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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区’街道不宽，两边房屋相距很近，从路中间走过，像是走在超市货架的中间，可以轻易地够着两边琳琅满目的商品。路上没有路灯，行人即使面对面行走，只要不是擦肩而过，根本无法看清对方的脸，这给人造成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能认出你，也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你在这里很释放、很自由，可以随心所欲。
街道两边全是一间挨着一间的门面房——两层的、从屋内可以上到二楼的那种房子，路上唯一的光是从两边的屋里照射出来的。每个屋子里的灯棒，都裹上了各色的彩纸，玻璃门中间往下的部分，还有二楼的窗户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半透明的胶布，这让人顿时起了想看个究竟的好奇心。但是，除非你进去，你永远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屋内的陈设和屋里的人。
从屋内透出了紫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光，唯独没有白色的光，因为白色不是情欲的颜色。这些昏暗的光映在外面行人的脸上，立即让人产生阵阵眩晕，双腿发软，血压升高，仿佛不能自己。
玻璃门是错开着或半开着的，屋里有一个或几个女人，她们或显得颓废，或显得激昂，两眼充满了茫然的期待。她们并排坐在沙发上，一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像是菜市场柜台上正待出售的大白菜。她们化着特别夸张的浓妆，也不知是想炫耀自己的年龄，还是想掩盖自己的年龄。秋天的夜晚刚刚下了场雨，天显得清冷，这些人穿着很薄、很少的几件衣服，大腿往下、胸、背和胳膊*着。
二楼的灯一般是亮着的，当外面的一个人上去后，灯会灭了或者暗下来，人出来后，又会亮起来。
我从‘红灯区’的右边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又从左边的那一头返回这一头，没有看到唐妹子。有几个女子看我从门前经过，往里张望，迎出来说：‘大哥进来坐坐吧，放松放松。’我没有搭腔，我对她们也无反感，她们可能像唐妹子一样，只是叫着不同的名字而已。
我发现有两间房屋二楼的灯是灭着的，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从其中一间屋里出来，慌里慌张地想快点离开，一个年轻女子送出来对他说道：‘下次还来啊！’那个男的没有回应，低着头顺着路边快速往前走，生怕别人发现自己。
这个年轻女子看见我在门外，说：‘大哥，进来吧。保证你满意！50元，’她看我没有反应，继续说：‘这几天生意不好，20元吧。’
我说：‘姑娘，我来找人，你知道唐妹子在哪个屋吗？’
她警觉了，问：‘你是她什么人？找她干什么？’
我急着说：‘我是她邻居，我孙女在医院，我来找她借点钱，我孙女快不行了。’她疑虑消失了，指了指另外一间二楼灯灭着的屋子，我刚要说声谢谢，她已进去了屋里。
我在那间屋外等着，不一会儿，二楼灯亮了，下来一个男人，唐妹子也跟着下来，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似乎有某种默契。那个男人出门时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赶紧拿出墨镜戴上，那副墨镜很大，遮住了他的半张脸。他戴墨镜的那一刻，我发现这个人有点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跟那个小学的主任有点像，但我不能确定。
唐妹子转头一看我在这里，惊讶道：‘刘大哥，你怎么在这里？’我把小妮喝农药，在医院的事跟她说了。
她显得非常着急，在门口踱着步，说：‘现在回三里湾拿卡，肯定来不及了，这可怎么办呢？’
‘刘大哥，你在这里等着，我看在这里能凑凑不能？’她说着进了屋里，我看到她在抽屉里翻着东西。过了一会儿，她出来，进到隔壁的屋里，出来又进到隔壁，有时又向对面的屋里跑去，她进进出出了有十几次。
最后，她向我跑来，喘着气说：‘这是3000元，你快去吧，抓紧时间！’我看到这3000元钱里有面值100元的，有50元的，有20元的，有10元的，还有几张5元的。
我一把抓过钱，去骑我的三轮车，唐妹子叫住我，走过来说：‘刘大哥，你就把三轮车放这里吧，我下班后给你骑回去，你打个车去医院吧，要抓紧时间！’说完又跑进屋里拿出来一把零钱，是2元、1元和5角的，其中有很多是硬币。
出了‘红灯区’，我截了一辆出租车，向医院驶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出租车。路上车少，出租车开得飞快，可我还是觉得慢，一直在催促着司机‘快点，再快点’。
司机说：‘再快，我也不能飞过去啊！’几十秒的红绿灯，也让我难以忍受，红绿灯液晶计时器上的数字从大到小一秒一秒跳动着，我也跟着数，似乎这样可以让红灯快点过去似的。
