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在我打电话之前，已经在会上发了言，主张解散食堂，结果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8月21日，我们回到北京。林彪当国防部长后上我们家来过。当时我们感觉，他对少奇同志特别谦虚，毕恭毕敬。每次林彪那里送来报告，都像老式呈文，毛笔字写得很大，完全是国防部长向国家主席呈报的那种样子，我们都不习惯。
七千人大会
黄峥：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工作会议，就是七千人大会。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提出了书面报告，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请光美同志介绍一些相关的情况。王光美：整个1961年，少奇同志工作一直十分紧张。尤其是下去调查之后，少奇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全身心投入当前工作。这中间有一件事：毛主席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完后再次提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中央书记处对此作了决定，并成立了由康生负责的编辑班子。康生和编辑班子几次要向少奇同志专门汇报，但少奇对这件事没有兴趣，因而一直没有汇报成。有时编辑班子把整理好的单篇文章报给他审定，他也没有看。1961年春，编辑小组拟出了《刘少奇选集》的初选目录。4月份我们在湖南调查，康生和编辑组的熊复、王力、邓力群、李鑫等专程赶到长沙，向少奇同志汇报编辑工作情况。少奇同志对康生和编辑组的同志说：“还是不搞为好，不印没有害处，印了有害则不好，不要祸国殃民。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这么紧张，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康生把选目交给少奇，非常谦恭地说：“这些文章不仅对外国同志有好处，对我们国内也有现实意义。这个选集可出5卷，150万字。但要系统地反映刘主席的思想不容易，有些好文摆不上。”少奇翻看了一下这个目录，似乎勾起了他的一些回忆，说：“在白区早年写的不成熟，也不能畅所欲言。批评立三路线的，成熟一点，当时写好交立三、富春看过，立三要发表。后来写的，有的过于尖锐，伤人太多，因为头上顶着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肚子里有气。有些文章，当时争论很激烈，写给总书记洛甫的信，触怒了一些人。如果出版，要改，字斟句酌，工作量很大。要重新整理，没时间。用处也不大。”康生马上说：“这是人民的呼声啊！你的文章外国都印了，我们不印不好交代啊！”少奇同志不好再说什么。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他表示：“既然中央作了决定，你们工作照常进行就是了。”到了11月，由于过度劳累，少奇病倒了，不得不停下工作休息。我陪他到广东从化疗养。在休息期间，少奇仍念念不忘怎样渡过困难。他看到疗养院的院子里有橡子、木薯，就想尝试一下这些东西能不能代替粮食。他亲自拣了一些，要炊事员郝苗同志做给他吃。郝苗不知道吃橡子要经过一道特殊的泡制工序去掉毒性，而是按一般粮食代用品的做法，做成类似馒头那样的东西。谁知少奇吃了之后，直拉肚子，出现中毒症状，搞得大家好紧张。保健医生为此严厉地批评了郝苗。当然这不能怪郝苗，因为是少奇同志硬让他做的。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中央决定开一次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得到中央通知，于12月19日回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先是小规模的，从12月20日到1962年1月10日。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国民经济计划、党的工作等问题。开的中间，中央决定工作会议进一步扩大规模，全面总结这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以便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争取国民经济早日好转。中央还决定由少奇同志主持起草一个总的报告，代表中央提交扩大的工作会议。所以在会议的后半段，少奇同志以主要精力准备这个报告。在邓小平同志的协助下，经过起草小组日以继夜的工作，报告终于在扩大会议正式开始前写出了初稿。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始。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的领导干部，共七千多人。黄峥：除中共中央、中央局负责人外，全国每个县委2人，地委3人，省委4人，中央一级的部、委4人，还有大型厂矿企业和军队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共7118人。
王光美：所以后来通常称七千人大会。党中央开过很多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少奇同志提交给七千人大会的报告，本来应该先经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通过，然后拿到会上讨论。这次毛主席建议，先不要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报告初稿直接发给到会同志，同时组成一个由少奇同志负责、有关领导同志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吸收会上意见修改定稿。这样，扩大会议开始后，首先讨论少奇同志的报告稿。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对形势和工作的看法差异很大。出席七千人大会的同志来自全国各地、各个不同的岗位，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能不能在这个会上统一认识，关键是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的报告。少奇认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统一全党的思想，无论是分析形势、肯定成绩、提出问题，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在那些日子里，少奇频繁地找有关同志谈话，主持起草委员会讨论，为沟通各方面的思想反复做工作。经过会上讨论和起草委员会修改，少奇同志的报告又改出了一稿。1月25日晚，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这个报告稿，决定正式向大会作报告。毛主席又提议，报告已经经过上上下下反复讨论，大家都熟悉了，少奇同志就不要在会上念稿子了，改为书面报告发给大家，同时请少奇同志口头敞开讲讲，对书面报告作补充和说明，加深大家的理解。少奇同志对毛主席的意见历来是很尊重的。本来他没有准备明天在大会上讲话，既然主席说了，他就说：“好，但我必须准备一下。这里的会我就先告退了。〃回到家里，少奇同志连夜准备了一个口头讲话的提纲。第二天，在大会开始前，政治局常委们先到大会主席台旁边的休息室，传阅少奇同志写的讲话提纲。少奇把花了一个通宵写出来的提纲交给毛主席，主席看完一页，就交给其他常委同志，一页一页地传看。好在提纲不长，只有10几页，字又比较大，很快就传看完了。少奇同志在大会上按提纲发挥，作了长篇讲话。讲话中的有些新提法是未见诸书面报告的。还提到不少事例，但这些都曾同毛主席和一些负责同志谈论过。当然，既然是口头讲话，总是要比书面报告随便一些。书面报告是经过反复修改推敲，经过秀才们的字斟句酌，才定稿的。我觉得，少奇同志的这篇讲话是来之不易的。它集中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也是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一个结晶。这个讲话正确分析了形势，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了客观规律，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突出讲的是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问题。少奇同志在口头讲话里面，讲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个是说，成绩缺点三七开，就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另一个是说，造成这几年严重困难的原因三七开，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听说，这个话，毛主席不太爱听，但当时我们没感觉到。林彪长期养病，好多中央会议都不参加，七千人大会一开始也没通知他参加。后来主席让通知他来参加。林彪到会以后作了个发言。他的讲话比较特别，不讲困难情况，也不分析成绩错误怎么样。他说：之所以造成这几年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不离十的。”“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林彪的讲话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七千人大会后，罗瑞卿同志陪毛主席南下，主席一再向他称赞林彪的讲话。七千人大会后，为了研究和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政策，又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是2月下旬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二是5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那时毛主席已经南下去了武汉，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经过这两次会议，全国上下迅速行动起来，调整工作全面展开。党内外许多同志听说中央正在编辑《刘少奇选集》，都很高兴。七千人大会期间，不少同志建议，如果《选集》不能很快出版，可以先发表少奇同志有关党员修养、党性锻炼方面的文章，配合七千人大会精神的传达贯彻。首先选中的一篇就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夏的一天，邓力群同志拿着康生写的条子到我们家来，将这篇文稿报送少奇同志审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是少奇同志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经过了20多年，有些提法需要订正，还要适当补充一些内容。少奇同志向编辑小组谈了修改意见，口授了一些内容，还亲自动手写了一些章节。在编辑小组初步整理的基础上，他又对全文作了三次修改。少奇同志定稿后，正式将文章报送中央书记处审查。最后经书记处审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于1962年8月1日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1）
黄峥：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去南方了。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