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说过不参加么?”彭石贤没有显出热情来,“你写下诗了?”
“我可以朗诵诗歌呀,”李超兰仍然不愿以写诗作为加入诗社条件,“怎么,你不欢迎我?”
“当然欢迎,那样诗社才更有生气,也更有影响。”彭石贤高兴起来。
但李超兰不只是为了自己加入诗社才找彭石贤:
“还有人也愿意参加,要办诗社应该说人越多越好,是不是?”
“那当然,还有谁愿意参加?”
“陈灿英跟我说,她愿意参加,还说学校团委正号召大家开展这些活动。”
原来是这样!彭石贤的热心一下子冷落下去,“是她跟你说想要参加我们的诗社?”
“陈灿英的写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对诗歌也有兴趣,”李超兰极力说服彭石贤,“仇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仇老师让她办诗社?”彭石贤很不耐烦,“那就她办她的,我们办我们的吧!”
其实,陈灿英找李超兰说话的时候也是这种态度:“团支部准备组织一个诗社,这不只是出刊物,还要开朗诵会,你可以参加,这能活跃学校的文化生活,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也是青年们争取进步的机会。当然,如果彭石贤他们愿意参加的话,那也是可以的。”
这让李超兰为难了,她不希望彭石贤他们办什么诗社,这是她左右推却不肯加入诗社的真正原因,因为她姑妈早就关照过,在学校里除了入团,其他任何学生自发组织的社团都不得加入。而现在由团组织出面办,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可是,诗社本来是彭石贤他们发起的,如果反过来要他们听陈灿英的摆布,他们能乐意?李超兰的脑子一转,想出了个主意,她建议陈灿英去请仇老师担任诗社顾问,这样,仇老师多少会给彭石贤留点面子。当时,她们两人还一道去找了仇老师,恰好仇老师也听到了学校的安排布置,语文教师应该加强对学生课外活动的辅导。仇老师原来担心办诗社招惹麻烦的顾虑一解除,也来了兴趣,他自己在学生时代就是办诗社的积极分子。
“我刚才去了仇老师那里,他说诗社应当自由选举社长和编辑,”李超兰告诉彭石贤,“担什么心呢,谁不知道诗社是你们发起的?”
“仇老师真这么说了?”彭石贤觉得这才合理,“他也答应了当诗社的顾问吗?”
“当然答应了,不然,我怎么会来找你来说这许多!”李超兰又进一步为彭石贤设想,她甚至保证推选彭石贤的人肯定要比陈灿英多,“你根本没有必要说不让她参加诗社的话,那会显得你没有气量。”
这样,彭石贤便接受了李超兰的意见,虽然后来诗社并没有办出什么名堂来,但彭石贤在任何时候想起李超兰,对她的谋算总是感到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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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过后,风和日丽,这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季节。放眼望去,一片油油的绿色盖满了原野,小河流水盈盈荡荡地蜿蜒向东。这是一个星期天,仇道民与一些学生出发春游了。他们傍着校门外的小河一路说笑,逆流而上。在一处农家村舍,他们停下来小憩了一小会,有的同学向那位留在家里照看小孙子的老太婆讨了口茶喝,有的同学走得热了,解下些衣裳来,随即,他们又沿着屋后一条羊肠草径向小山坡上爬去。
这里有一片桃李相杂的树林子,李花早已经零零落落,桃花也开始凋谢了。
“真可惜,辜负了一片大好的春光,”仇道民站立下来,留连不舍地回头打望着刚才走过的山岗说,“我们已经来迟了,见不着百花争艳的景象了!”
“也不一定非看桃李争春不可,校园里并不是少见花草,可就是乏味,”彭石贤的感受不同,“能到这野地里来兜阵风也好,我看眼前这情景并不差,它同样使人觉得轻松愉快。”
“不错,这话说得有些哲理,” 彭石贤的话有可能无心说出,倒是仇道民的感慨流露出了藏于内心深处的某种生活体验,“往往是,人们想象的东西要比眼见的好得多,早来也未见得真会有个百花齐放——这小山坡能开出多少花来?”
“走吧,曾明武他们走远了呢,”陈灿英与李超兰在山坡下等侯着他们,“仇老师,您累了吧,让我们给你提着衣服好了。”
“不用,不用。”仇道民从山坡上连跑带滑地直冲下去,他赶到了彭石贤的前面,“我还没到走不动的时候呢,以前,正是你们这年纪,爬个十里二十里的大山,我根本就不用喘气。”
“真的吗?”李超兰说,“我们可不行。”
“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你青姑妈,我们一天赶过二百多里路,常常两头见黑,也不觉得怎么累,那叫一鼓作气,”仇道民孩子似的兴奋,孩子似的叹息,“现在是不行啦,可你们更不行——都是些笼养鸡,给学校关呆了!”
于是,他们又谈到了学校规章制度的严厉与呆板,谈到了教学内容的枯燥与划一,也还谈到了教学方法的简单与机械。
忽然,仇道民问:“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上课像个小丑!”
