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宣告江拖破产前的十来天，西湖区法院却突然把案件转到了东湖区法院。据东湖区法院及其他有关法律部门认为，该案件在西湖区法院完全可以办理，没有必要再转到东湖区来，难道这一做*纯属偶然？
东湖区法院接案后通知了江拖，刘焕宇此时正好以江拖被宣告破产为借口，推辞被诉责任。我本人还在东湖区法院案件经办人处，发现有刘焕宇打着律师身份的名片。
当我出示《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法》的条文及一九九六年劳动部与最高法院协商一致由清算组作为被诉人的法律文件，并作了抄录，写了报告交给魏群。魏在已知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为什么反而致力于终结诉讼，还竟可用所谓‘有关法律’四个字随意蒙混严肃的国家法律？
中院说明的是有关债权、债务方面的民事活动由江拖破产清算组登记，统一开‘债权人大会’办理，而本人起诉的是劳动争议案。国家有专门的法律文件摆在面前，魏群不可能搞不清楚，中院清算组法官转告及时开庭的意见，不可能没有听清楚，向上也不可能说不清楚。是法大还是权大，谁裁判谁负责，魏群难道连这点厉害关系也会弄不懂？而今她赖别人负责如何能赖得过去？
二○○○年十一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提出的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申请，已有明确的文件指示，东湖区法院徐院长也有明确的批示，都白纸黑字的强调要“加紧”审理。
负责再审的郭岚，在十二月一日还向我明确地表示了《东民初字（2000）1198号裁定书》确为错误，而且本人的诉状在江拖早已有之，按照规定，即使在江拖没有提出答辩状的情况下，甚至其缺席，法院也可以开庭。可该案为什么在此仍会搁浅？时间如此的紧迫，为何就是拖着不办？
另一办案人员吴卫兵不仅不予办案，甚至所强调的口气，与被告当事人如出一辙，并显得对江拖的情况那样熟悉，还总扬言该案“就是办不成，不给办又怎样”，对市中院的催办无动于衷，还说我去告了他，他都看到了我写给中院的材料。
二○○一年二月十五日，刚来审判监督庭的齐进斌法官说，已决定再审，准备开庭。当我知道江拖清算组已经撤销，齐又说此前已知道这个情况，他还跟清算组的一位女组长通过电话，可又为什么佯作再审开庭？由于被告已经消失，我三月九日拿到的《东民再字（2001）01号裁定书》，虽肯定了本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却仍未直接点明原裁定系错误，这是何用意？
至此，被告刘焕宇为惧怕开庭进行了怎样的活动，本人无法掌握，但纵观前前后后，其硬是达到了逃避开庭的目的。而东湖区法院的魏群枉法裁定铁证如山，郭岚、吴卫兵延误了办案，对本人造成的严重损失却是明摆着的事实。
特向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以供参考。
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我正准备把材料送往市检察院，却接到了万检察官打来的传呼。
万检察官说：“你在要求我院复议的申请里提到的不少重要材料，下面检察院所提供的案卷里都没有，特别是那份《东民初字（2000）1198号裁定书》，我现在都无法拿到，你能不能把你所有的材料都给我复印一下。”
我说：“这些材料，我都向东湖区检察院提供了，他们那里应该是都有的，既然情况是这样，那我干脆把全部材料重新复印一下，一起给你送来。”
这样，我又花去了20多元钱，复印了好几十张有关证据和材料。自从这场官司以来，我交给各个部门的材料加起来，恐怕足足超过一米多高了。
在市检察院里，万检察官和李检察官十分认真，对我提供的材料进行了仔细翻阅和查证，特别讨论了是否属枉法裁定的内容，在此，魏群等法官有无徇情的可能。
李检察官觉得有个问题想不通，说：“省农业厅的人事关系为什么冻结那么久不发调令，也不按要求向市人事局复函，在这里应该也有责任。”
我把情况向他作了解释，主要是省农业厅的人事出现政策性冻结，尔后，江西拖拉机厂又以办理调动时间过长为由，故意设置了障碍的原因。
万检察官说：“这些材料都很重要，讲起来这件案子的来由也源远流长，牵涉的人和范围也很广，我们着重在枉法裁判和延误办案上来查，估计这件事要查办也不容易，但我不会怕他们，不管来头多大，我也会敢去做，一定会依法审理这件案子。”
在我的感觉上，万检察官是一个敢为敢当、能够伸张正义的执法者，我开始对他抱有希望。 。。
委屈报告字字泪 劳资科长难作为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市机械局劳资科办公室，王科长、徐主任及就业服务中心的一位主任与我开始了谈话。
