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不是骑青牛代步，李白的酒量到底有多大，朱熹是否纳尼姑为妾之类的。
耒阳牯到来后以瞎子天赋的超常听力，侧耳倾听了一天一夜后得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金财外公正在耗尽他最后的智慧说唱未来的故事，他复述说：“除了偶尔光顾的野外探险者，兴安村再也见不到人影；晒谷坪消失在一片高矮不一的竹林里，地上没有一个像人的脚印，只有零星的石块从枯叶中冒出尖角；老桂树枯而不朽像沉思的雕塑杵在一蓬大叶茶树中，静静地注视着直立的眼镜蛇和兔子在淤积成了荒草坪的巴足塘中斗法；一群野鸡在谭氏宗祠遗址上的瓦砾里逡巡，搜寻蜈蚣的踪迹；黄鼠狼和穿山甲合伙刨了所有的谭氏祖坟，永远地占据了茔地；老虎山成了华南虎和其它野兽的天堂。”
不仅仅是年轻人，一向对耒阳牯尊敬有加的谭世林和李秀也笑了。代文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算命先生好弄玄虚的老毛病又犯了。”
耒阳牯不管他人的嘲笑，继续说：“金财外公在向大家告别呢，他说他的祖山是洛阳的邙山，那是他漫游世界的最后一站，他将在一个白雪皑皑的傍晚自行化灭！长眠在邙山之阳，与杜甫为邻。”
说着说着，耒阳牯见自己身边也没有了听众，人们现在只关注当年的收成如何，只在意禾机说了些什么，耒阳牯在谭世林心中的位置也被代文送给他的那台收音机取代。提起未来，大家露出迷惘的漠然表情，如同举头望明月那般遥不可及。
谭永秀临走前郑重承诺，将来一定要赠送乡亲们每人一辆自行车。他还像个大人似的挽留金财外公别再乱走，在兴安村安度晚年算了。但是金财外公的步伐虽然变缓慢了，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也不受任何人的左右，没过多久就一声不响地走了。这样的离开方式还是头一回，谭世林若有所失，佝偻着身子提着收音机找遍了全村各处。正如他不知道金财外公从哪里来一样，也不知道他最终去了哪里。他后来多次在梦中生气地问过金财外公，但后者拒不回答，因为他说他只回答有意义的问题。就这样金财外公从传说中来又回到传说中去了。
家境稍稍好转，李秀又恢复了活力，村中最孤僻、最猥琐的老人也不会被冷落，她总会在不同的节日和时令里给他们不同的问候和关怀。她始终坚持给抬打开小灶，像喂猪一样监督他进食，在如此萧条的年景里竟然把一个骨瘦如柴的农民喂养得与他的干部兄弟一模一样了。他性情随和，说话平淡诚恳，他的目光能洞察一切却不犀利。听到别人说自己越来越像一个国家干部的样子时，抬打总会报以自豪的微笑。只有在战俘营里受尽了屈辱的人才知道受人尊敬是何等舒心的事情。
谭永兵听惯了“一把手”的称呼，把诨号当成了自己的真名。但是每逢抬打在身旁，他就会指指抬打跟唤他的人说：“他才是一把手呢。”
与永兵有同样看法的人越来越多。抬打没料到自己居然受到了人民的广泛爱戴。他是一位难得骄傲的清醒人，因此怀疑那些亲善和示好的举止中同情的成分居多，但人们的热情和真诚慢慢消融了他猥琐的自卑。他去关王庙赶集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每到一处，人们无不笑脸相迎，纷纷让座，请他坐上席，给他递烟，敬酒。一位胖乎乎的漂亮女人瞅准了机会把他拽进里屋，按倒在床上，不由分说地亲吻他。突如其来的侵袭弄得他羞愧难当，他愣了愣，还是以军人的镇定和勇气毅然接受了这突发的爱情，他决定一声不吭，静观其变。那女人丰沛而酸腐的口水从他的嘴角溢出来沿腮帮淌下洇湿了头发和床单，接下来，当她从容地脱去衣服，用一对硕大无朋的乳房左右开弓打他耳光时，他终于崩溃了，来不及为自己的脆弱和抗击打能力的退化而难过便昏了过去。他不知道后来她用了什么奇特的方法把自己弄醒，也搞不清自己是如何回了家。只感觉粘稠如糯米粥般的无穷无尽的幸福从天倾泻而下，压垮了最后一点理智，那种不是人的感觉并没带来恐慌，倒使他成了一只好奇又亢奋的雄性动物。
在等待下一个赶集日到来的那几天里，他深陷在甜蜜的回忆里偷着乐，无心于任何人间琐事，表现出反常的超脱与乐观。李秀满腹狐疑地问他究竟是捡到了金子还是偷了别人的宝贝，他笑而不答。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胡思乱想，最终得出一个秘不示人的结论：那是爱情。
然而这是一场诡异的无始有终的爱情。再次见到那胖女人时，他把她冷若冰霜的表情看成是女人反复无常的天性使然。一想到女人的这种小性子只会对最亲近的人使，他乘胜追击的勇气陡增。集市上人多眼杂，他只好厚着脸皮跟在她身边不离不弃，迫使她主动制造了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她只想把话说清楚，他却抢先了拉住她肥嘟嘟的双手开始倾吐衷肠。她不耐烦地甩开他，告诉他：“别老跟住我，以后也不要来找我，让人看到了多不好。”
