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副主任百年的九大要案
沙娜家的女人，她们的身体上都镶有一件珍贵的银器——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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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五十三年，我总共才见过她三面，每次匆匆一瞥。真要追究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太可能。我们几乎是陌路人。像她这种浑身散发着远方神秘气息的女人，怎么可能和我有瓜葛呢？三十五年来，跋山涉水，舟车劳顿，差不多我走遍了全中国。可我的内心，却始终窥视着那个方向。其间，我曾数次逆风西行，期望能在沙漠深处的某片绿洲再次和她相遇。终于有一天，一阵龙卷风将我裹进昏暗中，砾石击打额头，我才彻悟蒙古人那句谚语：要找的沙子就踩在马掌下面。
述说那段往事，讲这个故事，我感到十分困难。时间这条长河在我的年头里冲刷出很多支流分汊，使我溯流而上的记忆迷失在水面一团团浓雾中，看不清主航道的灯塔。但，如果顺着某个有烙印的事件追忆下去，我相信，详尽而准确的细节便像牵牛花的藤蔓一样，爬上我布满皱纹的额头，一定会使我的思绪拨云见日般天眼大开……
我觉得鞋底子比先前厚了许多，也重了不少，十个脚指头把趟进鞋里的黄绵土，挖成几个舒舒服服的小窝窝，走起来很带劲。不过，等我们坐在凉快的大石头上，在干燥的夜风中歇了一阵，再把鞋子穿回脚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的双脚，无缘无故长大了，被风吹干的几个土窝窝，也变得跟石杵的臼眼一样生硬。
我们翻过几架山，顺着条走了一夜也没听见蛤蟆叫的深沟赶到苗家沟那孔土窑洞时，太阳正从身后的山尖上冒出来。刘武干那一排脊椎骨贴在湿衣服上，像背了一条装满小口径子弹的武装带，他先我一步迈过门槛，另一条腿还没跨进去就捂住嘴退出来了。我拍了拍刘武干湿漉漉的肩头，叫他闪开别挡路。我看见，一个四五岁大小的孩子，坐在后窑掌那盘土炕的黍秸皮席子上，伸出舌头，使劲往后拧脖子，大概是想够到脸蛋上结成干痂的洋芋泥。
公社所有人，包括灶上醋溜一手好洋芋丝的大师傅，都认为苗家沟那女人的盗窃行为，是本地近几十年的一宗大案。分管民政的老副主任做过统计，百年来，全公社所辖八个生产大队二十五个自然村的地盘上，总共才发生过九起案件。按时间排序，依次是：光绪二十六年，某大户曾遭一队蒙面强盗抢劫，全家老少十几口，叫人捆住手脚，用没熟好的臭马皮塞住嘴放进牛圈一字摆开，那伙人把掳掠的粮食细软置于十几匹驼峰上，一声唿哨，立时不见踪影（报官的人称，从那些人大氅上散出的羊膻味，和牛毛绳臭皮子这类作案工具结合起来分析，应该是受雇于牧主那帮赶骆驼的汉人们干的；此乃本地一大悬案，至今尚未了断，但老副主任自有定论：一切迹像表明，这种直来直去，无犯他人秋毫的行动，相信是渊冤相报的仇家所为）；宣统三年，郝染坊家几十丈靛蓝布被人割走一大块，失主的上门女婿因匆匆赶路报官跌下土崖，后改由郝大掌柜一手扣住笼头，一手扶着驴背上横卧的半个干儿，亲自出马前来喊冤（基本也是靠嗅觉，顺着那股十里以外就能闻到的颜料味，差人们当天后晌，就在相距不到九里的佃户相好的碾盘底下起获了赃证；据老副主任文载，戴上枷，那佃户还叹了口气，说，唉，十来亩地的好绵花，也没换来跟她睡上一觉）；民国十八年接连三年大饥荒，村与村之间为争一眼神泉闹出水源纠纷（兵慌马乱，老副主任没能搜罗到更确切的资料，只留一行记载：打折鳏夫左小臂一条；口口相传，此案当年被庄稼人在锄地时津津乐道数十载，说是有乡绅支使家里一个年轻的奶娘，扯开对襟子上衣亮了一家伙，用美人计叫争斗双方的保甲长们中了，最后那股甜水反被乡绅家独占）；稍后，离这个案子不到二年，曹家榨坊失了一回盗，损失不是很大，在这地方算起来，性质也就中不溜偏下，才小半担小麻香油，不过曹家头天报案，第二天又赶来撤销了，说短工没仔细清点，记错了（然而，老副主任依然有记载：有苗姓乡邻称，小麻油从榨坊起，淋了大约几里地，不用眼睛，光靠鼻子也能闻出香味飘进谁家了）另外五宗，全是前晌报案，太阳落山前就拾掇停当的民事纠纷。这样算来，计到历代当官们的头上，十年都没摊上办一回案，差人们真是落了个百年消停。所以，老副主任晃着手中泛黄的一个本本对我说，有福气呀，真要把这个案给了了，整整一个世纪，十大要案啊，你娃算是赶上了。
（2）我是面朝红太阳倒下的