王科长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新丰管理处，唐书记和刘焕宇等人都在场，新丰管理处讲原来的处理没有什么不对，但考虑到秦付根同志还年青，为了他本人的前途着想，同意恢复秦付根原有的编制和行政、工资等关系，挂往人才交流中心，补偿工资和续办社会养老保险这两项不好解决，说是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江拖已经不存在，你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没有地方能够为你出钱。……”
我见苗头不对，打断王科长的话说：“能不能让我插一下话。”
王科长示意让他把话说完，继续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秦付根当时的工资金额是198元，社保的卡号也已经拿到了，这件事还没有向张书记汇报，最后如何决定，还要等张书记从外地开会回来我们再向她请示，估计要等到下个星期。”
我表示说：“这件事原江拖一直对我隐瞒，我是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仍在要求解决工作时得知的。我几经曲折，才在几天后拿到了这份没有公章的除名复印件，当时就向厂长江建林作了书面申诉；后来又不得已向省市政府反映。一九九九年，市委和市政府联合发文，把我的情况列为重点解决的对象，要市机械局限时解决，这份文件后来徐主任也是知道的。”
徐主任点头说：“是有这么一回事。”
我继续说：“对于补偿工资一事，鉴于目前的困难，我早就作了表示。至于社会养老保险，尚不说原江拖对我的损害，本人的生活已经相当困难，无法交纳，没有社保的行政编制于我有何用？哪个单位还会肯要我？张书记与我协调时，也谈到了解决社保问题，还让我去了市社会保险局，了解了续办社保需要补交的大致金额；初算是一万五，你们叫我交，我怎么交得了？”
徐主任说：“不要这么多，那时的工资仅是198元，按比例每月只要交20多元，一年也只是两百多。”
我说：“不是这么回事，上次我已经了解了，光六年的社保费就要一万五，另外还有利息、滞纳金等。”
徐还是说不要，而且强调滞纳金局里会到社保局去批，可全部免掉。并说：“这样解决已经是不错的了，在下面有个单位，有个被除名的，虽然官司打赢了，但单位将方式换过了一下，将除名改成辞退，还是一样被处理掉了。”
我仍然坚持不交，也交不出，要局里想办法帮助解决。
这时，外面突然几声巨响，接着是一片喧哗声，整个楼层都乱了起来。
一位局长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劳资科，说局长办公室有人在闹事，是江拖的，叫徐主任他们过去一下。
徐主任说：“我们这里也是在谈江拖的事，马上完。”
这位局长说：“不行，那人好凶，要打人，还说要拼命，赶快去拦一下。”
王科长说：“要么就先这样，这件事等张书记回来了再定。”
出来后，我感到恢复编制是个很大的胜利，终于洗清了我作为一个人民教师所不应有的耻辱，但是对于补办社会养老保险来说还需要努力，这是我正当的合法权益，也是我今后寻找出路的基本条件。不管怎样，协调已有头绪，应该说是初见成效。
通过局里与新丰管理处的协调，虽然已经同意恢复编制，但不给予续办社会养老保险，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如不及时向张书记反映，万一定下来了就很麻烦。我现在又有些不大好直接去找张书记，为了慎重起见，在王科长与我谈话的当天，向局领导写了一张报告。
报告中说：
首先感谢局领导认真执行省委孟书记和省委办公厅对本人信访材料的批复，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协调，局纪委张书记与本人在十月二十四日谈到了两点：一是恢复编制，并把编制挂到市人事局人才交流中心；二是解决社会养老保险。还让我去市社会保险局了解了需要补交的社保金额。然后，张书记把工作交给了局劳资科的王科长具体办理。
今天下午，徐主任、王科长等领导与本人一起，谈了谈他们去新丰管理处的情况，据王科长说，唐书记与原当事人刘焕宇也在场，新丰管理处同意恢复本人原有编制，并可把行政和工资关系等转入市人才交流中心；社会养老保险和工资补偿不能解决，这对本人来说，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
且不说原江拖对我的损害，十一年来没有了工作，生活极其艰难，家徒四壁，债台高筑，就连起诉费都是借来的，至今没法返还。自己是个当老师的，曾呕心沥血培养出许多学子成为了大学生，而现在自己的儿子每当开学之初，却往往面临辍学的危机，孩子的妈妈是个回城知青，一家子没有任何收入，压力之大，常人难以想象。这笔巨款从何而来？这些寒碜之处，我真下不了笔，委屈的泪水已模糊了我的视线。
没有社会养老保险，又会有哪个单位肯收留我？我的下半辈子该怎样生活？何况本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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