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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可以匹敌儒家的墨家势力到后来还是逐渐失势，在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了。墨子死后，分裂为三派是墨家势力衰微的原因之一，而且天下人人平等的思想为特权阶级的统治者所厌恶，这也是加速墨家没落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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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的年表中，列了春秋时代的十二诸侯（实际上是十三个），对战国时代则给出了《六国年表》。虽称作六国，但有除周王室以外的秦、魏、韩、赵、楚、燕、齐七国，故也称为战国七雄。而在最后，秦消灭了其他六国。处于表的末尾的秦成了握有天下的国家，所以不被计算在内，这就是称之为《六国年表》的原因。
战国时代除七雄外，初期还有郑、越、鲁等其他小国存在，但这些小国都慢慢落伍而被吞并，于是成了七雄相争的局面。不言而喻，竞争非常白热化。为了生存下来并在竞争中获胜，诸侯们都在积极地网罗着有能力的人才。
诸子百家的人们也在寻找着赏识自己才能的诸侯。既有想出人头地的人，也有为实现理想的、豪言要兼善天下等等的自负的人。
孟子准备了数十辆车，带着他的几百个弟子，游历各诸侯国。而他自己的决定虽是成为诸侯之师，却没有入仕的想法。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是个民本主义者。孔子在社稷之上列了上天，孟子则列了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认为，君主的地位不应比前二者高，一旦失德就不再拥有君主的资格。齐宣王询问他关于周武王###君主殷纣王这件事，他答道，损坏仁义的人不过是一介匹夫而已，武王诛灭的不是君主，而是区区一介匹夫。这正是容忍革命的思想。
滞留齐国的时候，孟子如果想提什么建议，就直接去齐宣王那里，从来没有被齐宣王宣召过。如果齐宣王想向孟子了解些事情，就得亲自去往孟子的所在。有一次，齐宣王以生病不能前去造访为理由，想请孟子前来宫殿，于是派使者前去。孟子也正好有事情想对齐宣王说，正要赶往宫殿。当他一听到使者的传话，就说“我也病了”，拒绝参见。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回两回了，孟子认定自己的理想不能通过齐宣王来实现，于是离去。
孟子也和孔子一样，晚年安居在故乡邹，指导后生们的学业度日。此外，对孟子思想应该关注的地方除了容忍革命的思想外，还有重视经济的观点。《孟子·滕文公》中讲到
——无恒产者无恒心。
意思是如果没有稳定的财产，人心也不会安定。他认为，让人们有恒心的是政治，因此经济非常重要。所以，孟子的儒不是唯心论。 txt小说上传分享
统一之路（3）
魏文侯也热衷于广集人才，据说他自己就师从于孔子的高弟子夏，学习学问。子夏的门人李克、西门豹、段干木等人在魏国，调节谷价，修筑灌溉工程。当时凡是参与经济、法律、产业实务的人都被归类为“法家”，而这些人虽然出自儒家的门第，但可以说一半是法家。同样仕于魏的吴起也曾是儒家曾子的门人，但被逐出门墙，原因是他不为母服丧。吴起贪财、好色，甚至杀妻，但却善于用兵，曾攻陷了秦的五座城池。吴起当然被归类为“兵家”。
说起兵家，春秋晚期仕于吴的孙武因其著作《孙子》享誉世界。他的子孙孙膑和吴起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也有著作传世。这部失传千余年的兵家著作于1972年发现于山东临沂的汉代古墓中，于是人们得知被称为《孙子》的著作实际上共有两部。
齐国国都临淄周围的城墙有十三个门，西边的稷门旁列着许多大宅子，这些是用来招待天下的学者并请他们在此居住的。学者们并不一定要就职，可以只是自由地研究、讨论，并享受大臣或者其副职级别的薪水，这是为防止有才能的人流向他国而采取的举措。世人称这些人为“稷下学士”。《史记》列举的稷下学士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持道家老庄思想的人很多。信奉老庄思想的人中，大体上很少有做官的才对。恐怕稷下学士也是鱼龙混杂。
稷下的学术总管最初是淳于髡，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这是个无法进行归类、让人不可思议的人物，齐威王对他言听计从。一般认为荀子是稷下最后的学术总管，虽然被归类为儒家，但他主张与孟子的性善说相对的性恶说。孟子认为，人天性本善，谁都可以成为圣人，然而后天的环境和习惯导致不善，所以要努力把这些负面因素排除。荀子正好相反，认为人性本恶，要经过改造才能成为圣人。二者在后天努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荀子观点中有与墨子“尚贤”类似的部分，主张不问出身、录用贤能的人为士大夫。如果排斥了世袭制和门阀主义，国政就会交到有能力的官僚手中。他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开拓官僚制的道路，绝不是偶然的。
