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队伍行走到亚洲旅馆门前时，只见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将一条长板凳往街中央一摆，往上压了一摞光洋，然后伸展双手，向众人笑容可掬地扯起嗓子喊道：
“请各位兄弟赏光。今天，我借新郎倌儿大喜的日子，向你们讨个吉利！”
见到白花花的光洋，轿夫们马上停下轿子。鼓乐手们也马上挤弄腮帮，使劲地吹奏起来。迎亲的伙计们也不闲着，有的燃起了串鞭，有的点起了“冲天炮”，“劈啪”地往空中放。顷刻间，鞭炮声和鼓乐声混响一团，回荡在宁静的街道上。
附近的居民纷纷揉着惺忪睡眼，跑到街头来看稀奇。
就在这当口，几个人悄悄地溜进了亚洲旅馆。他们用脚踢开一扇房门。正在酣睡的一对夫妇被蓦地惊醒，正待发作，只见几只乌黑的枪口已对准了他们……
一会儿，这几个人掩上房门，走出旅馆，悄然加入到迎亲的队伍中……
其实，这对被惊醒的夫妇正是何家兴、郝稚华。而这支迎亲队伍的伙计们正是顾顺章和“红队”队员们装扮的，那位拦在街中借喜事讨吉利的老板也是预先安排好了的，那些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轿夫和鼓乐手们则是临时花钱雇请来的。
四、杨登瀛骗取陈立夫信任（上）
1928年5月上旬，为了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周恩来、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由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
就在周恩来动身前的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被敌人枪杀。闻此噩耗，周恩来感到无比的悲恸。
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的周恩来，他的一项重大工作就是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有一个重大工作。那就是加强党的秘密工作。
就在周恩来行将出发前几个月，由于敌人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政策，各地党的组织遭到了几次重大的破坏，尤其是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大，加之罗亦农被叛徒出卖遇害及向警予武汉的遇难，迫使周恩来不得不认真检讨党组织如何安全地在白区开展秘密工作的问题。痛定思痛之余，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的思路，即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
正当周恩来欲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之际，却接到共产国际的邀请，要他前往莫斯科，筹备召开中共六大。但他临走前，还是将自己的这一思路解释给中央留守处的三名同志听了。当时负责中共留守处工作的三名同志分别是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
于是，5月18日，留守中央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该通告提出了八项原则，对党的各级秘密工作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从而把党的秘密工作纳入正轨，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当时，党中央在上海法租界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447号的一栋二层楼的楼房上，建立了最可靠的秘密机关，作为政治局开会办公和中央领导同各地通讯联络的地址。这家秘密机关对外挂起“福兴商号”的牌子，由熊瑾玎、朱端绶以夫妻的名义主持。这年中秋节，两人由冒名夫妻结为正式夫妻。同时，为确保万无一失，党的首脑机关与开会的地方是分开的，且地方也不止一个。由柯麟（化名柯达文）、贺诚（化名贺雨生）以医生的公开身份在威海卫路开设的达生医院，是党的一所掩护机关，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多次来这里开会。离“福兴商号”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店铺的二楼，则是中央军委的秘密联络地点；戈登路普庆里1141弄的一个地方，是中央领导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由于这些会址和联络点极端重要、高度机密，这年11月份党中央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专门掌握这些会址和联络点。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当时，中共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共有二百余人。周恩来规定各机关间禁止往来。
其时，中共中央是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开展秘密工作的，周围的环境异常险恶。国民党的特务及租界的包探，以及叛徒、工贼四处钻营，一个个伸出灵敏的嗅觉，以图抓到可以领到大笔赏钱的共产党人。整个上海阴沉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
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他在大革命时期，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职务，国民党内许多人都熟识他，加上他自1927年11月份到达上海以后，成为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负责人，因此，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不惜以巨额悬赏捉拿他。
