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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李检察官到中院纪检找到了主任梁洪，梁陪我们去找了焦宜松，没有找到，中院在年底这段时间很忙，恐怕要到元旦以后才好去找，现在这件案子确实很难查，情况也好复杂，你不要见怪。”
“你们检察院已经尽力了，事情最好稳妥些、准确些，拖点时间也不要紧，你们可以跟梁主任多交流一下，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正直，在这件事上可能与一些法官的关系不大好相处，你们跟他一起配合，也许多少能减轻一点压力。”
“我不怕，比不得梁洪在中院，有的案子法院自己不好查，转到检察院来，我们一查就查出来了，本来中院对这个案子，完全可以按照《法官法》处理，如果他们自己能处理一下就好了。”
万检察官还谈到，在中院与该案件有关的法官，对我们市检察院的工作不配合，他和李检察官很是生气。他说：“现在焦宜松和邹梦当事证人，对我们要求其写个书面证明材料很为反感，理都不理，至今也没有写来。”
“那你可以请梁主任配合协助一下嘛，这样可能会好一些。”我再次向他提议。
“是嘛，我们现在正准备这样做，否则这件案子是没有办法来审理的。”
；我再特别强调了郭岚和吴卫兵办案的态度，并说当时针对笔录写了一份三千多字的《有关询问情况的详细说明》，叫他可以参考一下。
看来，市检察院的审理是越来越细了，心里也就踏实多了。他们的工作是认真而且辛劳的，不管该案将来会是怎样的结果，我都感谢他们，只是面对重重关系网的干扰，检察官们还能顶得住吗？
二○○二元月八日上午，我来到市机械局。
王科长对我说：“我已经跟唐方明通了电话，他同意了社保中由单位交的那百分之二十二，但个人的百分之五那部分还是要你自己交。社保费所欠的金额也查出来了，准确的数字是14000元，滞纳金和利息是15000多元，总共是29000多，这些滞纳金、利息比保险费还多，不过滞纳金可以全免。如果这样调解还不行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只有拿下去，你自己去找新丰管理处解决。”
“如果能够全部解决就最好，实在不行的话，也就只有这样了，这百分之五，我还可以想办法借借，再多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交得出。”我见如此，也不愿再拖下去，只得委曲求全。
“唐方明现在已经松了口，这是一件大好事，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定。”
“好吧，那这件事也就只有先这样了。”
我回来后，觉得这个百分之五的事还要尽可能地跟唐方明再谈谈，他以前跟我不是表示的蛮好吗？何必要留点尾巴呢？或许是出于某种原因，实在不行的话也就算了。
下午，我跟唐方明打了个电话，说：“唐书记吧？”
对方一接电话就说：“你跟张鑫平讲。”
接着便听到叫张鑫平的声音。
我一听张鑫平这个名字就头痛，以为他已拿起话筒，就问：“你是那一位？”
“你找谁？”对方反问
“我找唐书记。”意思是不愿理张鑫平。
“我就是。”又接着说：“不是分了你到四机（第四机床厂）去了吗？”
“哪个四机呀？”我觉得奇怪。
“你不是王X X吗？”
显然唐书记是弄错了，我也悟到现在局里不是不可以再分工作，而是根本就不想跟我解决工作，我又不大可能像那些直肠子工人师傅那样，干脆与这些当权的横着来。
“我是秦付根，上午去了一下局里，王科长不是找了你吗？那百分之五你就帮我交掉算了咯。”
“那百分之五是个人的，，百分之二十二是单位交的，连我们自己的百分之五都是自己交，你就不要再转来转去了。当然，反正我们是按局里的意见办，局里怎样决定，我们就怎样执行，反正是局里的钱。”
元月九日早上，我在中院纪检监察室找到了梁洪。这次他见到我好像陌生了许多，一看见我，就很快转身，对着办公室里的几个人囔：“开会开会，现在开会了。”
“梁主任，我想找一下你，行不行？”我也顾不了许多。
“现在要开会。”
“上午行不行？”
“上午要开会？”
“那下午呢？”
“下午时间也好紧。”
这分明是在逐客，连个打发也没有。你时间紧，我能找到你一趟哪里就很容易？我还有什么说的？只好出来。这位我曾十分敬重和信赖的执法干部，现在却忽然显得有些怕见我了，我心中虽然不快，但也无可奈何。
次日，我跟梁通了个电话，他叉开说：“这段时间很忙，那件案子过些时再说。”看来，中院纪检对渎职法官查处的基点在发生变化。
十五日上午，市机械局劳资科办公室挤满了人，他们是来自局属各单位的下岗工人，在这里办理城市最底生活保障金申请表格的签章，我看到的有江西电机厂、江西柴油机厂、江西手扶拖拉机厂等单位。
