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在春秋晚期崛起，是因为其军队装备了锋锐的武器，这也极大影响了中原各国。吴攻陷过楚的国都。越也曾北上，在徐州与诸侯会盟，所以也算是霸主之一。 。 想看书来
从春秋到战国（4）
宋襄公在和楚大战的时候，不肯听名臣目夷（子鱼）的话，没有在楚军渡河时给予打击，而任由敌方过河后重整态势，最后落个完败的下场。不乘人之危的确是“仁”，却因此导致了自己的失败。人们讥笑他的“宋襄之仁”。这位宋襄公有时也被算作是五霸中的一位。宋国人是殷的后裔，而夏的子孙的封地杞则只是个年表中都没有出现的小国家。据说这个国家的人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于是就有了“杞人忧天”的说法。“宋襄之仁”也好，“杞人忧天”也好，亡国子孙总是易遭人取笑。
宋虽有目夷这样的名臣，襄公却不肯听他的建议而败北。吴有名臣伍子胥，获得了伐楚战争的胜利，最终却被处死，之后吴就无法抵挡越的进攻。因担心受到猜忌，越国名臣范蠡则在越王勾践灭吴后飘然离去，毕竟有吴国伍子胥的前例。
也可算作五霸之一的秦穆公，通过录用有能力的人才，国势强盛起来。然而在他死后，他的177名臣下被迫殉葬，因此受到后世史家的诟病。
在秦始皇的兵马俑被发现后，殉葬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俑应该是殉葬的替代品，可能在秦国土地上，原本就有殉葬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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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详细罗列出春秋时代的争霸战，要理顺其中的关系也是很困难的。不过，虽然诸侯众多，但可以说主角是晋、楚两国。而其他诸侯则是围绕这两个超级大国，审时度势，时而合时而散。
为何晋楚如此突出呢？处于现在的山西省的晋可能和北方游牧民族有所交流，得以经常补充活力。楚也同样从称作蛮的南方民族那里长期获得了精悍性方面的补给。
吴越的登台意味着新武器的亮相。在此之前，战斗形式是驱车手、射手和指挥者在几匹马拉的战车上作战。不过，随着铁器的出现，兵士可以手持各种类型的锋锐武器作战，车战就转变成了步兵战。
车战的参战者仅仅是贵族指挥者和他的私人随从，而步兵战就可以从一般的庶民中征募。国家的每一部分人都在作战，于是战争就成了综合实力的较量。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使得庶民变得积极向上起来。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庶民的眼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战争把他们带到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行军之旅中的战场体验必定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他们把这些体验传递给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子，于是民心向上的风气在人群中扩散开来。
从这个时代起，思想家的登台在中国接踵而至，上述的情形也是其中的一个背景。
社会的下层有对胜利的渴望，上层同样也有。春秋战国是竞争时代，为了获胜，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了比邻国更富有，该怎么做呢？有人主张追求经济方面的实际利益，有人则强调精神层面很重要。
有优秀见解的人可以得到诸侯的任用。为了入仕就业和安身立命，有志于学的人越来越多。若与安身立命无关，人类的目标是什么呢？为了什么而活着？人生到底是什么？也有人沉浸在思索中。
春秋战国是个记录了涌现出的各种思想、学问的时代，这些远远比这段时期爆发的形形色色战争更为重要。
前文中已提到，东周前期被称作春秋，来自孔子所修编的《春秋》。《春秋》以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告终。“获麟”代表事情终结或绝笔，也来自这个故事。现在的《春秋》文本包含了哀公十四年以后的事，是孔子的弟子们补充的。
从春秋到战国（5）
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束于周敬王死去的甲子年（前447）。实际上孔子在两年前去世，所以后世的史学家将此解释为，司马迁将孔子之死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如前所述，战国是个篡夺的时代。超级大国晋被大臣们接管，而因为国家太大，国主又不能轮流来做，于是被三个大臣分割了。这样，赵、魏、韩三国诞生，晋彻底消亡了。北宋司马光（1019—1086）在《资治通鉴》中，把这三国正式被周王室承认为诸侯的公元前403年作为区分春秋和战国的时间点。曾是霸主——太公望子孙的封地齐，不久后也为流犯田氏篡夺。这时已经到强者们的时代了。
也可以叫做修罗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年代满载了人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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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人，展开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学说。史学家将之综称为
——诸子百家。
中国的思想都产生自这个时代。此后除了外来的佛教，基本上都只是对这个时代的继承、铺展、解释、改进，这种说法绝不过分。
