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1956年那次去苏联是为了波匈事件，是秘密访问。先是波兰发生###。苏联共产党那时是赫鲁晓夫任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两次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如何处理波兰问题，还提出代表团的规格要高，最好是刘少奇或周恩来率领。中央紧急开会讨论后，决定由少奇率代表团前往。代表团的成员有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1956年10月23日上午，少奇他们乘专机启程，当晚抵达莫斯科机场。因为这是党际往来，夫人都不随行。赫鲁晓夫到机场迎接中共代表团。少奇一行到了住地还没有安顿下来，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少奇介绍情况，表现很紧张。这中间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形势非常复杂。中共代表团同苏共领导多次会谈，一直到10月31日晚少奇他们动身回国，到了莫斯科机场，在飞机起飞前还在谈。11月1日代表团回到北京。少奇连夜去毛主席那里汇报。汇报会开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少奇才回家。波匈事件以后，少奇对怎样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想得很多。思考的结果，少奇同志认为，为了不使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发生，我们一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少奇提出：“还要规定一些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这些意见，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和中央全会上一再提出，讲了多次。国内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事实上，在波匈事件的影响下，我们国内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暴露出来了。当时出现一部分工人失业，学生升学和就业不能完全解决；物价上涨，一些地区发生工人、学生闹事。从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全国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里面发生了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中央这段时间经常接到各省发来的电报，反映这类问题。当时毛主席、少奇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黄峥：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思想动向问题。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思想动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王光美：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视，感到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弄清情况，找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少奇决定带一个调查组，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他要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各抽调一二位同志，组成调查组，随他一起下去。为什么要这几个部门派人呢？因为当时这几个部门工作范围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比较集中。确定参加调查组的成员有：共青团中央的罗毅、张黎群，全国总工会的李修仁，###的徐方庭、邢坚，中央办公厅的邓力群、王录、张文健、马尚志，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和我。出发前，少奇在火车上同调查组的同志谈话。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他讲到：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上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我在1951年就强调过这一点。他还说：因为我们是领导者，什么事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少奇要求大家最大限度地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黄峥：1951年，少奇同志在读了邓子恢和高岗关于工会工作的两篇文章后，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其中就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这个概念，并且说：“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和关系。”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既不可以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看作是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也不可以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看作是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4页）这以后少奇同志一直在思考和关注这方面的问题。1956年4月他在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祝词中又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劳动群众的自觉努力，通过教育和批评的方式，不断地把落后提高到先进的水平。”（《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96页）所以，当毛主席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少奇同志的强烈共鸣和深入研究。王光美：是的。毛主席一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值得好好研究，少奇同志第一个响应，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少奇决定沿京广铁路南下调查，他觉得京广线沿线的省份在全国有代表性。少奇对下基层从来十分注意，尽量不影响当地工作，坚决反对迎来送往、前呼后拥。这次，他要求调查组成员自己带生活用品，平时吃、住、开会都在火车上，每到一站，火车停在不妨碍运行的叉道上或大工厂支线上。少奇嘱咐说：我们是去工作的，不是给人家找麻烦的，生活上不要向地方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1957年2月18日，我们从北京出发，抵达河北省保定市。保定当时是河北省的省会。少奇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省市的部分领导请到火车上，一起开了会。林铁同志作了全面汇报，特别讲了河北由于去年旱涝灾害严重、今年缺粮十分严重的情况。省教育厅长汇报了学生升学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升学比例较去年有很大的减少，学生和教员的思想极不稳定。省工会主席杜存训同志就工人的情况作了汇报。他提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发生罢工、请愿24起，工人中有人说：“共产党怕罢工，一闹就老实”、“匈牙利工人有办法”、“共产党好，就是吃不饱”等等。针对河北缺粮的问题，少奇要求尽量采取措施，保证不出问题。当天深夜，就林铁同志提出急需粮食的要求，少奇在火车上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要国务院尽快调拨。周总理当即答应说：“我马上请有关部门办理！”为了具体了解农村缺粮等情况，少奇到河北清苑县东石桥村，和农民座谈。这个村是全县的一个重灾区。少奇在调查中详细了解了全村粮食运输、养鱼、小商贩、养猪户，甚至纳鞋底的收益情况以及救济款的分配等情况。少奇还视察了栾城贾村合作社，听取了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的意见。这期间，调查组的同志分头行动。邓力群同志到满城南马村、东马村，了解合作社工作和乡干部选举情况。他了解到，当地乡干部选举中有67％的候选人落选。罗毅、徐方庭同志分别去了第一、第三中学和医学院、教育厅等单位，调查教育系统的情况。2月22日，我们抵达石家庄。少奇在这里主要了解国棉一、二、三、四厂，华兴纺织厂、大兴纱厂、动力厂、机车厂、焦油厂、发电厂、煤矿以及军工所属的修理厂、鞋厂、被服厂、汽车修理厂等企业和师范、中专等学校的情况。石家庄基本建设局的李德仁同志详细汇报了工人、学生参加的14起闹事的情况，涉及14个单位的500多人。铁路专业学校也作了汇报。这天调查组同志也向少奇同志汇报了调查到的有关情况：李修仁、王录、邢坚同志汇报石家庄老工人的情况和获鹿东营村合作社的情况，徐方庭、张黎群同志汇报师范学院、技工学校以及小学生的情况。少奇对当地领导同志讲：工人中积累很多问题，学生中的问题也很多，绝大多数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也有带政策性的问题，如合作化、工农生活差异、升学等等；国内矛盾集中到人民与领导身上，要让群众提意见、提批评，对群众闹事进行压制是危险的。2月26日，火车抵达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同志向少奇同志作了全面汇报。地区的刘专员，邯郸市委书记郝田役、副书记刘琦、刘英，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等同志分别谈了情况。27日，少奇来到峰峰煤矿，听取了矿领导王从成、李书斌同志，矿工会主席王志文、刘俊峰同志的汇报。然后，少奇同志召开了矿区工人座谈会，就工人生活、生产等问题，广泛听取了工人的意见。2月28日，我们离开河北到达河南新乡。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同志、市委书记罗毅同志分别汇报了情况。他们谈到：农村合作社存在不少问题，有20％～30％的社员对合作社产生动摇，怀疑能不能办好。他们在汇报中特别谈到，这里的国营一一六厂前不久发生100多工人闹事，甚至包围前去调解的市委书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这件事引起了少奇同志的注意，决定对此作深入调查。他让调查组成员去具体了解情况。他自己也亲自找有关干部、群众和参加闹事的工人，仔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国营一一六厂按计划招收了一批工人，开工后发现没那么多位置，便宣布将多出来的人调到一个五金生产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讲清缘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不一视同仁，有“走后门”现象。群众提出意见，领导又采取了压服的办法。结果引起工人群起反抗，有100多名工人参加了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