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就是厂里说的已经发了给学校，学校应该会有。”
夏振川无法再推，只得同我来到学校，然而，学校不仅没有通知书，就连除名文件也找不到。学校的老师们群情激愤，均不知道我已经被除名。
我质问夏振川：“厂里既然有这样的决定，你为什么不公布和及时通知本人，不把决定给本人见面？！”
夏既无知、又抵赖地说：“除名决定又不一定就要公布和通知本人、与你本人见面。”
我坚决表示：“不见到这份文件，我决不会罢休。”
在多方面的压力下，夏振川不得不答应会去找厂部。
但我对于他的为人早已不信了，要他确定一个给我决定书的时间。他犹豫了许久，不肯确定。
我说我要求你的，恐怕也只有这么一次了，非拿到不可。他勉强说争取在几天之内。
我哪里还能指望夏振川这种人，又去厂组织部找到刘焕宇，要求查找出这份文件，刘叫我自己到厂档案室去查。
我来到厂档案室，管理人员称个人来查看档案，按厂里的规定不能接待，需要厂组织部来人方可。
我再找到刘焕宇，他见脱不了身，便又威风十足地说：“好，你硬是要文件啥，我过几天一定给你，你如果想要跟我们打官司的话，你准输！学校虽然跟你有协议，但学校的责任同样不影响我们处理你，你没有在上班，我们就可以除你的名，按照规定十五天就可以开除，而你有五年！”
我不想再与他争，只想先把除名文件拿到手再说。
几经曲折，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下午，我总算与这份文件见了面，在学校拿到了一张由书记邓顺茹从厂部带来的、没有公章、没有落款出处的《江拖厂字（95）第64号文件》的复印件。除名的时间是一九九五年七月，距此，江拖厂部及学校对我已经隐瞒了一年零四、五个月之久。
文件为：
江西拖拉机制造厂文件
江拖厂字（95）第64号
秦付根，男，1956年4月15日出生；1976年4月参加工作，1985年8月由省农科院良种场中学调入厂子弟学校任教。
该同志以工作调动为由，未办理任何手续，擅离岗位，长期旷工。领导多次找其做思想工作，不听劝告，严重违犯了厂纪厂规；根据国务院《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本厂《奖罚实施办法》规定；经九五年七月十七日厂务会研究决定予以除名。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八日
主题词：秦付根 除名 决定
江西拖拉机厂厂长办公室 95年7月印发
共印70份
我气的两眼发黑，这种完全颠倒是非、不顾事实的文字，竟会出在一个拥有七千多名职工的大型国营企业、经过厂务会讨论的文件上。我的调动手续至今仍在江西省农牧渔业厅人事处，由于调出单位的有意作埂，早已不敢再办，如何能说我是“以调动为由”呢？
如果那个“君子协议”不能算是离岗手续，难道基层领导就没有一点责任，反而要我这个受害者来承担吗？
明明是夏振川背着厂部弄虚作假，滥用职权，又不理会与厂组织部已经商议过的“通知”，拒不让我上班，而且厂组织部长早已知情，怎能说我“擅离岗位”？
我不计其数地要求给出路，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走，甚至于辞职都行，如何能说我“不听劝告”？
我发现文件上没有公章，觉得奇怪，问邓书记：“这份文件上面为什么没有公章？另外有没有给我个人的通知书？”
“我问过厂里，他们说是内部文件，不盖章的。对于除名，厂里是不发通知书的。”邓回答说。
我感到事情很蹊跷，便又来到厂组织部，强烈要求在文件的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并且注明我得到这份复印件的日期。
刘焕宇说：“你要盖章想做什么？是想去告我们呵，我们是不可能跟你盖章的，也不可能会跟你出任何证明。”
看来，这一切都是有用意这样做的。
已无钱住院透析、躺在家里、随时会被尿素氮和肌酐吞噬生命的老母得知内情，痛泣不止。在她老人家一生的经历来说，一个人的正式工作，就是一生的生活保证。我抹着泪安慰母亲，这只是个别人滥用职权，组织上知道了实情，一定会还我清白，帮我解决的。
此时，我的内心深处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冲击：被单位开除，这对一个身为人师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何等的耻辱，以后还如何面对那数以千计、曾被自己教育过的学生？他们又会不会能够理解我这不幸的遭遇？
当晚，我彻夜愤然疾书，写好了一份给厂长江建林及厂各有关部门的申诉材料。
这份材料有五千多字，回顾了江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本人给请来的，回顾了我来江拖后的工作表现到底如何。材料中说：
当初，江拖要我时好话说尽，来了以后，却是如此对待，而我五年来的工作有目共睹。
