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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新牌子起名的荣誉就交给姜博士了，反正只要他想了名字，剩下围绕新品牌的相关一套自然有人会跟进补完。
至于企业文化——哼哼，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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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蔡青看完vcd的纠错演示之后，第一天的事基本上就算结束了。姜博士现在好歹算是地主，他常年旅居国外，湛江话潮州话白话都懂一点，在保安区的一个温泉度假村设宴款待我们。我对客家菜兴趣不大，唯独那里的烤乳鸽味道一流，让人吃了还想吃。
陪同的几个这边的科研人员和工厂负责人都是本地人，被蔡青一个人全部放倒。广东地区能喝酒的很少，当年我在广州以6瓶啤酒的可笑酒量居然也放倒了一批人，可见这里的酒桌习惯是多么的温柔腼腆。
吃晚饭，本来姜博士打算让我们住工厂旁边的别墅，我坚持要去市区里，住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就在罗湖关和火车站旁边，一般深广两地的客车也必先停在那里，除了岁末，任何时候都热闹无比。既然我们要走，姜博士也不好留我们，大家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工厂看技术资料，顺便听一下目前产品的一些市场预测。
蔡青有点奇怪我为何非要住香格里拉，不过也没多问，开车从宝安出发，一路进了蛇口。
进了蛇口——也就是南山区之后，公路和楼群渐多起来，深圳的城市规划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看起来很舒服，楼盖得也颇和气，不似一些大城市的咄咄逼人。
蔡青一边开车一边说：“几个月不见，又变了不少。”
“改革的窗口嘛。”我说，“放慢车速吧，我想好好看看这个城市。”
蔡青把车速放慢，车子缓缓驶过立交桥，我所熟悉又有一点陌生的那个深圳就在眼里了。
深圳给我的印象一贯是贵而舒适，除了犯罪率稍高基本上没什么毛病。我在这里呆了差不多两年，对这里并没有太强烈的感情。相比之下，2000年初的广州给我的印象要更深一些。
车开到一个路口处，我让蔡青停车。
我用行动解开了蔡青的疑惑——在路边叫了一份油炸臭豆腐。
“蔡姐，要不要？”
蔡青笑着摇摇头。
我笑笑，三口两口吃完臭豆腐，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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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很喜欢在街头边走边吃东西，某个人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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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华侨城，车子一路畅通无阻地奔向罗湖。越深入深圳市区，我的心沉得越厉害。
有多少年了？差不多十年了吧？让自己的回忆尽量不触及这个地方，这里的笑与泪，欢乐与悲伤，这里的一切一切，我曾经很希望它们都随风而去，就这样算了。
偶尔有深夜睡醒的时候，我会想起这个地方，这里的一些人。这座城市和这些回忆。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断告诉自己，你不要逃避，你在笑的同时，你在得意的同时，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曾经与你同一屋檐下的人还有很多，其中某个人更是你永生难忘的。
没有张小桐的关心，没有她的淡化，我想我即使重来100次也还是会活在一些遗憾回忆的片断中。
所以这一次我选择回来，重新面对。
上一次在广州，和自己的过去擦肩而过，这一次我不会逃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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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附近晚上很热闹，通往香港的海关出口和高架桥之间有无数为生活奔波的人来来往往。夜晚这里的灯光以照出一片柔黄，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共同演绎出一个碌碌奔波的世界。
我记得自己曾经在关口贴着那条黄线走来走去被喝斥，我记得自己曾经在这附近帮一个人买一瓶可乐跑得满头大汗，我记得自己跟朋友们宿醉，我记得不远处就是我拥有2003年记忆之地……我也记得，自己曾经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有趣的人，度过了许多有趣的日子。
更重要的是，我记得，她应该不住在这里。但现在，我在通往关口的天桥上看见了跟家人一起漫步的她。
她在那里放肆地笑，黑头发在夜色中也有着油亮的光，已经很高挑的身材如一弯月牙。