虽然叫做诸子百家，也有很多学派消失了，未能流传下来。争论用的辩论术也就是论理学开始盛行，而论理的这些人也被称为“名家”。持“白马非马说”的公孙龙就是其中代表，他向赵惠王主张兼爱，所以本应属于墨家。任何学派都不得不尽力要在争论中胜出，所以论理学的专家“名家”经常门庭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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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善说和性恶说都强调了后天的努力。虽然出发的角度不同，但二者都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的行为加以约束，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法治主义的思想。主张以法律来规制人类的行为，从而使国家变得富强的就是法家。
秦起用的公孙鞅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他因为功绩而被封于商地，所以又称商鞅。他成为秦的大臣是在秦孝公十年（前352）。在商鞅实行政治改革后，落后的秦国的实力有了惊人的增长。以法律束缚所有的事情正是集权主义的做法。严刑峻法的统治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而对国家来说，统治则变得异常容易。
五家为一保的邻保制被创立，这项政策使人们开始承担连带责任。密告会得到奖励，反之，如果邻保中有坏人而不告发，五家的人就会因这一个理由被全部斩首。此外，分家也成了义务。一家如果有两名以上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税金加倍。人们于是不得不分家，分了家就要开垦新的土地，故此这项政策极大地推进了开垦。阶级制度也更为明确，王族如果没有功劳，就再也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军功是按战场上获得的首级数量来计算的。这就是等级以“级”来表示的缘故。
统一之路（4）
商鞅的第二次改革甚至禁止了父子兄弟同居，非常地不人道。不过，生产发展了，战争中的秦也变得强大起来，并成功从魏夺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秦一跃成为一流国家，正是拜商鞅这套高压的统治主义所赐。
商鞅之所以能放开手脚采取各种手段，是因为得到了秦孝公的绝对信任。秦孝公于在位第二十四年（前338）死去，随后商鞅立刻垮台。因他制定的法律而遭殃的人数不胜数。即位的惠文君也是如此，自己的随从被商鞅处以刑罚。这位受割鼻之刑、八年未曾外出的公子虔，诬告“商君欲反”，想置其于死地也在情理之中。
商鞅开始逃亡，但他甚至无法在旅店过夜。根据他所制定的法律，如果留宿没有身份证明的人，旅店的老板就要受处罚。他一度在魏亡命，魏也是受到商鞅攻打过的国家，所以就把他送还给秦了。商鞅走投无路而起兵，最终被车裂而死。
杀死商鞅的惠文君在即位十三年时称王，就是秦惠文王。齐威王和魏惠王已经在九年前就称王了。韩也在不久之后效法秦，称王号。谁也不必再对周王室有所顾忌了。
秦虽杀了商鞅，但依然沿用了他的政策，没有改变统制国家的性质。拥有广阔的腹地是秦的一大优势。西方还有未开发的土地可供开拓，被称为“天府”的富饶的蜀（四川），之后也被秦收入囊中。分家义务之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执行，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地利。
说到地利，楚也有同样的优势。南方有广阔的土地可以开发，江南亦很富饶。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
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各自做着不懈的努力。不只是诸侯如此，他们下面的宗亲也在网罗着有能之士。战国四君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拥有众多食客已是耳熟能详。战国时代如果能持续再长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会有国家被这样的宗亲（只有楚国春申君不是）或重臣取而代之。
此时战争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车战变为步兵战，武士直接骑马的骑兵战也成了强有力的战法。骑马是从北方塞外民族那里学来的。和塞外民族接触较多的赵最先采用了骑兵，也因此改换了军队的服装。《史记·赵世家》中详细叙述道，采用筒袖、裤子这样的胡服受到了保守派贵族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下了大力气才说服他们。从马背上射箭是有很强机动能力的新式战法，被称为“胡服骑射”。
韩国是七雄中最弱的一个。不过出了一个名相申不害，整顿内政，也具备了不可轻侮的实力。
燕远离中原，和其他六国往来不多。但有辽东、辽西的腹地，拥有的实力也是个未知数。
齐王由太公望家族变为田氏，但齐和春秋时代一样仍旧是个大国，拥有稷下学士，可以说文化水平特别高。秦国的司马错非常清楚，文化水平是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准。秦国虽然因商鞅的集权主义政策变得强大，但软实力反倒变得薄弱，司马错对此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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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活跃着一批纵横家。除了实力的斗争——士兵们互相残杀的战斗以外，外交、谋略方面的斗争也愈发激烈。
关于外交和谋略，有个叫鬼谷子的人物，他手下还有两名俊才——张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