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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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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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膺天命,下餍民心,而非智竞力争而来。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好了;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准儿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来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学调,拿它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视天听的民!我就是载舟覆舟的水!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动听,然而可惜,是句谎言。   

  一天,朱元璋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个老太太门口歇脚。听说老太太是苏州人,便问张士诚在苏州如何。老太太说,张士诚不战而降,苏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发牢骚:京师十万人,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个老太太,背地里说我的好?   

  张士诚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朱元璋起兵后行“寨粮”、“检括”,与剽掠无异,却能得天下。他高兴地说:“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暖融融。”这位弥赛亚,对民心很可能别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或许已觉察到民心和民意是两回事。曾有十三人因为说“朝廷法度厉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处死,妇女流放;他的一条有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议论,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墙壁”,违者全家处死。——管不了你的心,还管不了你的嘴呀?未得表露的民心,总没什么大用。   

  史书里总有许多材料,证明开国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国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涂饰过的。朱元璋自己认为元朝之亡,在于纲纪废弛。“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战栗,而对民心,则是半信半疑。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顺耳的话都删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对“民心”的讨论。若全信民心论,他不敢删《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删《孟子》。   

  流传有许多朱元璋治吏的故事,身受吏治之苦的平民听着很满足。不妨再看看他的治民——   

  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大诰》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榜文则说,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另一条是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按他的榜令,对说谎的人、通奸者和骗子小偷的处罚都是死刑(曾有人偷卖草束,被凌迟处死)。自以为道德无瑕的人,说不定会为此欢呼呢。但你一旦认可了这种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要再抱怨这种权力干涉到你的生活。   

  比如,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违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处死;违反官定的发型,孩子剃“一搭头”的,阉割。你要喝酒吗?有“乡饮酒礼”,犯者打五十,甚至充军。你要听戏吗?只许演“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别的不但不能演,连戏本子也不能看,“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   

  还有呢。民间的医生,只能称医士、医者,不能称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万一叫错了呢?“治以重罪”。又军人子弟只许演习弓马,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学唱的,割舌;下棋的,断手;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要是吹箫呢?“连上唇连鼻尖割了”,看你拿什么吹。   

  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别的一种人民,否则无法想像,这样一位皇帝,这样一种统治,会得什么“民心”。   

  但在民间,朱皇帝的口碑竟还不错,尤其是与他的为人相比。这已不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所能解释的了。王朝自马背上得来,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军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开始或要闹点别扭,迟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领袖,还是其传记作者。士心一旦收揽,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层,个体的人心与整体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提出民心论的先贤,假设的是处于理想状态中的民人。这种状态,自秦汉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这时再谈什么民心向背,不过是拿幻象来自我娱悦罢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着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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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此一时彼一时:袁崇焕、李陵         

  此一时彼一时:袁崇焕、李陵   

  近日脑子乱。眼睛读袁崇焕事,心里总想起李陵。   

  汉朝人毕竟是汉朝人。李陵投北,明里暗里,仍有替他辩护的人。汉武杀了李陵全家,他不肯回来。但我有时想,如果他回来,且不免于弃市,那么,长安的市民,会有什么反应?   

  帝制下人民的生活,常受到君主个人事务的影响。鲁酒薄而邯郸围;先是因为武帝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或者说怀念,大宛国就倒了霉。仗打完了,李广利得到海西侯的爵位,而没得到名誉;在朝中没人敢批评皇帝的行为,私下里则物议沸然。同李广利带回来的战利品相比,中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武帝是这样一种人,批评恰使其更加刚愎,李广利回来两年后,武帝又给他指挥战争的机会,以为他在同大宛国的战事中攒够了军事经验,总不会再出丑。   

  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作战对象,汉人的宿敌匈奴便被挑中了。公元前九十九年开始的一连串对匈奴的用兵,至少在军事上是意义不明的。在这次战争中,李陵像个牺牲品。除战争性质有些特别,李陵获得广泛同情的另个原因,是汉朝人的气质,与后代人不同。汉人也常“替天行怒”。王莽悬首宛市,百姓在下面用石头掷,甚至把他的舌头切开分吃。董卓之诛,长安人欢忭之余,给他肚子插上灯芯。不过这些事发生在乱世。平时,汉朝人不很容易群而暴起。   

  “明奸”的待遇显然不如“汉奸”。袁崇焕的凌迟,在京师大快人心。去西市的路上,观者如堵,无不咬牙切齿,或者说磨牙磋齿。刽子手从袁身上割下肉来,百姓涌上去抢。刽子手赶之不退,且看出是笔生意,便拿来卖钱。老话虽常说“千刀万剐”,真执行起来,刽子手何尝有那些耐心?但这一回有好生意,事情就不同了。袁崇焕的肉据说卖至一两银子一块;当年刘瑾之诛,仇家买他的肉,也不过一文钱一块。   

  我忘了提什么事情?北京受过两次大的威胁,一次是土木之变,一次是直接导致袁崇焕被处死的己巳之变。前后差一百八十年,明人的信心消磨光了。建州兵的声势尚不如瓦剌,给京师人的惊吓则远超前者;这便是壮夫和病人的不同,青年和老年的不同。带着不祥的预感,京师人扑向袁崇焕,名曰纾愤,何尝不是在祓除心里的恐惧。   

  如果这些人活得久,能赶上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也不会有什么内疚。他们会认为受骗或骗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们,他们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特别在帝制时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来源呢?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说回到李陵。那年汉历九月,李陵带领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穿过寒冷的戈壁和干枯的草原,取道阿尔泰山和戈壁之间的平川,一个月后来到杭爱山脉南面的浚稽山。在等待指令的日子里,周围的危险日渐浓重。浚稽山接近匈奴人的腹地,汉军的出现不可能被忽视。终于有一天,对面山梁上闪耀起兵器的光芒,且鞮侯单于亲率的三万骑兵出现在五千汉军面前。   

  幸运的李陵。有此一战,负亦可以免于人言了。到了袁崇焕时代,中原人和北方民族间的关系,早不像健壮的汉朝人和匈奴人之间那样;人们的性情变了,战争的攻守也不一样。李陵和袁崇焕几乎没什么可比较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会让我由此而联想及彼。   

  还要说的是,当年武帝发兵,找的理由是开国皇帝刘邦曾被匈奴人围困于平城这件陈年旧事,并引《春秋》复九世之仇的今文经义为支持,看起来是再无其他道理好讲——除了他对武功无休止的爱好,以及对李广利的眷顾,这两点他虽不必隐瞒,却也不便形诸正式的文告。   

  汉地的农民并不想迁移到草原上,朝野对匈奴人的土地都没有兴趣。一劳永逸地消灭匈奴人是不可能的;把他们从汉国的北方彻底驱逐,同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片草原又将被别的部落所填充,而那完全可能是一个即使不更强大,也至少是一个没有像匈奴人那样领教过汉国的军事能力的部落,然后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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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人心惟危(1)         

  人心惟危   

  地域的话题,有时是危险的,有时是有趣的,尽管任何时候都是无聊的。肆口批评其他地方的人,既排遣心中多余的恶意,又可取悦自己的族群,自古是人们喜欢的娱乐。在普通的时代,在普通的性格中间,它多半无伤大雅,只要机智的成分,远超愤怒或仇恨。   

  但对有些人来说,什么事情都会演成让人诧异的形态。明代中叶的大臣焦芳,对江西人的愤怒,几至常情难以测度。焦芳因为党附太监刘瑾,在明代的名声很不好。其实,他的劣迹并不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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