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对魏忠贤的攻势，是东林党人近年来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是完全不起作用。相反，从这件事后，凡是廷臣有攻击魏忠贤的，天启帝都要发怒。他的态度，已经明显倒向阉党，对东林党人越来越无情了。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十二月，魏忠贤更上一层楼，受命提督东厂。此时他的权势之大，在国中已无与伦比。他是实际上的司礼监首席太监，同时又提督东厂，有了直接的侦察、生杀之权。由于东厂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特务机关，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都在其监视之下，这就意味着，全国任何一个角落，今后都将处于魏忠贤的掌控之中。
魏忠贤受天启帝宠信迄今已有三年时间，天启帝到今天才把这个权力给他，一是说明天启并不是完全没脑子，他一直在考验和观察魏的“忠诚度”，非常慎重地对待此事；二是说明到如今天启帝对魏忠贤已完全放心，准备把整个大明朝都交给魏去管理了。
而天启帝自己，则可以尽情地玩游戏。
“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天启帝还特地为他赐名“忠贤”，魏本人同时也有了一个字，叫“完吾”，不知道是哪个拍马屁的文官替他取的。完吾，就是要当“克己复礼”的完人了，可见他胸中的格局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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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3）
有明一代，像正德皇帝那样胡闹的混蛋皇帝，尚且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天启帝则完全不把皇权的安危当回事。在魏忠贤开内操之后，御史刘之凤曾上疏发问：“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这就差一点儿没把话说白了，但天启帝根本不听。这个傻皇帝假如能活得长久，还真难预料能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的局势，对东林党来说已是黑云压城。连叶向高也察觉到了危机正在增长。魏忠贤下一个定点清除的目标，就该是叶自己了。刘一璟走后，内阁补进来的是两个混蛋，叶阁老孤掌难鸣，不禁深悔，不该不听缪昌期的话。
刘一璟刚走的时候，叶阁老还有幻想，盼望天启皇帝的气一消，就会召回刘一璟。现在他明白了，只要魏大珰在，刘一璟就绝无回京的可能。唇亡齿寒啊，一向温吞的叶阁老也有些愤怒了，他上疏皇帝，质问道：客氏出宫，尚可以去而复来；顾命大臣难道还不如一个保姆？
魏忠贤知道这是在挖苦他，心里一阵冷笑，当即就把叶向高定为下一个打击目标。
但是当时内阁还有韩獷，吏部还有赵南星，魏忠贤“惮众正盈朝，伺隙动”（《罪惟录》）。
——等着吧，剩下的这几个，我早晚也要收拾掉！
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1）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这是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年份，大风起兮，四海不宁。对于大明高层的三大政治势力——皇帝、阉党和东林党来说，这一年的开始，不是什么好兆头。
年初一，长兴县的民众起事，烧县署、杀县官，四海为之震动。
二月，日赤无光，天气异常，华北一带地震，连皇帝住的乾清宫也摇摇晃晃。天启帝受了惊吓，竟害起病来。
三月，杭州兵变。五月，福州又兵变。
魏忠贤方面，上一年渗透外廷大获成功，一气连扫东林多员大将。依附于他的一帮干儿干孙们见老爷子实力可观，都想借这尊神荡平东林。于是纷纷吓唬老爷子：“东林将害翁！”（《明史》）
魏忠贤做贼胆虚，知道东林已视自己为死敌，深恐遭到反弹。细数朝中，仍有叶向高、韩獷主持内阁，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把持部院，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当道言路，哪个不是对他虎视眈眈？
东林党这面，眼睁睁看着魏忠贤羽翼已成，权势远胜过正德时的刘瑾，内又有客氏相助，依恃上宠，力可拔山，怎能不忧心忡忡？眼看再退的话，就是全线崩溃，但想要反击，强弱早已易位，胜负也很难料。
成败兴衰，必有一战。
双方蓄势已久，到天启四年，终于一触即发！
事起吏科的一次人事调动。
二月，吏科都给事中程注年任期已满，要升至另一职位。吏科的这个官职很重要，是组织部门的监察组总头头，明朝时俗称“科长”。品级不高，权力极大，在干部任免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程科长一走，空缺应按照职务次序，由给事中刘宏化接替。如果刘能够正常接替，则一天阴霾化为乌有，两派恶斗不至于这么早就爆发。不巧的是，刘宏化此时正遇到父丧，在外地出差路上直接就回家守孝去了（丁忧），须离职三年。他做不成这科长了。
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马上把这消息通知了他的同乡好友阮大铖。阮此时也不在京，正在老家探亲，按次序是应由他来顶上。
阮大铖，字圆海，怀宁人，万历年间的进士。他属于东林党一系，和左光斗、魏大中的关系都甚好，但为人浮躁，官瘾比较大，名声不是太好。在家乡一接到消息，未等假满，他就风尘仆仆赶回了京城。