抬打可怜兮兮地几乎是带着哭腔说：“可是，我的身子都给了你，我已经是你的人，你——”
“呸！”女人被激怒了，大叫起来：“我就没有身子吗？天鹅肉失错让你尝了一口，你还想吃一辈子啊！”
抬打自觉脸面失尽，他伤心地走向前，想与她抱头痛哭，但迎接他的是左右开弓两记响亮的耳光，不过这一次是用她那肥大又有力的巴掌。
“我不怪你。”她掉头离去时丢下的这句话令抬打不仅仅未曾恋爱就遭遇了失恋的重创，还永远跌入了自卑的深渊，她不屑地说：“我只怪自己瞎了眼，错把该死的叛徒当成了有头有脸的国家干部。”
抬打的一蹶不振引起了代文的关注，但谁也撬不开他紧闭的心扉。代文相信这孩子一定是被名分所困，于是和抬打联名向有关部门去信反映了抬打被俘和被释放的具体情况并恳请得到正名和妥善安置。答复很快通过禾机转来：“有关要求目前尚无政策支持，抬打仍属于监视居住的对象。”
这等同于一张无情的政治判决书，来函没有注明理由，但明眼人都清楚那是因为谁也排除不了一个战俘的叛变嫌疑。代文没料到自己的好心帮了倒忙，反而为抬打日后的劫难找到了政策依据，同时也给禾机带来了莫名的困扰。好几次禾机从街上走过时，竟然被许多人冷眼相对，还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是叛徒。那时，他已被权力的荣光晃晕了头，当他出入一些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宏伟殿堂，亲眼观摩到一些上层建筑的瑰丽，亲耳聆听到某些大人物的教导时，他兴奋地感知到最遥远的东西就在伸手可及的前边了。若硬要在真理和亲情之间作出取舍，他绝不会多浪费一秒钟，毫不迟疑选择前者。
眼见一位交白卷的学生理直气壮地走进了大学，一位赤脚农民坐直升机去北京做了高官的惊人现实比幻觉更奇特。禾机认识到一个人的政治觉悟与声音的高低成正比，他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因为他自信若论喉嗓，当今之世，谁也无法与自己匹敌。他一改平素无为而治的怠政方针，亲自下到兴安村驻点，争取做出一些足以点缀太平盛世的业绩来。他的表情还是一贯的严肃认真，但偶尔也能放下架子屈尊纾贵地走到田间地头打听乡亲们的生产生活之类的琐事。
李秀是看从门口经过的逃荒乞讨者的多寡来判断社会形势的优劣。她不解地问禾机：“新社会里穷人都当家作了主，怎么还有这么多外乡人出来讨饭呢？”
禾机对老祖母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耐心回答，他知道孝道能折射一个国家干部的基本素养，他跟奶奶说：“依我看啦，即使到了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乞丐这行当也不会消失，这既是命运作祟，也是品性使然。”
李秀可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老太婆，她揶揄地说道：“我们如今翻身得了解放，有身份、有地位、有党、有公共食堂、反正是什么都不缺了，除了饭。”
谭世林秉持老党员的风范，不会跟妻子一般见识，更不会像妻子那般口舌带刺，伤害同志们的积极性。他平日里通过收音机了解外面的一切，当他听到“刻舟称猪”的新闻播报后，虽然也感到无比震惊却不事声张，私下里偷偷找禾机求证。禾机显然早就知悉此事，他胸有成竹的回答打消了爷爷的疑惑，他说：“既然要实现共产主义，那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谭世林对新中国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感佩不已，他把收音机轻轻地搁在地上，使劲直了直腰，好奇地问孙子：“猪长到大象那般大了，还叫猪吗？亦或是象猪呢？”
禾机高兴地告诉爷爷：“当然啰，甭管它多么高大，就算顶天立地了，它还是猪。”
这些年来，开明的爷爷是禾机心中最投缘的同志，爷爷鼓励他，由衷地赞扬他，还低头弯腰跟着他四处作忆苦思甜的现场报告，相比那位退役的将军伯父，爷爷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明显更高一筹。即便他的工作作风有时免不了粗糙生硬，甚至还有浮夸虚报的瑕疵，但爷爷总是宽容地皱皱眉就过去了，从不会露出将军伯父那种鄙夷不屑的神色。因此，他回家后与所有人说的话还不及跟爷爷一个人说的多。这都是同志之间那种不必拿腔拿调的从容坦诚的交流，当然，全是背着将军伯父的。否则，禾机就会失去说话的底气，连音量都提不上去。
禾机兴致勃勃地说：“爷爷你想想，如果我们不把兔子养成猪，不把猪养成象，不把象养成恐龙，我们五十年能赶超英美吗？”
谭世林频频颔首，看起来仿佛在不停地给孙子作揖磕头。禾机沉浸在光辉的前景中当了真，继续说道：“当然，新社会的人们也不会禽兽不如的，我们将在潜移默化中全都成长为高大全或红光亮那样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