那时，我尚在成人高校半脱产学习，除担任了高中文科班和初中地理课以外，还在厂职工大学也兼了课，此后又主动承担了因萧大雄老师调走而留下的全部美术课。高度超负荷的工作，我无任何怨言，甚至晚上也常来校为高考学生义务辅导。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是一个观察哈雷彗星的好日子。这天晚上，我率高中文科班学生，在南昌铁路二中求助于该校的天文仪器，为能够看到哈雷彗星，一直守候到深夜，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全校学生最感兴趣的学科调查中，我教的地理学科总被学生投票为第一。
在一九八六年，我教的文科班地理；学年考试平均成绩达到84分，这是有底可查的，也是该校前所未有的。
此外，我还接合本职工作，在全国多种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教研论文和科普文章及文学作品，并且频频获奖，对《江拖企业报》自己也没有少出力，而且自以为是的递交了入党申请。
我写这些是为了表功吗？不是！是因为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而有怨言。我也知道，目前的结局无非是自己是自己太不懂“时事”，对既无才又无德的夏振川常会直面表示不满而已。
材料详细叙述了事情的整个真实过程，对不顾事实的《江拖厂字（95）第64号文件》提出了尖锐的质问，指出：
这完全是夏振川等滥用职权，欺上瞒下，打击报复，又企图逃避责任而造成恶果的严重事件。表示“水覆难再收”，我就不相信他夏振川真能一手遮天，不信厂领导会容忍这样的丑事而能够被他“玩得转”，纸是包不住火的，我写的事实愿以法律责任担保。天涯何处无芳草，只希望能够引起厂领导重视，讨个公道，有一个事实清楚的结局。
十二月十日，我来到江西拖拉机制造厂厂长室，江建林厂长不在，我把材料交给了厂办公室的姚主任。 。。
申诉求援石沉海 无章决定难诉讼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想到自己的老上级、已担任省委副书记的舒惠国在以往对我的关怀，便又满怀希望地写了这样一封信：
省委舒惠国副书记：
您好！
首先感谢您在省蚕茶研究所时对我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关怀。以往我发表的的论文，由你批注的签字，我一直保留至今，您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扶持，我们老蚕茶所人常常谈起，曾经能够和您在一起工作，是我们的自豪。
记得有一次在省府大院碰到您，向您口头反映过我由江拖调农业厅贸易中心的情况。
由于当时农业厅人事关系冻结，而江拖虽早已签章同意调出，调入单位贸易中心也签章同意调入，市人事局也签章同意并发出干部调动工作函，但因时间一长，情况在起变化。本想求助于您，您当时也很重视，叫我什么时候来讲清一下，后来我考虑到你的工作一定很忙，总觉得不好打搅您，就尽可能自己去努力。
可是，农牧渔业厅的人事调动久久难以松动，结果在我单位被个别人借机恶意刁难，编造假材料，以致竟被厂部无辜除名，我虽以书面材料陈述事实，向江建林厂长作了反映，但总觉得人际关系复杂，力不从心，越想越不踏实。
我很热爱自己的事业，实在不愿自己多年苦心的钻研付之东流，自己还能为社会多作一点贡献，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多年培养。因此冒昧给您写上这封信，以寄一线希望，并附上12月9日给江拖厂领导所反映的详细材料，以求得到您的帮助。
给您找上这样一个麻烦，实在是对不起，请能予以谅解，并向李老师（舒的妻子，原在省蚕茶学校的同事，一直身体欠佳）问好，祝她身体健康。
此致，
敬礼！
秦付根
1996年12月12日
信发出去以后，没有音讯，我给厂领导的申诉材料也没有得到重视，我那根深蒂固的组织观念不由开始了动摇。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我那身患绝症的母亲，在病魔残酷的肆虐下痛苦地逝去，终年七十八岁。
在我父亲于一九六六年病故时，母亲年仅四十七岁，我才刚刚为十岁，哥哥十六岁退学当了学徒工，姐姐在十三岁时不得不放下课本，改了年龄，下放成了知青，妹妹弟弟年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在她的身上。
母亲做过各种各样的临时工，世上什么样的苦和累她都受过，守着寡把我们拉扯大实在是不容易。可我却没有让她在晚年能够享受到清福，只是在她身患绝症、痛苦在床时，自始至终地侍候在身边，尽了一点孝心，内心深深感到自责。
考虑到自己毕竟曾是舒惠国的老部下，恐其不好处理。
想到时任省委书记的*，他在江西人民心目中具有良好的形象，便又向吴书记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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