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卜辞内还没有找到被视为各种罪恶源泉的“妲己”这个名字。不过卜辞中没有，并不代表就不存在。比如，殷墟中没有出土犁，卜辞中却有犁的记录。另一方面，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卜辞中也没有提及。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甲骨片上未发现刻有指代铜的“金”字。
毫无疑问，暴君纣的形象以编造的成分居多。这就是被夺去政权的失败者的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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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在《殷历谱》中说，殷灭亡的时间是纣即位六十四年。果真如此，那纣可真是高寿了。可能是上了年纪，判断力变得迟钝，接受建议也不如以前虚心，引起了所谓老害，从而导致王朝的灭亡。
而在同一时代位于西方的强大势力的周，昌在位也有五十年了。殷和周都属于一个首领统治了很长时期的情况，此外二者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战争都很多。
然而，战争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殷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以掠夺财货和人口为目的，因此招来了邻近各部族的怨恨。而周以农业立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扩张土地，对手戎狄的土地此前并未用来农耕。周并不是要从对手那里掠夺财物，而是农耕需要人手，可能是降服作战对手后再教给他们农耕的技术。
殷绝不是从纣的时代才开始衰弱的。纣曾二度亲征，有整编远征军的能力，也有神圣王的权威。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征兵和远征，加剧了原本顺从部族的不满。这些部族因为纣是天下之主，也没有什么办法，而当听到西方出现了圣人时，心理上自然就产生了动摇，甚至有了“只要有人挑头就跟着造反”的念头。
西伯昌（以下称为周文王）求贤若渴。他和渭水北岸垂钓的老人谈话，请他乘自己的车，以师长敬之，这是个有名的“逐夫”故事。这位老人名叫吕尚，生活贫乏，无依无靠，甚至曾被妻子强逼着离婚。不过，周文王被他的言谈打动了，说
——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
吕尚因此得号“太公望”。他后被称作“师尚父”，意思是王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老师。
周首领文王在位五十年，还未能取代殷。他的儿子发，在继位九年后准备进攻殷。发就是周武王，第一次出征在途中又折返了，理由是“天命还在殷”，大概是对攻击殷没有胜利的把握吧。也可能是之前已召集的各部族首领，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全部赶来助阵。
两年后武王再度发动大军东征。在这两年里，周和各部族做好了通气工作，只等殷的空隙和漏洞。
就这样，牧野之战爆发了。
针对从西方进攻的周军，殷纣王动员了七十万大军。然而——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史记·周本纪》中有上面的句子。殷的军队悉数倒戈相向。
我们再回忆一下埋葬在庙堂建筑台基的地下军团吧。军团中有仰卧的人，有俯卧的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姿势。在纣的军队中，可能奴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有祭祀，这些奴隶说杀就被杀了。同样，他们也没有对殷尽忠的义务。而西方的周的制度，通过口传甚至传到了殷的中央地带，殷军队中的大部分人，是把周军视为解放他们的队伍来迎接了。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道，年老的纣走投无路，“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殷周革命（5）
神圣王朝就此终结，周取代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关于这次殷周革命的年代有各种说法，董作宾认为是公元前1111年，此外，还有公元前1050年左右、前1028年左右等说法。从此，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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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殷王朝的社会情况，主要得依据甲骨片记载的卜辞和考古学调查，才能勾勒出它的轮廓，而周就有史官的记录遗留下来。甲骨文中有“册”、“典”的字眼，故可以推定殷代也有史官的记录，但现在没有实物存留下来。如前文所述，可能是因材料的腐朽所致，或者也有可能是周灭殷之后故意销毁所致。
周是个长命王朝，名义上延续了八百年。后面将要讲到，周在东迁（公元前770）之后被称为东周，失去了政治上的实权，变成了一个仅有象征意义的存在。不过，王朝依旧延续下来。最终的灭亡也是自然消亡，没有像殷被灭时的牧野之战那样的事情发生。这意味着王朝的记录是持续的，不会被故意销毁。
