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朱德等都发了言。朱德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
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增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在两河口时曾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朱德提醒张国焘：“现在，蒋介石虽然派来10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10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建议由四方面军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并以此为由一口拒绝。
张国焘自恃第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把由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不放在眼里，迟迟不指挥四方面军北上。为了把红军的指挥权抓到手里，张国焘首先瞄准了朱德的职位。7月6日，当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时，张国焘让中共川康省委出面，要求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不然就“无法顺利灭敌”。李富春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中央汇报。
红军总部在7月10日到达芦花后，张国焘又迫不及待致电中央“宜速决统一组织的指挥问题”，再次公开伸手向党要权。见四方面军还没有跟上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把部队“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周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朱德仍然为中央军委主席兼总司令。三天后，军委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这时，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芦花。
张国焘当上总政委后，立即积极攫取权力。为了达到“独断专行”的目的，他设法控制一方面军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之间互通电报的密电本以及各军团与军委通报的密电本。从此以后，一方面军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通报而与中央隔绝了，各军团之间也不能横向联系了。
而对于攻打松潘的命令张国焘却推三阻四，拖延执行。他对于担任总政委一职仍不满足，觉得大权尚未独揽，战略问题还要报军委和中央政治局核准，而他在政治局又是孤掌难鸣，处于绝对少数。因此又节外生枝，要求增加四方面军的九人进入政治局。
由于这一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便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不执行军委计划，并将进攻松潘的命令擅自改为佯攻松潘，后来干脆下令停止进攻松潘。
7月底，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到达毛儿盖地区。这时，由于张国焘的再三阻挠，攻占松潘的战机已经过去了。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于松潘地区，薛岳部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进占了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并步步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主张北上却南下的红司令临大节而不辱（3）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果仍坚持原计划由松潘北上，则有可能陷入敌人重围，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于是，军委决定放弃原来的松潘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
8月3日，军委总部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十几天后对编组又做了一些调整，规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北进，首先占领阿坝，再北进夏河；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
张国焘在会上咄咄逼人，不断吹嘘自己如何正确，对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提出种种指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错误，要求一方面军领导检查缺点错误，要否定遵义会议决议，改组中央和军委领导。毛泽东和朱德等针锋相对，对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会议。”意思是说他向中央要权。最终，张国焘的目的没有得逞。
沙窝会议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这样，朱德同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暂时离别。
8月底，党中央和右路军走出草地，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区等候左路军前来会合。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抵达阿坝的左路军才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部队在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被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这条河本来很浅，由于下了一场暴雨正在涨水，一时显得水势滔滔。这使本不愿向右路军靠拢的张国焘找到了借口。他独断地以“朱、张”名义致电中央，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提出要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德和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弄清噶曲河涨水情况，朱德亲自到河边，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于是，潘开文骑马蹚过河又返回来，发现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于是，朱德更是坚持左路军继续向班佑前进。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为此，朱德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争执。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意见，专断下令要左路军返回阿坝，并密电陈昌浩要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情况，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地决定率一、三军先行北上。11日抵俄界后，又致电张国焘，指令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竟于12日亲拟电致一、三军领导人，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一、三军“速归”，“南下首先赤化四川”。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个电报上签字。
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两大主力会合时大家多么高兴啊，可是会合仅仅三个月后，就这样分离了。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可是，这里还有由8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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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北上却南下的红司令临大节而不辱（4）
一天晚上，朱德利用和张国焘下棋的机会，开导起张国焘别走“南下”的逃跑主义路线，应该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开局之后，朱德连赢三盘。为了不使张国焘难堪，朱德故意输了一盘，并趁机借题发挥说：“下棋也同打仗一样，我刚才就输在不该步步退却，落入你的包围中。” 张国焘听出朱德的话外音，知道又要劝他北上，勉强笑着应付：“哈哈哈！朱老总，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南下不是胜利了吗？前进了1000多里，夺取了好几个县城。”显然，张国焘还陶醉在南下以来的几次小胜之中，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部队面临的严峻局势。
于是，朱德耐心地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早就讲过的。带兵打仗，不仅要了解自己的部队，还要了解敌人，了解兵要地志，了解当地民情。不能只看到眼前打了几个胜仗，占领了几个县城。其实，这是得不偿失的仗，是与敌人硬拼消耗的仗。我们前进了1000多里，却没有把敌人主力消灭。我们只不过是把敌人赶跑了，有的是敌人自己主动退出的，我们一进攻，反倒把敌人打得更集中了，把四川军阀都打得集中起来了，北面胡宗南也来了，云南滇军也来了，听说蒋介石还要调李宗仁、白崇禧来进攻我们，我们腹背受敌。我们高级指挥将领要有战略眼光，正如我俩下棋一样，不能只贪吃几个小卒子，要走一着想三着，每一步对我军有没有利都要考虑到。”朱德的一席话，说得张国焘无言以对。
9月中旬，张国焘经过秘密策划，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召开了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朱德走进会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