老副主任指的现行案，也就是我穿着里面全是黄绵土的高腰军鞋，跑了一夜才赶到苗家沟那个案，发生在三十五年前，即公元一九七三年春夏交接的五月天，地点在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沙漠交汇处一片贫脊的丘陵地。那年我高中毕业不到五个月，是名知青。众所周知，那时候的法律，早就从公、监、法三部门移交到人民群众手里了。换句话说，我一个，再加上刘武干，就能给她这案子下个基本结论。如今我年龄偏大了点儿，关于该案一些详尽的细节，回忆起来可能会走点样，毕竟过去几十年了。但她盘腿坐在公社偏窑的炕上，一双胳膊肘支着窗台，用手腕上的铐子敲击着裂了几道缝的玻璃，朝外面大声嚷嚷那场面，至今在我脑海里活灵活现。她不止一次对公社所有人，主要对我说：“没偷人，我死活没偷人。”
选择这个结点述说那段往事，是因为刘武干上铐子时，将她的衣袖捋得很高。记得我走过去，在刘武干肩头重重拍了一巴掌，而后拉下女人的袖口，尽可能让它遮住泛着贼光的一双不锈钢家伙。我感到，她那小臂，本该是戴对玉镯子在上面的。当然啦，像我这样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举动，包括此后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刘武干他尽可以气攻心田，但表面上得服从我，不敢对我横鼻子竖眼。要知道，在当时，一名知青足足大过三个半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分管知青那主任，我们得认他一半职务，怎说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还别说一个小小的武装干事了。就他那麻杆身材，拉得开762的大栓吗？
那天清晨，我脱下胶鞋，在她家土窑门的榆木框上，把里面捂了一夜的黄尘，连泥带土磕出来，迈过石条门槛，朝土炕走去。我觉得，那只###的黑苍蝇，是在那孩子腮上的洋芋泥里歇脚过了夜的。
现在我想起来了。后脑勺挨那一家伙，开头还是有知觉的。朝坡对面苗家沟生产大队支部书记苗五成家走的时候，我叫人用木棍子敲了一下——我甚至觉得它像弓背一样被弹回去，弹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向前跨了一步转过身，过电一样想了想：怎么回事？难道沟底突然钻出来棵歪脖子老柳树？我眼前一团漆黑，就不醒人事了。我是面朝中天的红日头倒下的。
活转过来，太阳已被一团灰尘斜着架在偏西的天空了。我横躺在沟底，身体右侧聚了一泓清水。被人打倒前我正准备走过去，可那时没水呀，上游怎么会忽然淌下来一股细若柳梢的水线呢？我大概是挡住了它的去路。浸泡在这汪水中，我被冰凉清爽给激醒了。来苗家沟前，我对小农思想、小集体意识这些农民固有的情绪，是有思想准备的，认为没啥大不了的，这个案子不至于牵扯到意识形态上面去。但我没想到，光天化日，红色乾坤，竟有人敢对公社派来的干部下黑手。更何况，我还是名知青。说实话，当时就觉得这事挺窝火，挺背气，真想打退堂鼓往回撤。偏偏这时候，不知歇在哪面石壁缝里的老鸹叫了几声，它叫得十分不耐烦，好像你活过来了它反而不高兴了。我干脆在水里多躺了一会儿，好让自己冷静下来。既然来了，总不能一个人也不见，一句话也不问就原路返回，总得给公社，主要给自己有个交代吧。案子还得办。我站起来，晃了晃，摸摸头后面，顺手带下来一枝绿树叶子。还好，没出血，连皮都没破，可能是根泛着嫩黄的柳条子。确定是因为连着三顿没吃饭饿虚了，经不起大动静了，才放心了许多。拣起帽子戴上，扶正，我继续朝对面山上走去。那坡很陡，脚面与小腿之间的夹角始终被控制在70度以内。不对，那是我的想象。停下来喘气时我研究过——90度，因为有脚后跟那根板筋扯着，那夹角只能是90度——如果你胆敢把身体与山坡斜面调整为垂直90度，就会出现另一种效果：对面山上那人，准会把你看作是一棵斜长在崖畔上的怪柳，张张扬扬戳在那里，光秃秃地不长一片树叶。我出了一身大汗。一方面是热的，另一方面可能是饿出来的虚汗。
等我爬上去，在苗书记家黄土夯实的场院里站定，湿淋淋的衣裤，早就被自己的体温给烘干了。
“早上把鞋脱在沟底，连黄蒿丛里都不要放，就撂在明处，你赤脚片子踩着黄绵土上山，顶着毒日头掏两墒地，出上几身汗，撵太阳落山前从墚峁那头赶回来，它还规规矩矩搁在路边。我们苗家沟民风淳朴，几辈子形势大好，没丢过一条羊肚子手巾……”
苗书记这话一出口，我顿时觉得后脑勺那下算是白挨了——都把人打倒在沟底的浑水里泡了一中午，你还敢说“民风淳朴”！
“谁说的？”苗书记老婆拉着风箱，打断她男人的话说：“谁说的？你三老妗子没让人偷走过一只绣花鞋？”
“瞎说甚哩，哪是叫人偷走的嘛？那是……”苗书记转身对她老婆说：“好好烧你的火行不行？你晓得个甚。记得往锅里多添一把米！”他点着旱烟，烟嘴朝向我递过来。“不会？好啊，后生你还小。唉，我那三老妗子，说不成，说不成呀，几十年前的事了，人早死了。她可是女人尖，东起黄河岸西至沙漠地，没人不知道，那像现在这些赖婆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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