我跑进急诊室，那个局长正领着他的孩子出来，一辆黑色的宝马轿车迎了上来，父子两人上车，车开走了。急诊室里人们进进出出，其中有普通人，也有穿白褂子的医生和护士。
我急着向左侧正对着值班室门的凳子上望去——小妮那只握着铅笔的手松开了！铅笔掉到了地上。她的手从凳子边缘伸出来，耷拉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她在凳子上静静地睡着了。她再也不抽搐了，也不颤抖了。她嘴唇紧闭，嘴角没了白沫，干干净净的。脸也不再惨白，泛出了红润，她好像在均匀地呼吸着。她的头微微侧向掉在地上的铅笔的方向，她闭着眼睛，静静地睡着了，她正做着一个梦。
人们匆匆从她身边经过，没有人注意到她。那位50多岁的、戴着老花镜的内科大夫从办公室出来，经过小妮躺着的凳子旁时，他稍稍回过头，从眼镜上面斜着看了一眼躺着的小妮，若有所思。随后，他继续走他的路，手里拿着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写的《箴言》这本书，胳膊夹着一本厚厚的名字叫作《内科学》的书，那本书足足有两千页厚，里面肯定有很多知识，但无论如何也没有让人起死回生的知识。
我走过去，伏在小妮身上，我凝视着她熟睡的脸。我摇动她的身体，她没有反应。她的手冰冷冰冷的，脸也一样。她身上穿着她唯一的一套红色的衣服，脚上穿着那双圆头皮鞋。我拭去她裤腿上一块泥巴，我把她的衣服从上到下整理了一遍。我整理着，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开始哽咽，哽咽的声音越来越响，在走廊里形成了回音。
人们从我和小妮身边经过，匆匆走开，有的回过头来看一眼。我感觉到无奈、无助，我哽咽着扭头向值班室望去。我透过泪水，模糊地看到那个值班护士坐在办公桌前，她左手举着小镜子，右手拿着一个小垫子在脸上涂抹。她可能意识到了我在看她，她转过来脸看了看，然后斜了一眼，站起身走过来，把门‘砰’地一声关上，门上挂着的写着‘急救值班室’几个字的牌子晃了晃。
我想起来我当建筑工人时，曾经培训过，在医生没有到来之前，应该不停地抢救从高空坠落的人，作‘心肺复苏术’。人是不是死了，只有医生才能下结论——”
“刘先生，我对你孙女的遭遇非常难过，你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生活，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我们这座城市，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的每个人！现在已经是0：29了，但是我们的短信平台和网络平台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现在已经达到了饱和。看来听众们都对刘先生的不幸抱以不平。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迈克尔杰克逊的《Gone too soon》；稍后见！”
7
“好的，欢迎回来，伴着杰克逊凄婉灵动的嗓音，让我们进入下一段的节目。刘先生，您请继续。”
“我当时发现小妮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搏，以为他死了。但我又一想，人是不是死了，必须由医生说了算。我叫护士的门，她出来让我去交定金。交了定金回来，我看到护士拉着一架四轮小车过来，放在小妮旁边，小车上面放了一台仪器。通上电源后，仪器开始‘嘀嘀’响。我扶起小妮，小妮的头已经支持不住了。护士给小妮测量血压和心率，仪器上显示，收缩压、舒张压、平均血压均为零，心率也为零，本来应该上下起伏变化的那条线变成了一条直线。护士以为仪器出了问题，使劲儿拍了拍仪器后，又重新做了一遍，还是没有变化。
护士开始着急，向一个医生办公室跑去，一个大夫随她出来。大夫看了看仪器，脱掉眼镜，掰开小妮的眼睛查看，说：‘瞳孔已经扩散，没有了生命体征，抓紧联系太平间吧！尸体不能放在这里。’医生说完后又回到他的办公室。
大约过了有十分钟，护士递给我一张单子，说：‘这是死亡证明。你先去把定金退了，不用住院了，病人送来的太晚了，错过了抢救时间。我已经联系了太平间，他们过会儿来拉尸体。我们已经尽力了，很抱歉！’
我妻子也是在医院去世的，最后被送进了太平间。尸体在太平间不是免费的，当时每天的停放费是30元，家属一周仅有两次探视的时间，每次不得超过15分钟，进去的家属不能多于3个。有时候探视的人多了，必须给看守太平间的人表示表示才能进去。
等到火化的那一天，太平间的人说，尸体应当化妆，每家都要做，他们有专门的化妆师，收费300元至500元不等。然后进来一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一脸傻气的老头子，老头子的指甲有一寸长，里面藏满了污垢。在太平间看守人的监视下，老头子拿出一把形状似镰刀的小刀，这种刀子在割鸡眼的店里经常见到。那人拿刀在尸体的脸上、身上胡乱刮了几下，用手蘸着水随意摸了摸，然后说：‘行了！’
太平间的人接着向死者家属推销寿衣、骨灰盒等东西，最普通的骨灰盒也要500元，如果不接受，很难痛痛快快地离开。总之，从尸体进太平间到火化期间，有源源不断的人来向家属提供所谓的服务，兜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