“谁说的呀!”“你是说上课招得同学们发笑便是小丑么?这哪能呢!”“我们都爱听你上课,真的!”“同学们都是这么说!”好几个同学争着表白。
“看来,你们也学会奉承了!”仇道民笑起来。
现在,彭石贤越来越觉得仇老师的课讲得引人入胜,也越来越感觉到他在工作中显现出来的热情,他说,“招人发笑不好,难道像有些老师的和尚念经,巫婆装疯才是好吗?”
同学们让彭石贤这个放肆的比喻逗笑了。仇道民摇头:“如果是和尚或巫婆,他自己的感觉可能是好的,我说的小丑也有两种,一种是他逗人笑,逗得人笑出眼泪,笑得人心里泛酸,这正是他的本意,算这小丑有本事;可另一种是,你们看过玩猴戏吗?那猴子也算是个小丑吧,让它戴帽便戴帽,让它跳圈便跳圈,让它作什么便作什么,可它总是惶恐不安地望着主人的皮鞭,虽然这也能引发出观众的笑声来,但对它来说却实在是一种悲哀!”
大家并不清楚这话的深刻含意,都面面相觑,无话可答。
今天,仇道民情绪爽朗,很有点故态复萌,他一边走一边说,话更玄乎了:“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人格的独立,只能仰人鼻息行事,那他就只可能是个小丑,教学也如此,做人如此,你们说,为了迎合别人而生活的人,他能不显出笨拙和可笑来么?”
“没人说谁是小丑呀!”李超兰可能没有会意,也可能正是感觉到了这话隐含的意思。
“真是没人说么?”仇道民的手落在彭石贤的肩上,“那样才好——可说了也无所谓,谁叫他去小丑呢!”
彭石贤觉得仇老师的话似乎是指以前那种“鸡叫狗叫”的事,彭石贤问东答西:“我今后一定认真听讲。”
“仇老师,别提这些吧,”陈灿英以为仇老师是不满意某些同学的背后议论,“你不是说今天还要讨论诗社的事吗?”
“你让前面那些同学等一等吧,”仇道民对诗社的事已经考虑好了,他现在认为,由团支部牵头,诗社的事就可以放心去办,形势毕竟有了不同,仇道民仰望晴空,不觉脱口赞美了一句,“今天的天气多么的好!”
大自然对生命具有强大的启示和感召力量。仇道民又谈起了诗与自然,诗与社会,诗与个性心理等方面的关系。
“曾明武——你们别太走快了,”陈灿英跑着去招呼走在前边的同学,“等一等大家吧,还有事情要商量!”
曾明武一群人上了大路口,谈的却是另外的话题。他们刚才在一户农家讨茶喝,有个聋老头把曾明武当成去动员他入社的干部,他一脸不高兴,口里骂骂咧咧地:“查,查,就剩个裤裆没查过,把什么都查到社里去了!”这便引发了同学们关于合作化办得好不好,发展得快不快的争论:
“我们那里也有人对合作化不满,说土地刚回老家,屁股没落板凳又让人拉去合作了,媳妇进门就闹离婚,这媒婆光会哄弄人!”
“合作化高潮是干部喊出来的,农民人入心不入,根本不自愿。我们那里有个死顽固,他日夜把土地证揣在怀里,干部一跟他提入社,他就拿出土地证,阴阳怪气的问:‘这上面的名字没弄错吧?土地是我的,你怎么比我还心急心忧呢,快别白操这份心了!’干部们没办法,就把他那田地上方的水口堵死,庄稼没有水,他只得去几里外的山坑里挑水灌溉,坚持了一个多月,有次把水桶摔破了,他才去找干部说:‘我用土地证跟你换担水桶吧,这回我是心甘情愿了!’不识时务的人还多呢!”
“搞社会主义不强迫也不行,去年我们那里粮食减产,干部们为评模范,认多了统购任务,结果弄得好些人没饭吃,余粮户又不肯交出余粮来,干部们去搜也搜不出,你们说粮食藏哪里去了?有的把竹节捅开,把米装进去,拿它搁在牛圈顶上,谁能料到?有的干脆把粮食藏到屋后的岩洞里去了,他们自己不说,鬼也猜想不到,搞社会主义不搞强迫还怎么行?”
“搞强迫叫社会主义,你这才叫怪话!”
“这就恰恰说明合作化搞快了,超越了群众的觉悟。”
“陈灿英叫你别走快了呢——企图一个早晨把什么事情都办好是不可能的,谁想要一口吃个胖子,那是做梦。”
“胖子来了!”有同学望着陈灿英手上搂着衣服,满头大汗地跑着追上来,胸脯一颠一颠,“你们谁想要一口吃个胖子。。。 ”
“怎么走这么快?春游变成越野赛跑了。”陈灿英站住脚,边喘气边说,“仇老师说还得商量诗社的事——”她见同学们在哈哈大笑,猜到可能是取笑她的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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