。当时他二十八岁，在第三军军部当参谋。李弥兵团第三、第五两军的残兵败将在缅甸走投无路，不得已采纳了武装“护商”实际上就是贩毒养军的建议，终于形成了金三角地区广泛种植罂粟、大量制毒贩毒的局面。李弥从台湾来到三角地区以后，他被抽调到司令部，也曾经恳切地向李弥面陈己见，表示异议。其实，李弥接受了蒋介石的指令，到这里来招兵买马，扩大武装，有朝一日还配合台湾的反攻大陆来一个因地制宜的“反攻云南”，心里也很明白那只不过是“虚晃一招”，与痴人说梦也差不多。不过带兵的人，最怕的就是手下无兵，与其在台湾坐冷板凳，不如到缅东北来“独坐山岗，自立为王”。当时三五两军在金三角地区的“武装护商”局面已经形成，第一是想收已经无法再收，第二是收后也没有其他出路，因此不但不想收，倒还要因势利导，继续扩大。不过李弥算是他的父执，两家世谊很深，如今虽然兵败南逃，进入缅北山区，已经走投无路了，但却并不强迫他也来经营贩毒事业，更具体地说，是反攻既不可能，而贩毒事业中，也没有他陈某人的用武之地。因此对于部队中求去的文职人员，都不难为他们，让他们自谋出路。当时国共两党正打得火热，往后还要打多少年，谁也无法预测。与其回到大陆去当“乱世之民”，而且很可能一回去就当囚徒，不如找一个世外桃源，自耕自食。于是他就带了一批司令部中不愿继续追随李弥从事贩毒的人，来到了这个地区。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河道纵横，排灌便利，而人口却稀少，于是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各人先后娶妻生子，形成了现在的村寨。因为村子里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当地人就称之为“中国村”。他们在这里发展水稻、小麦、蔬菜、水果的种植，不论品种和产量都比当地人高出许多，再加上这些人都有文化，人品都也还可以，很快就得到了当地土著的拥护与爱戴，有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们的，有愿意招赘为婿的，有愿意来向他们学习耕作栽培技术的，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陈士良为中心的势力圈，当地人都拿他当头人对待。消灭了坤沙集团以后，政体改革，论才他足可以当一个县长，但他一者是中国人，正式加入泰籍还不足十年，二者年龄已经很大，三者对于搞政治和官场上的那一套实在没有兴趣了，因此勉强当了个不拿薪俸的社主，相当于“村民自治会主席”，替乡民们办一些事情。
十六年前，突然有几只顺流漂泊的竹筏在昌盛城北的江边停泊，要求上岸在孔旺村安家落户。村里居民不敢自专，带着竹筏上的一男一女到陈士良这里来请示。那男的说他原来在缅甸王塔克县给头人种罂粟，因为头人的儿子要强娶他已经出嫁的长女为小，他长女不从，所以举家外逃。打听到这里已经不属于王塔克管辖，所以停泊上岸，要求落户。两夫妇的遭遇，激起了陈士良的深切同情，再一问，岜里本人本来就是从云南逃出来的中国人，而他的长女又是嫁给从中国云南逃出来的知识青年的，更加引起了陈士良遗忘已久的乡情，就在“不许再种罂粟”的规约下把他们一家留下来了。
当时他就预感到这个到香港去寻找舅舅的中国知青大概永远也不会出现了。但是柳芭却坚信陶涛一定会找到这里来，她相信菩萨，也相信心灵感应。她总说她的心感觉到陶涛还在爱着她，正在四处打听她的下落，因此她拒绝改嫁，起早摸黑地总是干活儿干活儿。她是老大，她要挣钱养家，还要供应儿子上学。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读完了小学能上中学的，只有努丹一个。为了努丹上学，可以说全家人都作了最大的努力：他二姨为了他，经陈士良介绍，到清莱一家也是中国人开的旅馆去当女佣，后来才提升为女管事的，今年都二十八岁了，还没有出嫁。柳芭刚搬来的头几年，脸色红润，身体健康；可是没过几年，就逐年消瘦下来。她得了肺病，咳嗽吐血，可是她不说，她知道家里有读书的钱就没有看病的钱，她必须把钱给儿子读书。等到她骨瘦如柴的时候，家里人逼她去看病，她的肺病已经进入第三期，想治也治不好的了。没有想到的是，她心心念念时刻想念的人，居然在十六年后，就在她即将寂灭的时刻，人人都认为他不会来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