弯到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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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章
深圳号称不夜城，实际上睡得很早。晚上街头人少得可怜，最热闹也就两个地方：“服务性行业”店铺云集的所在和香格里拉附近。罗湖关临近香港，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员在此徘徊，也有很多接送亲戚朋友的人在此等候，所以就算很晚也颇为热闹。
我站在人群中愣住了，又多看了几眼，确认自己的记忆依然是过目不忘的程度，确认那是自己心头曾经萦绕过的那个人，确认那人现在的容貌和自己所见过的一些照片一模一样之后，我犹豫了一下，强忍着让自己不再多看那个方向，扭过头去。
蔡青倒是敏感得很，拍拍我肩膀：“行文，怎么了？”
询问的同时，她目光随着我的目光飘过去，虽然我已转移目光，蔡青还是一眼看到了那个月牙一样的身影。
我挥挥手：“蔡姐，咱们先去酒店登记吧，我有点累了。”
蔡青何等冰雪的一个人，当然知道我是不想解释，点点头，笑眯眯挽着我的手离开天桥，进了香格里拉的大厅。
我在路上偷偷看了蔡青几次，生怕她追问我这个不能解释的问题。
同时，也回头，又看了一眼那个穿白色羊毛衫的身影。
蔡青本来打算要一个双人房，在我的要求下才改成两个单人房。她还不忘调笑我：“怎么？跟我一起睡害羞？”
现在的我，对玩笑没什么适当的表情可以回应，只能勉强笑一下了事。
以我现在的心情和状态，还是一个人睡比较好。
蔡青办完登记手续，拿着我们两人的房卡带我上楼，见我不是很想笑，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平时我给这些人扯东扯西扯得多了，造成一个印象，如果我情绪不好，基本上除了张小桐没人能解决得了。在大多数人看来，我是一个稍老成一点的怪脾气的孩子，谁也不知道我每天心里想什么。
然而我心里哪可能想那么多东西？只是想着那两年多的点点滴滴罢了。跟蔡青在房间门口道了晚安，我扎进房间，一头倒在床上。
窗外就是人来人往，那个人依然站在天桥上跟父母笑着聊天。看起来身影清晰，实际上很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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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的南下之旅是从广州开始的。
2000年初，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在某中韩合资企业做项目，卖一种环保概念的装饰材料，当时正好我刚辞了手上的工作，就被她喊过去帮忙。同时一起去的有一个在某商场做促销的和一个家里卖手机的，我们三个人，加上两个从广告公司跳槽而来的文案，一个姓刘的小姑娘做设计，我朋友做部门经理，美其名曰“市场部”的一个伪政权就这么成立了。
中方老板是个很实在的靠边贸走私起家的中年人，学历不高，但有着民营企业家完美务实的态度。我那位朋友大我差不多10岁，商管大本毕业，闯荡江湖也多年，工作经验还是有的。当时整个项目的总投资额达到3500万人民币，她自觉这份担子有点重，就拉了外援。
当时她先找来一个很有才干的江西人，试图让他短期内提拔一下团队，尽量把上市前的工作做好，但那江西人看好的是中方老板的家底，希望中方老板给他掏钱开厂，大家各有所图导致谈判破裂。后来又请来了一个深圳很有名的顾问公司，当时他们团队一起来的有五个人，这五个人里，其中一个跟我成了好朋友。
那人是个大学本科生，刚毕业一年，姓李叫李裕，我最开始还以为是南唐后主李煜。我跟他是这么认识的：当时他们公司来人替我们做市场调研，报告出来之后大家讨论产品的一些可行性方案。先是听他们几个所谓项目经理们说了两句，然后轮到我们这边发言。
由于之前请顾问公司来的时候已经得知我们这群人都是杂牌军，对我们的发言也就是走个形势，尤其轮到我这个年纪最小的说话的时候，李裕明显表现出了不耐烦和无聊，开始撅嘴发出怪声。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是两年后的我，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可惜当年我年轻甚至年幼得一塌糊涂，当时我二话没废，把手里的调研报告丢过去砸他脸上了。
然后我说了很多批评这个顾问公司团队的话，正好老板过来想旁听报告会，进门就听见我对调研团队的质疑，听了之后大为赞赏，大大地夸了我一番。因为我们这边对他们的评价很低，当初说好的68万费用最少可以打个7折。
不用说，李裕作为这件事的起因，被我用东西砸了不说，还扣了一个月工资和项目分红，之后见我眼睛红红的。
我刚开始觉得挺痛快，后来仔细想想又觉得被人这么记恨不太好。抽时间找公司里几个姑娘和我那朋友一起请李裕和他们的头喝了一次酒，有姑娘们相邀，两个糙老爷们自然不能拒绝。酒桌是北方人无往不利的战场，两个华南地区的强者就这么被撂倒了，大家也都说了很多听起来很掏心窝子的话，成了好朋友。李裕本来对我这一手先巴掌后甜枣没什么反应，他们经理给他上了一课，说周行文这一下砸得好，砸得你以后少得意忘形，人生少走了许多弯路。我们知道，大话说多了往往连自己都容易相信，更何况是旁人？经过项目经理的一番教诲，李裕还真就认为自己如果不是提前碰到我这么直率的人说不定以后会误了更大的事。要知道我们这一单生意也才几十万而已，而李裕所在的公司通常做的项目都超过百万。
2000年5月，公司中韩双方不知道怎么就吵起来了，韩国老板认为中方投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