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又跟学校的老师打了个电话,了解到江西拖拉机制造厂的牌子已经摘掉,换上了南昌市江铃拖拉机有限公司的牌子。我的情绪又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二月十五日这天上午,我到东湖区法院,找到了刚调来该庭才几天的齐进斌法官。他对我说:“现在院里已经准备再审开庭,你准备好证据,主要是学校拒绝你上班的证人。”
这位举足轻重的证人,我应该找谁呢?一般老师来法院作证,需要勇气,而且会有受到报复的危险。这时,我想到了学校书记邓顺茹。
我清楚的记得,在一九九五年一月,我在学校将近二十天,忍辱负重地要求上班,被夏振川一再推诿拒绝,最后夏还请了邓顺茹来作证,保证到厂组织部能够把我的编制挂到市人才交流中心去,邓也当场作了表示,现在应该是她履行诺言的时候。
我把需要邓顺茹证明的内容,经过仔细考虑,这样写道:
本人起诉的江拖劳动争议案,现正在东湖区人民法院审理,有关在一九九五年元月,经过我在厂组织部的一再要求,刘焕宇部长同意了我回校上班,我立即到校报到,经过多天的接洽,校长夏振川说无法安排,并请邓书记作证,他负责到厂组织部交涉,让我把编制挂出到人才中心,当时邓书记也在场答应作证。我隔天到校没有找到夏,但留下了电话号码给邓书记。
这一情况法院要求予以证实,希望邓书记能履行当时的诺言,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把这一情况予以证实。
我带好材料,来到已经划归市教委管辖、改名为南昌市育英学校的原江拖子弟学校。
学校的旧教学大楼已经拆除,建了一栋新的教学大楼。书记仍然由邓顺茹担任,夏振川退休时学校还没有划出,人事关系仍然在江拖,他的校长职务,凭着其能耐早早安给了其小舅子担任。
邓书记看了我写的内容,进退两难,吱吱唔唔,在口头上一会儿答应作证,说是有这个印象,不要说是一个领导,就是一般的公民也有这个义务;一会儿又想推脱,说当时好像已经开了学,安排不了,现在要作这个证,她还要去找夏振川商量一下,夏退休后,到外面搞投资办学去了。
最后,邓答应会在几天内回我的话。
我心想,当时是一月份,开什么学?现在要她作证,她还要去找夏振川商量,夏振川怎么可能会让她作这个证?她无非还是不大愿意作证。
这时我也不愿跟她多说,只要她能够到庭,到那时也不怕她不说真话,在事实面前总没有那么容易蒙混得过去。
我在其办公桌的台历上,留下了我的传呼机号码,说这两天等她的消息。
二月十六日,齐法官说法院已经确认开庭,要我再交2040元钱的诉讼费。
我的心很沉重,记得国家法律有规定,这种由于法院在适用法律上造成的错误,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时不需要再交费。可是,齐法官硬说凡是个人要求再审的案件都要再交费。并且让我留下了笔录,着重注明如果七天之内不把钱交来,将被视为放弃再审,我不得不答应,但在笔录上表示要把情况了解和落实一下再来。
我感觉到经济压力非常之大,弄得不好,很有可能会白白地又要送掉这两千多元钱,那加起来就是四千多,何况我的经济现状已经是相当紧张,有什么办法呢?但如果真能够开庭的话,我也认了。
虽然如此,仍有不寒而栗之感。
压力归压力。晚上我在翻阅材料时,渐渐恢复了平静,信心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没有退路,只有背水一战,人生能有几回博?艰难的生命旅途只有靠自己去拼命克服,何况该官司不一定就是我输。
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就算自己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砸吧,至少也表示了自己没有屈服。
一遍又一遍地通读着自己的诉讼材料,事实胜于雄辩。上面字字有力,句句有理,虽没有掌握多少书面的证据,但铁的事实存在,足够其心惊,除非对方在法庭上没有一点理性。
若真能够开庭,说实在的也是一场十分艰苦的硬仗,对方阵容强大,而我却连一个律师都请不起,势单力薄,在许多方面除了客观事实和激动的倾诉,据理力争,没有更多的优势。
但想到那张没有公章的决定,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说它是有效的,又增强了信心。把这张决定书拿到桌面上来,到时大家还不会认定是谁都弄得出来的一张废纸?
