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岭- 第2部分

　　房门只是虚掩着，但她没有进去，连推开门的意识都没有。

　　或者，没有足够的勇气。

三　一封信
三

　　莫莉在小楼里寻枪。在父亲书房里找到了。

　　一把精致的转轮手枪，用一块红绸布包着，放在书架顶层的木盒里。木盒做成书的模样，或者说，是用一本硬皮书的封面封底包住了木盒。墨绿色硬皮上有烫金的书名：《第三帝国兴亡史》。

　　这不是父亲的配枪。父亲的配枪是五四式手枪，离休时已经上缴。

　　转轮手枪泛着幽幽的光泽，冷飕飕沉甸甸的，比她想象的要重一些。

　　她以前见过这支枪。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父亲用这支枪朝她开了一枪，差点将她打死。

　　子弹贴着她的左耳边飞过，将鬓角齐发根割断，划出一道血痕，又穿过窗户消失在黑夜里。那道疤痕很久才消退，每次照镜子都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

　　枪声响起前她在冷笑。她没有想到父亲会真的朝她开枪。从那一天起，在她的梦魇里，父亲咆哮的面孔没有再次出现，只有这支手枪会冷不丁跳出来，成了抹不去的阴影。

　　父亲枪法很准，近在咫尺却没有打中，不知是出离愤怒还是仅仅想吓唬她，或是因为枪响时她本能地躲闪了一下。这也是她所不知道的谜。

　　她有时也会想，如果那一枪没有打偏，是否一切都结束了？

　　其实对她而言，在子弹出膛前，一切都已经结束。

　　命运已经注定，就像文章写完后的省略号，即使拉得再长，拉到一百年也没有意义。因为一切结果已经无法改变。

　　那一枪使得父女恩尽情绝。从那天起，父亲至死没有再见她一面。

　　G城是个小城市，虽然莫莉住城中，父亲住城西，直线距离也不过一公里。三十年，父女居住在同一座城市，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饮用着同一条河里的水，但真的很奇怪，两人的生活轨迹没有交汇，两人竟然没有相遇过。

　　莫莉甚至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父女不期而遇，会是怎样的情形？

　　莫莉只是想找到枪，找到了，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毁掉？

　　保留？

　　也许怎样处置并不重要，手枪只是一个象征，由它开始的梦魇，也应该由它来结束。当手枪真切地出现在眼前时，她长长舒了一口气。省略号拖得太长，是该结束了。

　　她将手枪检查一遍，确认转轮里没有子弹。又查看了盒子。

　　和手枪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沉甸甸的红灯牌香烟盒，烟盒里有九颗子弹。她记得父亲喜欢红灯牌香烟，那一习惯多年未改，小楼里常充斥着那种劣质烟草的呛味。

　　也许其他地方还藏有子弹，需要仔细再搜寻。不过即使有遗漏，估计后来的发现者也不会捅出去，而且子弹没有编号，即便发现了也说明不了什么。

　　莫莉将手枪和子弹小心收进手提包里，又被木盒里另外的东西提起兴趣。

　　一封信。

　　她捏一捏信封，对着灯光照了照。信封很厚实，是那种浅褐色牛皮纸做的，看不清里面的东西。但她只凭手指的感觉，就知道里面装的是信纸，仔细折叠好的信纸，而不是别的什么。

　　莫莉在书桌后坐下，看着这封信，犹豫着是否要打开。

　　信封样式与现在的不一样，显然有些年头了。信封是干净的，没有写字，没有任何标识，没有贴邮票，也没有封口。

　　很久以前，六十年代末，面对这样的信，莫莉会毫不犹豫地打开，探究里面的秘密。

　　有一段时间，莫莉经常做那样的事，将别人的信件一封封打开，从字里行间寻找反革命分子的罪状。抄家抄来的金银首饰名人字画古董家具等值钱的东西要上缴封存，说是作为反面教材，其实多数下落不明。而信件和书籍堆放在一起集中烧毁。

　　有人想起要先从信件中寻找罪状，反正被抄家者已经是戴罪之身，那些信里模棱两可的只言片语都能看成是反动言论，于是许多信件替主人招来杀身之祸。

　　莫莉没有从那些信件里找到什么。经过几次运动，人们都小心谨慎，连说话都要提防隔墙有耳，更别说留下白纸黑字的把柄。那个年代，通信成了危险的举动，收信人也是胆战心惊，生怕里面有什么比定时炸弹还要命的东西。

　　后来许多人先行将所有往来书信都烧毁以防不测。不敢在夜里烧，恐怕火光被人发现。在白天做饭的时候烧，一边提防有人看见，一边将信塞进灶膛。即便在家里关窗反锁着门，依然是心慌慌手脚忙乱的样子，好像四处墙壁都有可疑的眼睛在窥觑。那个年代，靠出卖亲人朋友来获得革命资本的大有人在。莫莉有一个中学同学，因为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为了向组织靠拢，他揭发了父亲的罪行——每天收听敌台。同学的父亲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而同学在一旁带头高呼口号，为父亲的死喝彩。

