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手拿木棍的领头人闯进私塾，把席先生抓了出去。可到席先生家里一看，原来是一介穷书生。席先生对灾民深表同情，把家里仅有的一担米给了他们。
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财主向县衙门报信，官府派来100多个清兵，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对逃荒的灾民乱砍乱杀，又抓又捆。一时间，灾民死的死、伤的伤，没有死的有的逃上山，有的藏在老百姓家里。朱德想：这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再这样下去，穷人还有什么活路？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
1905年，朱德19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德追求进步、寻求新学、向往西洋科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作为佃农的朱家，尽管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低下，但却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养朱德念书，就是希望自己家里能有一个读书人，将来经过科举，就可以做官，走上仕途也就敲开了财富的大门。尽管这时的朱德思想上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他希望去上新式学堂，接受新学教育。但是，朱德拗不过家中长辈的意志，也十分理解长辈们多年来的辛苦和期望，于是应试。
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4）
按照清朝科举考试的规定，必须在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后，才能成为秀才。朱德家里没有钱，幸亏仪陇县城离大湾只有70多华里，凑了一吊钱，也就勉强能参加考试了。当时，朱德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赶来送行，大家一句又一句地叮咛朱德一路平安。头上梳着长辫的朱德，肩挑简陋的行装，同席先生的儿子还有几个同学一道，步行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这是朱德第一次离开养育自己19个年头的家。
第二天，朱德一行先到城东的县署礼部验身。报名时，他改用“朱建德”的名字。而后，他们又一同去逛街。
县城的街道已年久失修，高低不平的石板路扭曲着向前延伸。街市上倒很热闹，沿街店铺挑出的破旧幌子，五花八门；小贩们坐在路旁高声吆喝着，箩筐里装着青菜、豆腐、猪肉、鸡鸭等；空场上还有几个艺人在耍把戏，人群中不时传出喝彩的声音……初次进城，朱德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不时地伫足，总想看个仔细。当然，他更想知道，在这小城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第三天，科举考试开场。经过几场笔试，朱德自我感觉良好。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在1000多名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20名。这是他自己不曾料想到的。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朱德家乡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在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便是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不久，朱德又与几位同学结伴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顺庆，是仪陇等八县的府治所在地，地处嘉陵江西岸，是川北地区水陆交通和经济的中心。朱德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如此开阔的地界，一切是那样陌生，又是那样新鲜。
在顺庆期间，他听说这里的新式学堂是由国外留洋回来的人办的，教授的课程也是新式的，他对此产生了极强的兴趣。
朱德回到家中不久，府试中榜的消息便传到马鞍场，朱家老小欢喜异常。他的伯父告诉家人，等到省试中榜，朱德就是秀才了；当了秀才，就可以去做官——那时，朱家光耀门楣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可是，这时的朱德却和家人想的不一样，他经过这次远行，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识，顺庆府的新式学堂像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着渴求新学的朱德。
考期逐渐临近，家人也忙着为朱德收拾行装。没料到，这时传来了朝廷的诏令，自丙午年（1906年）始，废止一切岁、科考。科举制度既已废止，省试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一消息，对于朱家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打击，多少年来的希望顿时化为泡影。而朱德却得到了一次极好的机会。他趁机告诉家人，因为实行“新政”，才取消了科举考试。诏令中提到进学皆由学堂出身，去上新式学堂，将来同样有所作为。在他的解释下，家人终于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年9月，在家中长辈的主持下，按照封建习俗，朱德和他大舅的女儿刘氏完婚。
1906年春，伯父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供朱德去顺庆读书。朱德进入南流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就读，这是两年前由嘉湖书院改办的，教师仍是聘用举人、秀才担任，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同旧的私塾也没有多大的改变，还是“子曰”、“诗云”那一套。一心向往新学的朱德感到大失所望，在这所高等小学堂里读了不到半年，就在远房亲戚刘寿川先生的帮助下，和同窗好友戴与龄考入了顺庆府中学堂。
当时的顺庆府中学堂，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学堂的监督（即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张澜主张革新教育和妇女读书，在教学中很注重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设置了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修身、格致（即生物）、图画、体育、外文等课程，一改旧式书院的陈腐风气，深得学生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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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5）
进入顺庆府中学堂，朱德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的确感到应接不暇，难于应付，他的学习成绩不甚理想。但是，求知的欲望使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
国文老师每次上课，总是挑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重点进行讲解，课后还指出要阅读的重点书目；有时课堂还组织学生讨论，互问互学。朱德特别喜欢阅读《孙子兵法》、《史记》等名著，课后还常与同学们逐字逐句地研究《孙子兵法》，学习古代兵家的军事谋略和作战经验，并结合《史记》、《资治通鉴》等的观点和内容，分析中国每个朝代的兴衰原因、政治得失、治乱复兴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等，从书中学习和吸取兴国的经验教训。
在顺庆府中学堂学习的日子里，朱德感到十分充实，特别尊重监督张澜和良师刘寿川。尽管校务工作繁忙，张澜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打成一片。他看见朱德铺上被褥很简陋，发现朱德吃饭也很省，又从刘寿川老师那里了解到朱德家境贫寒但学习用功，便经常和朱德谈话，鼓励朱德立大志，创新业。刘寿川的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有哲理，朱德很喜欢听，两人来往甚密，经常促膝交谈。
在谈心的过程中，刘寿川向朱德介绍了日本如何经过明治维新从工业落后走向先进，并向朱德介绍了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发行《民报》等革命活动，且秘密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嘱朱德要好好读一读。于是，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
在这里一年的时间内，朱德如饥似渴博览群书，后来各科学习成绩优秀，且能写一手好诗文，接受到科学的教育，实现了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接受了“读书不忘救国”的进步思想。
在当时“强身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影响下，朱德接受了刘寿川的建议，决定到成都去，以求得更多的知识，拓宽自己的视野。
1907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到成都时，高等学堂、通省师范学堂、武备学堂等都在招生。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练，因为怕要亡国了”。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可以自由取下。当时，没有辫子就是反叛朝廷，是要定死罪的。对此，朱德十分佩服。还令朱德吃惊的是，学校里的女学生大都天足，这是对封建道德的反叛，让朱德感到振奋。
很快，朱德就对学堂里设置的新鲜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的课程有修身、教育、心理、生理、算术、图画、兵学、教练、体操、器械，其中体操又有枪操和普通操之分。在这里，他勤学苦练，努力掌握专业技能。特别是上体育课时，他认真对待每一个项目，因而很快就掌握了单杠、双杠、木马、体操的基本要领。
有一天，不知是谁在他的枕头底下塞进一本《民报》，一部分铅字已模糊不清，显然小报已几经易手了。这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朱德如获至宝，读了再读，刊中文章揭露了立宪派的主张实际上是维护腐败朝廷的欺骗行为。读过之后，朱德又把它塞进其他同学的枕头下。他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同盟会。于是，他多方探听谁是同盟会会员，结果却使他感到失望，谁也没有能告诉他有关加入同盟会的情况。但他思想上却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在成都学习期间，朱德结识了敬镕，在敬镕的介绍下，又认识了李绍沆、田玉如、张四维。由于他们都来自同一县城，因而经常在一起谈论志向，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晃一年过去了。在朱德的第二学期积分表上，12门课程总积分为1005分，平均837分，名列前10名，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6）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同时，接受了朱德的好友李绍沆、田玉如和张四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