羧辏ü�1623年），他鸿运当头，一个月内连升五次，升为“玉带随堂秉笔”兼内官监掌印，成了魏忠贤身边的五上将之一。
他所做的工作，是审阅奏章。先把每个折子的要点记住，然后对魏忠贤解说清楚，以便阉党高层集体做决定。
这个人，也是个奇才，非常喜欢《韩非子》（法家为何这么招坏人喜欢），还喜欢谈论天象和解梦。平时盛气凌人，无论是谁，只要所作所为不合他心意，立刻就能翻脸，与人争论，从不肯认输，连魏忠贤也不得不对他包容三分。
刘若愚曾经在他名下起草文书。据刘讲，李永贞做事诡秘，又常在他面前长吁短叹，好像上了贼船原是万般无奈似的。
李永贞好贪是出了名的，在监督修三大殿和信王府邸时，贪污无算。拿到了钱，也不怕烫手，就在老家大肆盖房子置地。
李永贞后来被崇祯皇帝清算时，是被判斩决的。
第三位，涂文辅，北直隶保定府安肃县人。这家伙“姿容修雅”（《酌中志》），是个大帅哥。其人通晓文理，富于心计，又喜欢弹琴射箭，与魏忠贤有同样的业余爱好。他的渊源是来自客氏。客氏入宫当了奶妈后，儿子侯兴国尚且年幼，便请了涂文辅在外授课，因此涂属于客氏的私人。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他冒姓姜被选入宫，百般巴结魏忠贤，得以任管库内侍。两年后，又升乾清宫管事，直接伺候皇上，整天诱导天启帝玩木匠花活儿。由于他一身集中了三大政治资源：天启、客氏、老魏，因此晋升极快，很快升了随堂太监兼御马监掌印，总提督四卫营，同时还提督太仓银库和节慎库。
“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定律（3）
按照明制，太仓银库与户部是一个系统，节慎库与工部是一个系统，应该分别派人管理，现在由他一人总管，实为违制，可见其受宠信之深。他也大言不惭，强行买下了皇亲李承恩的宅子，在门口的匾额上大书“户工总部”四字，以为炫耀。“总部”一词，原为明初吏部下设的属部之名，后废除不用。涂文辅将自己私宅以前代官衙名命名，嚣张不可一世。
他去两部办事，部里的司长要对他行下属礼。他乘坐的八抬大轿，气度不凡，扬扬于长安道上，跟随的仆从动不动就上百人。古代大官出行时，仆从中有专门吆喝清道的“道子”，一路要高声呼喊“轿子来了，前面的车辆闪开、闪开”，是为“呼殿”。涂文辅的队伍出来，呼殿之声“比阁臣道子还雅，其音细而长，仿佛圣驾”（《酌中志》），内外官员无不下马回避。
从入宫起，涂文辅仅用了四年工夫，就爬到了秉笔太监的位置，气焰远超出魏身边的其他太监。
这家伙的结局还不错，崇祯即位后，他见势不妙，和李永贞一道叛离了客、魏，投到崇祯亲信太监徐应元名下。定逆案时被判充军，旋即跟徐一起被贬至凤阳，但总算逃过一死。
第四名，石元雅，北直隶保定府雄县人。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被选入宫，在兵杖局任写字。他善骑射，喜打猎，但不喜欢读书。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年底，由魏忠贤奏请，升入司礼监文书房。后来升为秉笔太监，兼掌针工局和提督南海子，成了魏的心腹。他“每见逆贤，即屏人语，移时方出”（《酌中志》）。也就是老魏见他，总要屏退左右，对他长时间面授机宜。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九月，皇帝咽气，他察觉形势不对，忙请求退休，但未获允许。到了十月，他实在坐不住了，便私自逃走。定逆案时被判充军，最终客死他乡。
第五名，梁栋，顺天府宛平县（今北京丰台）人，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被选入宫，在司礼监干事，提督太和山。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夏，魏忠贤将他提拔为秉笔太监，兼掌酒醋面局，让他在皇上跟前伺候。他也是负责批阅大臣奏章的五人之一，为魏忠贤的死党。
这家伙的结局不算好。他有个哥哥梁植因他的关系得荫锦衣卫，后来升了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同知（从一品），此人贪得无厌，招权纳贿，引起魏忠贤的厌恶，波及到梁栋本人，结果梁栋被排挤出宫，任苏杭织造，时间不长又调回京师。定逆案时被判革职放回原籍，可能是在拘押期间死掉了。
这五员大将，各有其长，魏忠贤得了他们，如虎添翼。本来明初太祖定下制度，不许宦官学文化，就是怕太监势力坐大。结果宣宗反其道而行之，设立了什么宦官学堂，使得大批宦官具备了能够操纵政局的能力。
魏忠贤有了这“五人帮”做领导核心，应付政务绰绰有余，且能让天启帝完全放心。
除此而外，还有许秉彝、王国泰、王朝辅、金良辅、孟忠、刘应坤、孙进、李朝钦、纪用等30余人的骨干队伍，各司其职。许秉彝负责勾结外廷，王国泰先是在信王府伺候，后为秉笔兼掌尚膳监，王朝辅先是乾清宫管事，后亦为秉笔。诸阉或在御前近侍，或在内廷各衙主事，或在外方镇守，形成了严密的管理网络。
有了这套人马，魏忠贤耳目灵通，令出能行，完全建立了一个只听命于他自己的“国中之国”。天启帝虽然名义上是帝国最高主宰，但这个傻瓜皇帝已经不能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也不能真正处理政务，完全成了被摆布的傀儡。他的存在，不过是为魏忠贤的专权赋予了一种合法性而已。
魏忠贤后期与天启帝被人称为“并帝”，其爪牙也呼他为“九千岁”，这都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在天启后期，魏忠贤是正经做了几年无冕皇帝。在排场和威严方面，更是凌驾于皇帝之上。
——这样的阵势，在严密程度上、在可操控性上、在与最高权力的亲密度上，都远远超过松散的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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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定律（4）
而且，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在内阁和六部的高官中，也有大批人向他投效。本来，操控内廷，并不是文盲政治家魏忠贤的初衷，但机会就这么推也推不掉地送上来了。他自然是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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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1）
魏忠贤现在又碰上了好运气。若在嘉靖以前，一个宦官再怎么牛，也不要指望会有廷臣大批来投靠，有人愿意跟你暗通款曲就很不错了。但是到了万历末年，情况已很不同。知识分子（士大夫）里有一批人，基本上连脸都不要了。
不要脸的原因，在于道德已经崩溃。
明朝是最先将科举试题“八股”化的朝代，做文章一讲八股，就等于把道德文章变成了技术性文章。学孔孟，成了大家公认的敲门砖，用完了就可以扔，傻冒才会在实践中照着办。
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图腾”了。我们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世俗民族，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做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一般又都比较唯物，谁还管它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糜。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绫罗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的唯一标准是腰包里的银子重量。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想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几句，得要偷偷摸摸的。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做扒手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死后名声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什么？
无非就是敢“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也和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干部问题上有极左倾向，即非我党人，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正是东林党在朝中气势正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形成天下晏然的稳定局面。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案”，基调之高，远超过“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程度；将浙党党魁方从哲指为“红丸案”中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罪不可胜诛”。
“水至清无鱼”，他们偏就要求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生存空间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帝听取了东林党人中个别头脑清醒的人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打，处理得非常谨慎（很难得）。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哥们儿，哪个地方好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臣武官效忠于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过，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老天给魏忠贤送来的一支劲旅。
正因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为一个“党”。阉党的成员在知识结构上已经不输于东林党一星半点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少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就是顾秉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