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切地想回到北京，回到中央电台。因为我知道，尽管中央电台在正常播音，但内部工作的紧张和忙乱，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大震之后还有余震，对中央电台安全播音的威胁并没有过去；中央电台的领导只有我们3个人，台长杨祚铭一直患眼疾，现在只有副台长张冬兴在主持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我想尽快与中央电台取得联系，但仅有的几条电话线路被占得满满的。好不容易接通电话后，尽管张冬兴告诉我没有什么大问题，反复叮嘱我不要着急，我却更坐不住了。
要回到北京谈何容易。铁路交通中断了，公路拥挤，水路船舶停驶，只有空中一条道，而飞机又都调往唐山抢运伤员去了。经多次与大连机场联系，过了两天才答复我：很难说什么时候有去北京的飞机，你到机场来等着吧，只要有你就上。地震后的第三天——7月30日，一大早我就赶到大连机场，眼前的情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大连各医院的救护车排着长队，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在焦急地等待着。不一会儿，一架飞机着陆了，他们跑步而上，争先恐后地把伤员抬到担架上，抬进救护车里，急驶而去。不久，又一架运送伤员的飞机降落在机场上……。节气正处三伏天，地震后的天气又特别反常，气温高雨水又多，我们的白衣战士全然不顾，争分夺秒地抢救每一条生命。我从广播中知道，中央动员全国的力量，从陆地、海上、空中把地震中的受伤人员疏散到一些大城市紧急救治。
直到8月5日下午3点多钟，我才搭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二
北京变了，大变了！住宅区、办公楼附近的空地上，街道的两旁，搭起了密麻麻的防震棚，人匆匆，车匆匆，到处是忙乱的景象，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模样。大家都在忙于抗震防震。
当我走进中央电台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这种紧张气氛，听到许多动人的事迹，也面临着众多的难题，步履维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2）
地震在28日凌晨发生时，正是中央电台值《新闻报摘》节目早班的人员上班的时候，有的才迈进广播大楼，有的正骑自行车走在路上，突然的震颤，他们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惊慌，没有人迟疑，首先想到的是广播大楼的安全，是中央电台的安全播音，地震就是命令，他们不顾家人和个人的安危，义无反顾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沉着镇定地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尤其是技术人员，有的工作在广播大楼最高层，震感最强，他们置危险于不顾，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强震过后，中央电台的领导、许多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赶到了广播大楼，检查每一个播出环节，研究部署抗震防震工作。
在突如其来的生与死的面前，中央电台的同志们经受住了考验。
中央电台抗震防震期间的工作，是中央电台历史上最紧张的时期之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面临许多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既要保证向全国的正常播音，又必须搞好抗震防震的报道；既要保证当时的安全播音，又必须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情况，做好几种准备，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中断中央电台的声音；既要保证搞好宣传，又必须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关心、照顾、安排好职工家属的生活。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一下子涌来，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工作时期。
三
中央电台的广播在这种时候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它传播快、覆盖广、收听方便，在当时电视不普及、报纸发行不畅的情况下，人们主要从收听广播中了解各种信息，每逢发生重大事件更是这样，主要通过广播了解最新情况。全国人民关心着唐山、天津、北京的抗震防震，尤其是地震灾区的人民群众更需要广播。
中央电台处在震区，余震不断，能承载8级以上地震的广播大楼不断晃动，墙皮刷刷地脱落，墙体出现裂缝，更不知以后会发生什么。为保证在广播大楼的正常播音，保证每天70多个小时的播音不中断，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
一、对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的编播人员、技术人员等，将值班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缩短每一次值班的时间，增加人员轮换的次数。一旦发生不测，值班者们将誓与大楼共存亡。