但是事情阴差阳错地有了变化。吏部尚书赵南星、刑部右侍郎高攀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三个人都对这个人选持有另外的意见。因为本年稍后一段时间，将有一次例行的“京察”，在京察中，吏科都给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阮大铖显然不是合适人选。
干部调动，还是赵南星说了算。于是他另选了性格刚直的工科给事中周士朴出任这个职务；而准备让阮大铖平调至工科，顶替周士朴调走后的空缺。
但是天启帝没有批准这个推荐人选。有些史家认为，这是因为阮大铖没有升成官，愤而投靠魏忠贤，从中作了梗（见《明史·左光斗传》和《三朝野记》）。
事实上，阮大铖此时与魏忠贤还没有什么瓜葛（想投靠也不会这么快就见效）。
周士朴的受阻另有原因。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周曾多次上疏攻击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侵权，影响了地方行政。还有，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六月，曾发生过千余名宦官喧闹工部大堂、为索取冬衣的事侮辱工部尚书钟羽正的事件。又是周士朴上疏斥责宦官跋扈，为钟羽正鸣不平。
这两件事，足以惹恼魏忠贤。在魏的鼓动之下，天启帝把吏部意见留中，不予答复。
吏部见皇上迟迟没有发话，知道周士朴不合上意。没办法，只好又推荐阮大铖。
这次批复得很快。但是阮大铖得不偿失，因为这么一折腾，全天下都知道他阮大铖实际上是不够格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定：从这次蹊跷的任命过程上看，这家伙一定是投靠了阉党。
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2）
阮大铖因得官而名誉扫地，不能自安——以东林分子而投靠阉党，这无疑比小人还卑鄙！在古代，官员就是再坏，也多少要点儿脸，假如名声太臭，一般是干不下去的。像前面提到的沈潅贵为阁老，但最初与魏忠贤交结时，也不敢公开化，只能偷偷摸摸。至于阉党的公开化，那还是在后来一党独大之后。
众口烁金的压力太大了！任职还不到一个月，阮大铖终于顶不住，请假回乡了。这个位置又空起来了。
赵南星考虑到下次“京察”将是与阉党的一场恶战，吏科的领军人物应该是一个硬骨头，于是又推出礼科左给事中魏大中，来顶这个空缺。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是浙江嘉善县人。年轻时，他曾受业于高攀龙，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中的进士。他出身贫寒，生活简朴，一贯注重名节。中了进士之后，也还经常徒步去拜访客人。在行人司任“行人”时，奉旨出使藩国或到各地慰问，都不惊扰地方。他在京中任职却不带家眷，家中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人一上班，家门就紧锁。想对他行贿的人，都畏惧他的清正，谁也不敢上门。
他在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曾经两次与周朝瑞上疏弹劾沈潅，内容涉及客、魏。阉党对之相当忌恨。
吏部尚书赵南星很欣赏他的为人，常与之议事。魏大中也经常趁机向赵推荐正直的人士，因而他在东林党内威望很高。由于他写的奏疏逻辑严密，说理清晰，就连“三党”人物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阮大铖在家乡听说是魏大中来接了他的职位，更加窝火，疑心是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几个人在联手搞鬼。他痛定思痛，决定与东林诸人反目，从此投降阉党，出这一口恶气！
但是“投降”也得有门路才行，阮大铖找到了好友、刑科给事中傅櫆。傅櫆前不久因意见不合与东林交恶，投靠了阉党，还和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认了“同宗”，相互间称兄道弟。
这条路，果然一走就通。
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阮大铖与东林反目不假，但并未实质性地投靠阉党。他日后被崇祯列入逆案，是东林烈士子弟恨其无行，强行将他扯入的。这可以聊备一说，但是阮大铖在这个微妙时刻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极不利于东林党的。
也许是受阮大铖的情绪感染，傅櫆决定向魏大中这个东林老顽固下狠手了。
恰在此时，东林党的内讧又加快引燃了导火索。我前面说过，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一批观点接近的官员声气相通，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内部，因地缘关系形成了不少小派别，彼此有亲疏上的不同。
魏大中曾经有一次上疏驳斥过浙江巡抚刘一焜，刘是江西人，结果这一来，得罪了所有江西籍的东林党人。他们不顾大局，群起而维护老乡的利益，对魏大中颇有烦言。
江西籍官员章允儒与傅櫆是同事，听说傅櫆要上本参魏大中，就极力怂恿傅櫆赶快干。
有人给壮胆，傅櫆信心大增，于四月二十一上疏弹劾魏大中。为了让魏忠贤高兴，他还把左光斗也扯了进去。
这个疏本，指责左、魏二人貌丑心险，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