诏敕要被送往各地，为此就需要大量的副本。重要的诏敕，尤其是建国当初的部分被小心保存，并留有大量副本，这样就能流传到后世。这些诏敕集被称为“书”。以前只记录了王说过的话，后来也增加了其他的记录。诏敕集被称为《尚书》，意思是要格外尊尚的书。南宋以后，这些“书”被儒者看作圣经一样，被称作《书经》。
还有一个重要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周代，就是产生于民间的歌曲。当时存留有很多民谣，而孔子从中选择了305篇，这本选集仅记载“诗”，儒者视它为经典，称之为《诗经》。
除“书”和“诗”外，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也是重要的史料。当然，考古学调查也是有力的判断材料，而比起殷来，周代记录的数量则多出许多。不过，殷墟中发掘出了看上去像是王陵的陵墓，但没有报告提到有周代王陵一类的陵墓被发掘出来。
在这样的条件下比较殷和周，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种比较是追溯中国历史时极为重要的一点。被看做是近代中国最优秀的国学大师的王国维（1877—1927），认为中国文化的源流在于周，而殷代文化基本上没有传到后世。
从进化论的原则来看，技术这类事物总是新时代的要比旧时代的更加优秀才对。然而，只要是和青铜器相关，殷代在铸造技术和艺术性上都遥遥领先，而周代青铜器反倒是后退了。除了技术和艺术性的问题之外，还必须考虑精力的投入程度。在祭祀上天和祖先之灵就是生活全部的殷代，人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制作祭祀用的工具上。
周人也祭祀上天和祖先之灵，《诗经》中也有称赞文王和武王的内容。不过，周人对上天和祖神的看法跟殷人有很大不同。殷人把上天和祖神看作全部，天意和祖神的意志是绝对的、不可变更的。传达上天和祖神意思的是巫师，殷王也是巫师的首领。与此相对，周王作为现实生活领导的一面更为浓厚。身为农务长官的始祖向周边民族传授农耕技术的神话，也表明了这一点。
再比较一下狩猎和农耕吧。对于狩猎，收获的多少非人力所能左右。而农耕，只要人们足够勤劳，努力扩大耕地面积，并做到深耕且常修水利，就可以期待大丰收。农业性质的思考是要尊重人类自身的努力。周代的人们也占卜，但并没有用占卜来决定所有事情。他们认为，人类的力量总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将来。对上天和祖神，人们抱有诚意尊崇就可以了。尊崇也就是礼拜、献供、奏乐等，换言之，“制度”取代了“巫师”。
殷周革命（6）
如果说殷是神圣王朝，那么周就是礼乐王朝。周王除了是祖传的农业指导，还有礼乐指导的性质。殷是神人共食、神人共住，神常在人身边，而周把神高高地供奉起来，人们用礼乐在神人之间设置了距离。这个世界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没有神的迹象。农民本来就是现实主义的，拥有现实性格的周人，没有殷人那样奔放的想象力，设计青铜器时也就不会产生跃动的思维。
殷和周在种族上的关系，至今仍没有搞清楚。二者的民族性格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不能说明他们在种族上就是不同的族群。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周仍然使用殷创造的甲骨文系的文字，所以应该认为属于同一系列。
然后，再比较殷周最重要的奴隶问题。中国的奴隶制社会终结于殷，从周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这一说法占有有力的证据，但也有人像郭沫若那样，认为周代仍然是奴隶制社会。奴隶虽然一直存在，但只有当奴隶是生产主力时，才是所谓的奴隶制社会。如果奴隶制社会终结，那就是历史的大转变。
殷和周可能在种族、语言方面属于同一系列，但却是不同体制的团体。按考古学用语来说，殷文化被称作小屯文化。一般的，仰韶文化的遗物层上是龙山文化的遗物层，再往上就能看到小屯文化的遗物层。在黄河中下游，小屯文化层的上方还叠加了周的遗物层。不过，周的领地陕西省各地在龙山文化遗物层之上叠加的是周文化的遗物层。因此，小屯文化即殷文化的说法一直未被接受。
在殷以奴隶的劳动力作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时候，地处西方偏僻地方的周，已经创造出分配土地并以年贡维持政权的制度了。
周战胜殷不仅仅是古代王朝的交替，也是某一体制压倒其他体制的范例。在这场不同体制团体之间的争斗中，因殷的败北，殷连同其体制都灰飞烟灭。
王国维说，周文化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周以后政权虽屡屡交替，但体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如果是这样，殷文化仅仅是浮在横跨三千年的中国文化的表面之上，而没有植根。这种解释正确与否，有很大的问题。也有人认同郭沫若的看法，认为殷周基本上属于同一体制的政权，其根据也不能被一概否定。
视殷周交替为体制大革命的人们，所持证据之一就是周墓中殉葬较少。20世纪50年代发掘出的周代古墓约有160座，但有殉葬的只有3例，而且殉葬者不过6人。针对于此，殷周同质论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发现的周代古墓中没有王陵级别的。
如果发掘周代王陵，不能说没有发现大量殉葬者的可能性。《诗经》中也有讲述在殉葬前勇士害怕得发抖的内容，不过，用奴隶充当牺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