我还没有正式恢复编制，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对这样的事想都不敢去想，混乱中就听到一位办事人员在大声喊：“凡是被除了名的都不能办。”
这句话对我来说，又好似在滴血的心灵上被抽了一鞭。除了名，就等于没有单位，实际上就连“职工”这个称呼也没有了，还能得到什么关心。在居委会，你没有单位的证明，又不能认定你的身份，谁又会去管你？
我叹口气，摇摇头，只能做个局外人。
王科长来了，他叫我去看看徐主任在不在。我去看了，徐主任没有在局里。
王科长说：“你的这个手续看看是怎么个办法，是从新丰管理处办还是从局里办，我准备同徐主任再去一趟新丰管理处。这些天好忙，你也来了好多次，我们会争取跟你解决一下。”
我答应后准备回去，想想又转身跟王科长讲了讲与唐方明通了电话的事，说：“我与唐书记还算是可以的，他说那个百分之五如果局里同意，他们也没有什么意见，说反正是局里的钱，他们会按局里的意见办。到时候还请王科长给帮谈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跟上次说的一样，我个人想办法交掉算了。”
王科长答应说：“好好，我会讲一下。”
官官相护证词歪 检察官主偿损害
二○○二年元月十七日上午，市检察院来了传呼，万检察官说：“中院焦宜松的证明材料已经写过来了，没有承认你在材料上所说的情况。”
我感到案情已经相当复杂，决定立即过去一趟。
我很快找好了全部材料和两本日记。带日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谁愿意把自己的日记随便送给别人去翻去看？
我来到市检察院，万检察官说：“我们还跟已调去了上海的邹梦通了电话，邹说你是去找过他，但情况不大记得了，而魏群原对你劳动争议案作何处理也是问过了他的。我们又去找了中院的梁洪，讲到了他曾跟你谈话的情况和所作的表态，他说那是你缠的他没有办法，糊弄你两句的，叫我们不要当真。”
我又一次愕然，好在经过了这么多的变故，并没有很大的见怪。
万接着拿出一张材料递给我说：“这是焦宜松写的证明，现在拿过来了，你可以看一下他写的内容。”
我见焦在上面所写的，主要是笼统的叙述了一下他到江拖搞破产清算的事，没有讲到我曾去找过他的情况，最后仅带了一句：中院那份终结与江拖经济有关的民事活动的通知，应该也包括秦付根的劳动争议案。
我问：“焦宜松和邹梦在口头上讲没讲我找他们时的情况？当我向他们出示了劳动部与最高法院协商一致的发文，确认由清算组作为被诉人参加劳动争议案的诉讼活动后，说没说他们作了什么样的表示？”
万检察官说：“这些他们都没有讲。”
我感觉到情况不利，不得已翻开了两本日记，一本中记有二○○年十月十八日我在江拖与焦和邹接触的实况；另一本中有二○○一年九月五日我在中院纪检监察室与梁洪的谈话，其中，有梁洪谈及焦和邹向他表述对我劳动争议案真实看法的记载。在此，他们都认为根据劳动部的文件，东湖区法院应该开庭，特别是中院已经专门发文指示补救，并强调加紧的情况下，郭岚不应该延误办案，应负主要责任。
万检察官仔仔细细地看了这两篇日记，然后说：“这我相信你，但这些日记不能作为证据，他们不承认，我也没有办法。”
“这些情况在当时我也不可能去录音，至少我不可能自己写的日记去骗自己。”对于魏群是否为枉法裁定，我接着说：“她是在已知国家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向上级讲清楚，没有一个人民法官所应有的责任心，为了终结诉讼，套用不到国家法律，竟把法律当成儿戏，可随意用上‘有关法律’四个字蒙混老百姓，从而导致了违背法律的裁定，给当事人造成了严重损害，就退一万步来说，也至少有过失行为。”
“中院法官在江拖搞破产清算时，像这些法律规定也应该懂，东湖区法院说，魏群以及民事庭庭长在向中院请示时，都讲了是劳动争议案件，导致诉讼的错误终结，应该是中院经济庭的责任。现在追究起来，情况非常复杂。”万检察官分析。
“这里讲的仅仅是认为应该，当然就不见得就是。我也理解，中院法官也不是个个都对每条法律法规都记得很清楚，在下面的法官，既然已经知道了国家有这么一份法律文件，就应该如实向上面提出来。这件事毕竟已对我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侵犯了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合法诉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