二、对凡是能够离开工作岗位、又不能远离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由大楼的高层搬到大楼低层，尽量增加安全系数。
三、对绝大多数的编播和行政管理人员，由大楼内搬到大楼外的帐篷里工作。占播出量80％以上的专题、对象节目和文艺节目，除录音、播出以外，大量的编辑工作都是在路边嘈杂闷热的帐篷中完成的。
在这期间，台领导和编辑、技术部门的领导与值班人员一起，始终坚守在大楼内，始终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随时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也起着稳定人心的作用。
中央电台在余震不断的大楼内和楼外的帐篷中，白天黑夜连续工作了3个多月，直到地震缓解后恢复正常，但在后来的几个月内，依然保持着高度警惕，准备随时应对地震的发生。
四
抗震防震的报道，以唐山为中心，兼顾天津、北京。地震发生后，中央电台驻河北记者站的记者王润庭等立即请战到唐山采访。他们连夜从石家庄赶往唐山，路上走了22个小时，冒着余震不断、房倒屋陷的危险，立即投入了采访报道，及时把唐山地震、抗震的情况告诉了全国人民。随后中央电台又从北京派出记者和播音员，与他们一起组成唐山地震报道组。天津、北京的报道分别由中央电台驻这两地的记者站承担。他们在余震不断、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连续不断地发出了来自抗震第一线的报道。
8月22日，我从北京去唐山，与记者组的同志一起研究抗震救灾的后续报道。这时候，地震后最紧张繁忙的时候已经过去，路途上依然车流不息，来自全国各地和部队的支援人员、救援物资涌向唐山。平时不到4个小时的路程，我走了几乎一天的时间。看到震后的唐山，我简直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昨是今非，满目废墟。1973年12月，我随林乎加同志到开滦煤矿作调查，住在唐山，而今震后再也看不出昔日唐山的影子了。楼房没了，街道没了，只有一座座的“大土包”，水泥预制板、钢筋、家具、被褥、枕头、衣物纵横交错，有的仍然悬挂在空中；到处是污水，到处是帐篷，到处是炊烟；一队队的医护人员和解放军战士穿着白衣、戴着口罩，向街道两旁喷洒着药水，空中有直升飞机撒药，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劫后余生的人们，由于过度的悲伤，眼中没有泪水，没有哭泣，彼此见面打着招呼，相互庆幸“你还活着”！抢救工作依然在进行……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3）
中央电台和中央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组，驻在唐山机场附近的几座帐篷里，只有机场还完好地保留着仅有的几间青砖瓦房，成为人们议论的奇迹。记者们不顾余震，冒着酷暑大雨走访抗震指挥部，走访一座又一座的帐篷，他们挤在狭小的帐篷里录音、写稿；他们吃着从各地运来的饼干、大饼、咸菜，喝着自己烧的开水；他们不顾蚊子咬、苍蝇叮、传染病，……责任感、手足情，一直使他们处在亢奋状态中，忘我地工作着。
我从唐山又去了天津。
中央电台的前方记者，一直同当地军民共甘苦，在抗震第一线工作了一个多月，准确及时地向全国###道了震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信息，又向灾区人民送去了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温暖。中央电台唐山地震报道组被评为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受到了嘉奖。
五
为确保中央电台的播音不中断，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做到万无一失，地震发生后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必须多手准备。如果再有强震发生，广播大楼被震塌、传送线路被切断、电力供应被破坏、稿件和节目供应不上、人员伤亡，……怎么办？最可选择的方案是建立中央电台的临时代播点，一旦发生意外，由代播点接替播音。这种方案在过去搞战备时设想过，但地震的破坏与战争的破坏又有不同之处，几乎没有其他安全的设施可以供用。代播点必须建在最安全的地方，自成系统，能独立地工作；代播点又必须建在北京，同各方面联系方便，能及时地传达中央的声音。在多处选点之后，确定了天坛公园东边苹果园的一片开阔地。这里地势高，周围建筑物少，容易操作，便于管理。地址确定后，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下，局属各部门通力合作，争分夺秒，日夜施工抢建新点。
天坛公园东边是一片古柏，古柏再往东是一片草地，雨水充盈，草木茂密。“拓荒者”们冒着酷暑锄草平地，用苇席、帆布搭起了临时播音室、录音机房、编辑部、办公室、节目储存间，所谓“室”只是比防震棚好一些罢了。然后运来机器，竖起发射“塔”。节目的安排当然不能一成不变地播出中央电台的4套节目，不能坚持每天70多个小时的播音，不能包容各类节目，只能由原来的4套节目缩减为集中力量办好一套节目，其中主要保证新闻节目、尤其是重点新闻节目的播出，但播出次数要大大减少；保留一部分专题节目，但取消了重播时间；取消大块文艺节目，多是作为间奏乐播出。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临时节目时间表，基本上是过去战备时的一套设计方案，用在了地震中。（见附件）以上节目中的一部分专题和全部文艺节目，可以事先录制复制，作为随时播出的备用节目，存放在代播点，而新闻节目只能现时采访报道，为克服录制机房的困难，在广播大楼尚存的情况下，在大楼内录制后随时送往代播点备用播出，同时代播点新闻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