为此，周恩来严格遵守白区秘密工作纪律，限制自己外出的时间，没有重大的特殊情况，一般外出时间是在清晨的5时至7时或晚上7时天黑以后。他还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并且党内知道他住处的仅只有两三个人。每次外出，他都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外出时，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并蓄了一部大胡须，所以，党内许多人亲切地叫他“胡公”。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说陈赓奉命组建情报科后，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如何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准确而及时地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以保证党的机关安全。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此，陈赓力图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破坏的各种动向，尽力营救被反动当局逮捕的中央领导。
于是，陈赓亲自指导杨登瀛，更加深入敌探机关，进一步取得敌人的信任。
凑巧的是，考虑到共产党的机关普遍设在租界，凡牵涉共产党人的案子一般都要跟租界交涉，陈立夫也指示杨登瀛务必尽快地与租界巡捕房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以简化引渡手续，避免因时间延宕导致机密泄露。这是因为，尽管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当局互相勾结，共同缉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得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随便出入“公干”：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共产党人后，国民党当局要通过所谓的法律程序进行“引渡”。
显然，陈立夫的指示与陈赓要求杨登瀛的做法“异曲同工”。只不过陈赓所希望杨登瀛做的却是直接搜集租界巡捕房的各种情报，以尽量减少我党要害部门被敌人破获，并争取“合法”营救被捕同志出狱，使我中央领导核心能安全地指导全国的革命工作。
这样一来，杨登瀛肩负着国共两党的“使命”，对租界巡捕房加紧了联络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巡捕房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分。公共租界设有中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四百余人，头目主要是英国人，还有数量不少的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上海市民称其为“红头阿三”），当然，主要的还是华人巡捕和便衣侦探。法租界设有中央等六个巡捕房，头目自然是法国人，也有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但最多的依旧是华人。
这时，杨登瀛除继续与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侦探督察兰普逊拉私人感情、请客送礼外，还主动接近广东老乡、捕房帮办谭绍良。他每天跑完国民党军警机关以后，总是跑到谭绍良那里一块聊天，还一块儿吃饭。有时，他们晚上还一块儿到一品香饭店，专门开间包房，横卧床榻之上抽吸大烟，无所不谈。
四、杨登瀛骗取陈立夫信任（下）
1928年8月的一天，英租界码头有两个工头突然失踪。谭绍良怀疑是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了，遂请杨登瀛出面找警备司令钱大钧了解情况。
杨登瀛自然十分清楚，钱大钧绝不会为两个小小的工头而与英国人结怨，便十分爽快地答应帮忙。他旋即从钱大钧口中获悉，警备司令部的确抓了这两个工头。
钱大钧便问杨登瀛英国巡捕房是什么意思，他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只说随便帮人打听一下而已。钱大钧也不再追问，但当即命手下将两个工头给放了。
等杨登瀛回到巡捕房时，谭绍良高兴地说：
“杨兄，你的面子真大，那两个工头已被钱司令手下的人释放了！”
接着，谭绍良奉英国主子之命，特意拿出二百块大洋感谢杨登瀛。
杨登瀛却一本正经地婉言谢绝。他说：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你我是什么关系。倘若真要把钱给我，你算是认错了我这个人！”
谭绍良见杨登瀛如此仗义，也不再勉强，只说：
“这次算我欠了你一笔情。今后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兄弟我一定会尽绵薄之力！”
又一天，杨登瀛告诉陈赓，说兰普逊想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陈赓当即指示他：
“这说明英租界已看重你的价值了。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帮他们弄到手。”
其实，兰普逊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掂量一下杨登瀛的“实力”，另一方面则心里另有“小九九”：他若想在上海滩做成几件大事，必须得与上海形形色色的地头蛇，尤其是与杨登瀛这种交际广、神通大的国民党特务搞好关系，更何况杨登瀛还是个日本通呢！因为当时英日矛盾比较尖锐。日本在北四川路驻军较多，英国人颇感威胁。兰普逊急于借重杨登瀛与日本人打交道。自从上次陈立夫要杨登瀛前来引渡罗亦农，兰普逊就已看出杨登瀛的不凡来头。再加上，杨有时跑完南京归来，便说又带回了什么什么指示等等，更使人相信：他在上海就是代表国民党中央！
很快，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所属各处及侦缉队的印鉴式样全部弄到了手。
兰普逊看到这些东西，如获至宝，感激不迭。事后，他逢人就夸：
“杨登瀛虽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指挥司令部的人。”
深谙人情世故的杨登瀛颇懂“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他因此主动建议我中央特科给兰普逊送礼。特科虑及兰普逊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同意了杨登瀛的建议。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