不言而喻，最重要的当属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孔子诞生前的状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春秋晚期是宰相的时代。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优秀的君主，而优秀的宰相却层出不穷。这可能也是以下犯上的一种。因为竞争愈发激烈，无论如何，必须整顿国政才能使国家生存下来，所以必须对税收、诉讼、产业等现实政治加以妥善运营。因此，宰相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实干家的时代。君主和上层贵族们沉迷于狩猎，沉湎于权谋，为宫廷内的权力斗争费尽心机。然而他们从不接触注重细节的实务，认为这些事情只是小吏们的工作。不过，进入残酷竞争时代后，这些细节变得尤为重要。
郑国的子产和齐国的晏婴就是这样的实干家。郑国一直有专出宰相的门阀，但子产的家族不在其列，可以说他只是旁系贵族出身。齐国晏婴出身则更低。两人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比孔子年长。《史记·郑世家》中记载，孔子很尊敬这二人，在听到子产的死讯后哭道
——古之遗爱也。
意思是说，子产从来都把仁爱放在心中，这份仁爱不像现在的人那么轻浮。
郑是周幽王骊山被杀时殉职的郑桓公的子孙属国，洛阳迁都初期，郑是最靠近周王室的一个。然而，郑的社会风气声名不佳，甚至“郑声”都成了淫词艳曲的代名词。因缺乏努力，郑慢慢地变成了小国，到了子产的年代，已被困在大国之间，必须操心于生死存亡大计了。子产不得不做伏尔甘（Vulcan）式的政治家。
子产制造了“刑鼎”，把刑法条文铸到鼎上。不止是郑，这个时代的各国都没有成文的法令，全是根据惯例来断案的。把这些惯例变为成文并铸于鼎上的做法，是用来明示条文的不可更改性的。
至于刑鼎的目的，应该是要打压贵族的专横。若要使郑富强，就必须发展产业。郑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不怎么工作，是因为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总是被地主或领主等贵族巧取豪夺。人民没有勤劳的动力，就不能指望国家能够富强。为此制定的成文法，正是要限制贵族的权力，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也有人从德治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刑鼎的铸造。晋有个叫叔向的人发来信件表示抗议，说如果有了法律，人们就会以此为保护伞，也会千方百计钻法律的空子，只要不触及法律就可以不用惧怕长上，如此等等，罗列了很多后果。 。 想看书来
从春秋到战国（6）
可见制刑鼎的子产是个法治主义者，但也不完全是这样。郑的国都发生火灾，定公欲祭祷消灾，子产对此表示反对，说
——不如修德。
这条忠告说，与其祭祷向上天乞求，不如考虑以人为本的修德。
虽然被德治主义的叔向批评，但子产自身也是一名德治主义者。然而子产与叔向相比，更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史记·郑世家》说孔子会见了子产，并以兄事之，这应是司马迁的笔误。孔子第一次出鲁是他年满34岁（前517）的事，而郑国子产在五年前就已死去。不过，子产的以人为本、现实主义、德治主义得到孔子的共鸣和私淑，这一定是事实。
和子产并称、同样给孔子影响的还有齐国的晏婴。晏婴的出身比子产更低。据说他的祖先因在和莱夷的战争中立了功，而获得了食邑（领地）。不过社会地位并非相当于世袭贵族的卿大夫，而是卿大夫之下的士。既不是庶民，也不是贵族。
当时齐国有个权臣崔杼杀了君主庄公。其实庄公是因为和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的家丁们杀死的。崔杼的家丁虽然也相当于是崔杼的主君庄公的陪臣，但对庄公没有君主的观念。他们说：“我们只是奉主公崔杼之命前来捉拿淫乱之徒的。”听到庄公死讯的晏婴赶来后，留下几句话
——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这里有社稷贵于君主的思想，孔子进一步深化了晏婴的思想，在社稷之前加上了“天下”。春秋晚期还有十几个大国。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也是晏婴的理想，寻求路线的落实，并不拘泥于自己的故国，于是出鲁巡历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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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公被杀时，齐的太史（记录官）写道
——崔杼弑其君。
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还写同样的内容，又被崔杼杀了。然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仍然坚持，所以崔杼只得彻底放弃了。《春秋·左氏传》说
——南史氏（地方的记录官），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地方的记录官当听到中央的记录官因记录事实而尽数遇害时，就准备进京接班。当然他已抱有赴死的决心了。这个片段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执著，也反映出记录历史的专业集体业已存在。
崔杼的臣下劝他把硬骨头晏婴杀掉，崔杼说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意思是晏婴有民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