既然决定无效,那我就是胜诉。
二月十七日,我在江南都市报看到一则类似我官司的消息,题目是《除名未见书面通知——…当事人邱某把单位推上法庭》,内容是:
南昌市第二运输总公司,1993年1月聘用正式职工邱某,为该总公司南钢公司机务副经理,同年6月将其解聘。之后,邱未回原岗位报到,1996年7月该总公司召开第七届职代会第五次会议。对邱以擅自长期离岗又不办理任何手续为由作出予以除名的决定,但未以书面形式通知邱。1997年1月,邱得知被单位除名后多次向领导申诉,去年8月,邱向南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以其超过申请仲裁的法定期限为由,驳回邱的仲裁申请。
去年9月29日,邱愤而向东湖区法院上诉,又被驳回诉讼请求。邱不屈不挠,又上诉到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1月24日,农历正月初一,中院下达《民事判决书》,撤销东湖区法院的判决,认定南昌市第二运输总公司对邱某作出的除名决定尚未生效,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南昌市第二运输总公司为邱某缴纳用人单位应缴的社会保险费。
我看后,受到很大的鼓励,江拖的那张没有公章的文件,不就和没有正式的通知书一样吗?
兴奋之余,我与江南都市报社取得了联系。
下午,我与江南都市报社记者夏震见了面,夏震说:“现在这件事还没有开庭,暂时还不好报道,从形式上看,你的官司是和报纸上的差不多,而且还有更有力的情况,等开庭时告诉一下我,我一定会到庭采访。”
我觉得有几个情况在心里不得踏实,写了情况,准备明天向市中级人民法院咨询,内容是:
本人于2000年11月25日,交给了贵院要求依法撤消东湖区法院《东民初字(2000)1198号裁定书》、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的申请,东湖区法院于2001年2月16日通知本人说:经过复查,同意再审,准备开庭,要求我在一星期之内再交2040元诉讼费。特就有关问题紧急咨询贵院。
1、由贵院依法组成的江拖破产清算组近日是否会结束?现在再审是否还来得及?现收购江拖整合资源、安置江拖职工的江铃集团,其所组成的南昌市江铃拖拉机有限公司,可否延续成为被诉人?
2、按照最高法院制定的《诉讼收费办法》,劳动争议案件属非财产案件,收费仅为30…50元,没有注明附带任何情况,该项收费对我却要2040元,而且已经是错误裁定终结,现将尚未经过一审的案子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又要交两千多元诉讼费,这是否合理合法?
3、江拖被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已在2000年12月25…26日召开了债权人大会,本人请求补偿工资和精神损失的事项是否有效?如果无效,现在再审的诉讼费是否还应该按标的计算交纳?
二月十九日一早,我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官处,得知江西拖拉机厂已经注销,破产清算组也可能撤了,但高书记官说:“既然东湖区法院现在说开庭,那清算组总还有人在,按说他们办案也是要掌握这些情况的。”
对于劳动争议案件的这种收费,王书记官和高书记官都说不大清楚,但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交费,按理来说,一般是经过了一审的案件到二审才有可能交费,二审的再审就不需要再交费了。而你的案件连一审都没有,再审又是重新开始进行的一审。
江拖换牌为江铃 法院再次误开庭
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我询问过市中院后,又来到了在省政府的高级人民法院,我想这里总应该会清楚。
省高院门卫要我登记工作证,我没有,只得出示中国科协中国地理学会的会员证,得到了允许。门卫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拿会员证来登记的,不过这样的证件,在以前是很时髦的。”
我来到省高院民事庭询问,一位庭长叫我去找院里信访的地方问。我绕七弯八地找到信访处,他们又叫我去找市中院,说区院是由市中院管的,中院怎么说就怎么办。看样子我们老百姓的诉讼,要明明白白的交费也是困难的。
我越想越不得通,法院违法作出了错误的裁定,当事人依法纠正过来了,法院也确认了原裁定的适用法律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反过来竟还要受害人再出钱来继续审理?这真不合理。
我来到新华书店查阅,结果在最高法院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九日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里查到:
五、《办法》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第二十八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免交案件受理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按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按下列规定执行:
(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进行再审的案件,当事人依照《办法》有关规定交纳诉讼费用。
(2)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裁定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裁定或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又提出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决定再审的案件,依照办法有关规定交纳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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