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的人事档案- 第4部分

　　“既然你是这样理解的，那又为什么能够叫着君子协议呢？”我感到有些好笑，便反唇相讥。

　　夏振川一时慌了神，眼直直的，吱吱唔唔，说起话来含混不清。

　　这个时候，身为厂组织部长的刘焕宇，也应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是，刘焕宇还是不肯放过，强词夺理地说：“就算是学校跟你有协议，我们厂部也可以不认可。现在就算前几年是你跟学校有协议的，但到去年已由厂里来处理，要不就算150元钱一个月，交一年的停薪留职费。”

　　这时的我，倒并不是拿不出这1800元钱，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得很不心甘情愿。

　　“这是没有道理的，我本身就是被迫离岗，是有手续的，如果是我主动要求离岗，或是请假下海做生易，就是借钱也会来交。几年来，你们既不让我回来上班，又不准我借到对方上班，一直失业在家，我没有找组织上给予帮助，就应该算是不错的了，你们为了搞创收，也不该把事情做的这样。”我进行了反驳。

　　“其实你可以去找省农业厅，跟他们要这笔钱，是他们拖着你的调动关系不办。”夏振川插话，显然与刘唤宇早有算计。

　　“这就对了，你可以跟他们调入单位讲啊，他们不是要我们的人吗？”刘焕宇也嘻嘻哈哈地说。

　　“这怎么可能，对方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也有他们的工作程序，不是由我想怎样就怎样的，你们想要他们的钱，那你们就自己去找农业厅要好了。”

　　他们哽住了，这样的歪理，何敢到省府的厅局去要钱？

　　由于我已经提出了辞职，小扬说：“这几年厂里已跟你交了养老金，这些钱要在你的辞职费里扣。”

　　我并不愿计较，只希望尽快结束这无休无止的纠缠，说：“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该怎样就怎样，现在已经交了辞职报告，不知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我还要不要来？”

　　“那就随便你了，到时批下来了，厂里也会去通知你的。”小杨的明确回答，说得也实在。

　　我想，辞了职反而好些，根据国家规定，人才交流中心可以为辞职人员恢复关系，到时还不会影响工作的调动。这一举措，无疑对知识分子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问题是现在单位想要我交钱，而我提出的辞职，单位反而要拿钱给我，厂里还会肯批吗？

　　如果辞职报告真给批了下来，档案关系移到了人才交流中心，那已经在办的调动关系，还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种做法对我来说，毕竟是无奈之举。

　　几天后，学校派一位老师，给我送来了一份厂组织部填发的通知书。通知为：

　　通　　　　　　　知　

　　秦付根同志：

　　你没有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擅离岗位已久，请你在九四年四月十日前回厂上班，并到组织部办理停薪留职手续，逾期将按有关文件予以除名。

　　特此通知

　　*江西拖拉机厂委员会组织部（章）

　　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这时，我已经交了辞职报告，厂组织部的通知对我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的辞职一事，有如石沉大海，经过多次询问，没有下文。我想，厂里既声言我的“调动关系”已经作废，拒绝了对方单位的暂借要求，又不让我把编制挂往人才交流中心；而我毕竟要生存，要养家糊口，厂里就应该让我回来上班。

　　一九九五年元旦过后，我找到厂组织部，要求刘部长给我解决工作问题。

　　刘焕宇对我说：“你找厂里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应该去找学校，这件事要由学校来与我们商议才行。”

　　我找到校长夏振川，转述了刘焕宇的意见，要夏振川与厂组织部商量一下我回来上班的问题，夏答应了会与刘焕宇联系。

　　元月六日，夏与刘商议后，用电话通知我说：“已经同意你回来，一星期之内回学校上班，否则除名。”

　　我当天赶到学校报到，夏振川说：“具体如何安排，还要等学校领导开会讨论再说。”

　　可是，自元月六日至二十三日这段时间里，夏振川又以各种借口推诿，最后却出尔反尔，明确表示无法安排，拒绝我回校上班，说：“学校下个学期的工作已经安排完了，就连扫地也没有你的份。”

　　可据我所知，梁仁铮早就已经退休，现还在校代课，既然厂组织部和学校已经决定让我回岗上班，就不应该再找借口把我堵在门外。

　　我把这些情况向厂组织部长刘焕宇作了汇报，刘说：“你仍然去，去了就算出勤。”

　　我便仍然坚持天天到校，要求学校安排我的工作，夏振川却说：“刘部长叫你上班，那你去找他安排。”