　　纸张燃烧发出特有的焦味，与木柴的烟气有区别。有一段时间，细心的人在城里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能嗅到那种焦味。纸张的焦味弥漫在城市上空，久久不散。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气息。

　　再过一段时间，焦味被刺鼻的火药味替代，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父亲没有留信的习惯，看过就烧了。父亲也没有回信的习惯，非要回话时，至多回个电话，或者电报。父亲当然不会轻易将自己的罪状公示于人，信里应该不会有什么令人震惊的字句。

　　那么，信里会写些什么？

　　是别人的来信，太重要了以至于必须保留？

　　或者是一封未发出的信，一直在等待发出的时机？

　　或者，是父亲的遗嘱？

　　她没有将信封打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四　去烈士陵园
四

　　莫莉乘火车南下，再转汽车，到了小城的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在郊外一座小山岭上，周围荒无人烟。只有一条公路通往城区，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陵园里埋葬的都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牺牲的烈士。这样的烈士陵园有好几座，分布在广西、云南边境城镇。

　　除了来这里，莫莉不参加其他扫墓活动。父亲的家乡当年被滔滔黄河水横扫，他是爬到一棵大树上才保住性命的，连活着的亲戚都找不到，更别说什么祖坟了。母亲的家乡在四川，因为距离远，自从离开后，那边的祖坟也未去祭扫过，每年寄一点钱，托母亲家里亲戚办理。母亲的骨灰盒存放在公墓的灵堂，每年去献一束菊。花上三柱香烧几张纸钱，就算寄托了哀思。

　　莫莉还记得小学生时期去祭扫烈士墓的情形。当时她经常作为代表觐献花圈。一群小学生围着山顶上一个高耸的纪念塔宣誓，听老革命讲当年战斗故事。她抬头看看飘扬的红旗，低头摸摸红领巾，心里会一热，情不自禁流下眼泪。烈士塔在她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一个值得神往的地方。她甚至想到，如果自己的父亲也安静地躺在里面，接受后人的顶礼膜拜，该是多么的光荣。当然那些话她只是悄悄对林惠说过。她们小时候都有些害怕父亲，不敢乱说，而长大后也就知道有些傻话不能说。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初期剿匪战斗，不过当她们问起父亲那些往事时，父亲总是说当年如何打日本鬼子，说的也没有语文课本上面的精彩，好像总是在山里躲来躲去，仅有的几次战斗却是打伪军的。至于抗战胜利之后的战事却一概不提，要么以杀人的事小孩不要听太多为借口，要么说几个军中笑话来敷衍。莫莉很不满意。当时她还搞不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她问过父亲，父亲只是笑一笑，说那是不可能的。她和同学们却一直天真地以为，红领巾上真的是血，还热烈地讨论过需要多少人的血才能染红一面红旗。那种念头直到*武斗亲眼看到血流满地发出腥臭的情景才破灭。

　　1999年南方的初夏，潮湿多雨，从G城到小城，从上午到下午，天空都是灰蒙蒙的。那雨既不是雨点，也不是雨丝，称为雨雾比较贴切。雨雾随风翻飞，在空中飘飘悠悠，并不急于落地，甚至反往天上飞去。

　　偏僻的烈士陵园里依旧冷清，所不同的是，以前她是清明节前几天来，这次因为处理父亲的后事，拖到了清明节后。

　　只有第一次是清明节来的，陵园里满是扫墓的人。她被此起彼伏的哭声搞得不知所措，站在岭坡下发呆。黑发人送白发人，那种哀伤是人之常情。而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撕心裂肺的悲恫只有为人父母才能体会。

　　放眼望去，无数冷冰冰的墓碑像波涛一样涌来，似乎要将她吞噬。

　　她吓得捂住眼睛尖叫一声。

　　连尖叫声都被吞噬了。在旁人看来，她只是张了张嘴。

　　后来莫莉不再害怕一个人面对林惠的坟墓。

　　真的只是一个人，陵园里没有别人。树木摇曳，风吹过密密麻麻的墓碑间隙发出尖锐的声音。如果有人认为那是死者的阴魂在呼嚎，也未尝不可。

　　小小的浅灰色石灰石方尖形墓碑，层层叠叠整齐地排列在岭坡上。墓碑上简单刻着死者的经历。姓名，身份，出生年月，死亡时间。这就足够了。后人需要了解的只是这些，其余的一切可以忽略。

　　当然，还有功勋。功勋也铭刻在墓碑上，让家人感到荣耀。可是多数死者并没有得到功勋。功勋需要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取。挽救战友的生命，或者夺去敌人的生命。而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仅仅是烈士称号。

　　林惠没有立功，莫莉并不介意。她觉得林惠也不会介意。

　　林惠的墓在岭坡最上一层，一个僻静的角落。

　　每层墓碑间种着一排松柏，还很低矮，未修剪过的枝桠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