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上午，北京医院，太平间大厅。哀乐低回，哭声起伏。周恩来神态安详地仰卧在一张白布平台上，直挺的躯体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四周摆着一簇簇洁白的马蹄莲，两名手持钢枪的战士肃立左右。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每个人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随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去。
年迈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灵床前，老泪横流，低声呼唤：“恩来！恩来！”他鞠罢躬，又挺直身躯，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才被人搀扶着蹒跚离去。
佩戴着黑纱的邓小平随着低沉的哀乐慢慢走进大厅。他眼中没有泪水，神情显得凝重而平静。他走到灵床前，默默地望着闭目而卧的周恩来，久久不肯离去。陪同的秘书小声提醒：“首长，走吧，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向总理告别。”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边，是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的各界代表，黑压压的人群排成长蛇队，在狭窄的太平间过道内缓缓地移动着。
政治局委员们被让进一侧的休息室。江青一进门就倒靠在沙发上，捶着大腿呻吟：“哎哟！我的两条腿都站肿了！”叶剑英走到她面前，语气严厉地责问：“江青同志，刚才向总理告别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摘帽子？”
江青脖子一扬，嘻嘻笑道：“我感冒了，正发高烧，不能受凉呀！”朱德用力敲打着手杖，愤愤地说：“感冒了就不要来嘛，你这个样子，让群众看见很不好。”
江青骄横地翻翻眼皮：“这有什么不好？难道总理去世了，把我也要折磨死！”
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朱德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不思茶饭。
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秘书见朱德悲痛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参加？”他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可是，就在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他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猛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打开了，朱德怀着对老战友的哀思，随着低回的哀乐，眼含泪花，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
周恩来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满的花圈、挽联、悼词……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悲痛与怀念，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情。这年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最后一个军礼和最后一次接见外宾（4）
当时，外面谣言四起，传说纷纭。广播里说“邓小平是###的总指挥、黑后台”，朱德对此不屑一顾，他轻声地问康克清：“你知道小平同志住在哪里吗？”康克清摇摇头，朱德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朱德有一次同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谈话，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一年前，朱德每天都要在万寿路的大院里转上三大圈，吃完早饭围着院子转一大圈，吃完中饭转一大圈，吃完晚饭再转一大圈，然后才休息。除了这种散步活动，他几十年来自己“发明”的那套健身操也天天做，几乎风雨无阻。可是到了1976年后，这健身操渐渐做不了了，散步也渐渐由三大圈变成了三小圈，后来又变成了一小圈，直到最后除了那做操的口哨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大大地简化了。
###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复杂，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自己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康克清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恩来也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局面。”
1976年的分分秒秒，对于朱德都是那么宝贵。他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听劝告地拼命地工作。从2月到7月初去世，5个月中，他会见外宾18次，找人谈话3次，其中一次还是亲自去中央党校看望老教授成仿吾。
5月18日，成仿吾将新译的《共产党宣言》送给朱德提意见，朱德19日收到这本非常熟悉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20日就把大字逐字逐句认真地看了一遍，小字由秘书念着听。然后，他提出要去党校看成仿吾。身边工作人员劝阻：“您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还是把成仿吾接来谈谈吧！”朱德不同意：“为什么要让人家来看我呢？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还是我去看他吧！”
5月21日早晨，成仿吾接到朱德秘书的电话，说是朱委员长要来看他。成仿吾推辞说不行，应该他去看望委员长。但朱德坚持要去。这样，90高龄的朱德专程来到中央党校成仿吾的宿舍。
朱德鼓励成仿吾：“这个新译本很好，没有倒装句，好懂。这对学习普及马克思主义很重要。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朱德还详细了解了成仿吾的工作情况。当成仿吾问到朱德的健康情况时，他回答：“中央对我照顾得好，消化情况不坏。”
临别，朱德嘱咐成仿吾：“工作一定要跟上形势，要保重身体。我们队伍中老同志不多了。” 成仿吾陪着朱德坐车绕着校园看了一下，便握手告别。成仿吾没有想到仅一个多月后，朱德就与世长辞。
6月21日上午，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早晨，朱德起床后，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家人劝他立刻休息，不要再工作了。朱德听后摇了摇头：“这是党安排的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不去了呢？”
吃了药，他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踏进大会堂，来到预定的会见地点——迎宾厅时，却没有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原来，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时间推迟了，而竟然没有事先告知委员长。
正是盛夏季节，北京城里骄阳似火，燥热得炙人。由于不知马尔科姆·弗雷泽何时来到，朱德只好在人民大会堂里一间放有冷气的房间里静静地等候。
不知不觉，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迎宾厅的气氛变了。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车队缓缓驶进大会堂……
回到家中，朱德便感到身体不舒服，有些咳嗽，伴有低烧。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朱德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坚持说：“不要紧，等明天我会见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因为身体不适，他没有再接见外宾，外事部门对会见上有关安排做了调整。
最后一个军礼和最后一次接见外宾（5）
26日，朱德因病情加重，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
这时，秘书尹庆民与朱家商量，想利用朱德住院这个机会把他的浴室给改造一下。原来，新六所的卧室没有卫生间，进进出出很不方便，中办知道后，便曾想把这里改造一下，可是朱德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们一进城，盖了些高大的楼房，但现在好多老百姓都还没有房子住，人口发展比房子发展快得多。像我这样的干部，你们不能光说照顾我年岁大了不方便，还要看到我岁数大了做不了多少事了。这样的房子对我来说就不错了，我们国家还很穷，为我，就不要花过多的钱了！”
中办管理局副局长李维信见朱德不同意，就反复解释说只作一次正常的维修，不是改造，如果不及时维修，将来坏了，损失可就大了。
听李维信这么一说，朱德这才勉强同意。于是，利用他一次去北戴河的机会，中办管理局将房子给“维修”了一下，将朱德的办公室改成了卫生间与卧室相连，又将餐厅改成了办公室，并在院子里扩建了一个新餐厅及一个理发室。
当朱德一回家，看到自己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非常生气，反复批评秘书和工作人员：“这是改建么？！你们这是跟我搞策略，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
然而生气归生气，木已成舟，只得勉强接受。但这一次改造留下的惟一遗憾就是卫生间的澡盆是按当时市场的标准尺寸做成的，盆的边沿比较高，而且地面的瓷砖也特别滑，没有考虑到一个老人使用它的实际情况。以至在以后的几年中，朱德每次的洗澡便成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必须在两三个人的帮助下才能顺利完成洗浴。
这次朱德住院了，秘书抓住这个时机赶紧向中办管理局协商加班加点地将浴室进行了改造。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最终老人一天也没有享受过。
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当时，天气很热，病房在四楼，没有空调，把房门、窗门全部打开同样燥热。康克清想为他争取调整一下病房，可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但进入7月后，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医生说“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又增加了肠胃炎等，高烧一直不退。
接着组织会诊，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同时，成立了以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为组长的医疗组。时任卫生部长的刘湘屏是组员，同江青关系密切，尽管每天都来看望一次朱德，但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