　　直到放寒假以后，我依然在空旷的校园里，忍受着凛冽的寒风，就像飘在空中的风筝，游来荡去。

　　原来，夏振川并没有诚心让我回来，他是怀疑我已在对方上班，否则这几年我如何生活？如果我回不来的话，那就正中他的下怀，想对我怎样处理就可以怎样处理了。

　　应该说，省农牧渔业厅有关领导对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对江拖的做法，他们认为太出格了，曾打电话与江拖协调，可刘焕宇不肯对话；厅里还多次让我先去调入方上班，可谨小慎微的我，面对江拖的刁难，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在江拖的重压下，就连有的学校邀请前去代课，自己也只得谢绝，生怕有所闪失，被江拖抓到把柄。

　　夏振川见堵不走我，则采取欺骗的手段对我说：“我若让你上班，对这些老师如何交待，以后我哪里还有面子，我要是承认了‘君子协议’，厂里能不会要我承担责任？要不你还是把编制挂走，我会去跟厂里说，把停薪留职费降到一半，我们两人再各负担一半，这样我们大家都无事。”

　　他还请了学校书记邓顺茹来作证，保证能够办成。

　　邓书记也当面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可以做见证人，如果再有反复，可以承担责任。”

　　我别无选择，也希望尽快能有出路，而且夏振川愿出一半“买路钱”，多少承担了一点责任，又有学校邓书记作证，就答应了下来。

　　夏振川约我隔两天来，他好去厂组织部落实。

　　我心里一阵轻松，学校老师们也都为我高兴。我马上赶到省农牧渔业厅汇报了情况，厅里表示，一旦办妥，这里即会启动。

　　如果真能够这样解决的话，农业厅的人事调动尚好办理，就不会有以后的诸多是非，我也不会到现在还为生活寻找工作而奔忙。

　　两天后，我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却不见夏振川的踪影。邓书记说他可能会在家里。

　　我到夏振川的家里去找，夏的儿子说他父亲到新淦去了（新淦是我省的一个县，这里可能是误听，因为我后来得知夏又分得了一套新住房，南昌话讲“新的”叫“新咯”）。

　　邓书记说：“那只有等他回来，情况如何我们再会通知你。”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邓书记，为了慎重起见，又留给了教务处的熊国清老师，请他向夏振川转告。

　　此后，夏振川并没有跟我联系，找他，又听说其被上官老师打断了肋骨，住院去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花言巧语原是假　　无辜除名才为真
一九九五年五月，夏振川总算打了电话给我，但自食其言，仍然要我个人到厂组织部去交数千元钱。

　　我找到组织部，刘焕宇部长却一再表示没有讲要我交钱，要我找夏来。我便在组织部打电话给夏振川，请夏来一下，可是他仍不肯来。

　　刘焕宇说：“你还是先去找找学校，然后由学校再来找组织部，一级一级来，你就没有必要再找组织部了。”

　　我只得再一次找到夏振川，夏说：“刘部长虽然没有讲要你交钱，但我的理解是要交钱，原来的君子协议，我就是不承认你也没有办法，那次所讲的把编制挂出之事，你几次没有找到我，就想要我去找你呀，你自己的事当然是只能你找我，现在厂里催我要报告，你说我应该怎样写？”

　　“对于这件事你是最清楚的，当然应该按照客观事实写咯。”我又重申了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往市人才交流中心的要求。夏仍然要我回去等消息，情况如何到时候会通知我。我以后多次找他，又总被其敷衍。

　　这年我已经39岁，感到青春年华不再，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办法，必须找一条出路。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来到了深圳。我每天早出晚归，饿了，就啃个馒头，从繁华的深南路到厂房林立的八卦岭工业区，从闻名的沙头角中英街到庄穆秀丽的南山蛇口，深圳的东南西北中，处处有我寻找工作的足迹。已经年龄偏大、中文大专学历偏低、又正处于调动障碍中的我，在饱受疲于奔命之苦后，终于无望而归。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老母不幸患肾功能衰竭住院，吊氧气一个钟头是10元，一个星期要做一到两次血液透析，做一次血透就要花费500元钱，原本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十二月六日，经济上已无力支撑的我，找到厂组织部长刘焕宇哀求，希望能给一条出路，以维持生计，找得急了，刘焕宇便丢出这样一句话：“其实你的问题已经不用解决了，厂里早就除了你的名。”

　　我当即要求其出示除名文件和决定通知书。他说早就发给了学校，叫我去找学校要，学校里应该会有。

　　我来到学校询问，夏振川在上班时间却躺在家里睡觉，只好在其阳台与他的两个子女闲聊。

　　我好不容易等到他起床，他还眯着眼睛作糊涂的样子说：“知是知道有这么回事，那还是好久的事啦，学校哪有什么决定书、通知书，那是厂里的事啦。”

　　我说：“就是厂里说的已经发了给学校，学校应该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