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同？”陈赓疑惑地望了一眼老宋，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老宋歉意地“嘿嘿”笑了两声，接着细细地解释起来……
原来这天下午，老宋在马路上碰到了同乡陈大同。陈一直以为老宋在忙于找工作“养家N CB47口”呢。
陈大同乐呵呵地对老宋说：
“老宋，你的时运来了！”
老宋赔着笑，有些诧异地问：
“什么时运啊？”
“眼下，熊天翼当了警备司令，他是我们老乡蒋伯器老先生的学生。你赶快去拜蒋门为师吧！”
“拜师？拜师有什么用处吗？”
“用处可大着呢！”陈大同不由为自己的先知先觉而自鸣得意，他接着颇为神气地说，“你呀，只要一拜这个老师，他就会向熊天翼保举你。走这个门子，你稳可当个侦缉队长，每年光烟土一项，就能弄个几万元。”
“是吗？这倒是个肥缺。不过……”老宋若有所思，接着问，“这拜师有什么条件没有？”
陈大同胸有成竹地说：
“简单！你只需筹备一千元的押金，二百元的酒席费。以后进账三七分成，给他三成，你得七成。”
“是这样噢！”老宋佯装犹豫，以商榷的口气说道，“不过这一千二百元大洋，可不是个小数目呀！让我先回去仔细想想再说，好吗？”
“好的！我可等着你的答复哪。”
……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陈赓听完老宋的汇报，惊喜过望，不觉随口吟出了这句俗语。他一拍大腿，当即指示老宋，“好！明天你就答应陈大同，要他引你投帖拜师，再相机打入警备司令部！”
老宋却有些犹豫：
“不过，这一千二百元钱怎么办？”
“钱的事，我负责筹集，你不必担心。”陈赓自信地说。
翌日，老宋按计划随陈大同去投了门帖，正式拜在蒋伯器门下。
蒋伯器，原名蒋尊簋，也是浙江诸暨人。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之一。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督军府军事部长、浙江都督。后又担任保定军校主考。时任蒋介石高等顾问、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
果不其然，蒋伯器收了老宋的拜帖和现款以后，就把老宋介绍到亚尔培路熊式辉的公馆里去了。熊式辉见老宋是自己的恩师蒋伯器推荐的，遂热情地接待了老宋。
等到老宋转回蒋伯器家，蒋伯器就非常高兴地告诉他说：
“天翼已经来了电话，他说对你很满意，决定委派你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
很快，老宋就领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的证件。
随即，老宋按照陈赓的指示，利用政治密查员的特殊身份，积极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取得了联系。不久，他就结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探目范广珍，并且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
五、宋再生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
范广珍，又名伯傅，系浙江绍兴人，已在法租界政治处查缉股任职十年。查缉股又称查缉班，是法租界专门协助国民党当局在租界内缉捕中共人士和国民党反蒋人士的。班长是法国人马摹雅，成员有三名华籍探目，范广珍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范广珍向宋再生提供的情报，可谓五花八门，有来自巡捕房眼线的，有来自黄色工会的，也有来自共产党叛徒的。老宋将这些情报转告陈赓，再把情报科编造的一些真假掺杂的情报交给范广珍。
嗣后，老宋又同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刑事股的总探长尤阿根拉上了关系。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自莫斯科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继续在处于极端秘密状态下的中共中央主持工作。
这时，随着张学良将军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全国实现了所谓统一后，蒋介石把他的主要精力又放到了如何对付共产党、尤其是消灭设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首脑机关上面。
针对这个情况，在1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建议中央成立特别委员会，由向忠发、他和顾顺章共同组成，负责领导中央特科。周恩来还决定改由刚从苏联回国的谭余保同志担任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
同时，周恩来根据一年以来各地血的教训，在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从关注全党各级干部安全的角度，严格规定了党的秘密工作的六个必需条件：
一、要深入群众，必须找当地的在业工作人员；二、机关要少而秘密，要职业化与社会化；三、开会人数要少，时间要短，开会时尽量地余留一部分人在外；四、指导机关集体分工，同时要每个负责人能够了解全部情形，能够解答各种问题，注意养成各级党部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五、全省交通网要有严密的布置与几个交通路线要避免互相知道；六、技术工作人员要尽可能地减少，技术工作在省委要分散到各区办事处，无必要的与纯技术的接头减少，一切技术事件尽量的秘密。
获悉周恩来回国的消息后，陈赓欣喜而激动地向周恩来汇报说老宋已打入敌警备司令部，且由熊式辉亲自任命为第四号政治密查员。
周恩来听罢，显得很高兴。他沉吟片刻，问道：
“你知道政治密查员的职权范围吗？”
“知道。老宋有了这张‘派司’后，就可以打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招牌，堂而皇之地出入上海地面的监狱、官办工会，也可以调阅市党部，乃至工部局的秘密档案，查询敌人控制的有关共产党人的案件。”
周恩来想了想，然后郑重地说：
“老宋同志打入警备司令部，标志着你们情报科的工作又上了一个台阶。不过，请你转告老宋，政治密查员是一个既虚又实的头衔。说它虚，熊式辉一句话就可收回‘派司’，因此，要他一定要赢得熊式辉的充分信任；说它实，是因为有了这张‘派司’，下面的人肯定会另眼看待，给予方便。但要知道，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官职法律是大不过人情的，所以一定不能仗势欺人，相反，要利用自身的特权，在军、警、宪、特机关广交朋友，这样才能做出更大、更多的事情来。”
陈赓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是的，是的。我一定把你的指示转告老宋。”
此后，陈赓领导的情报科继续在敌人内部发展内线或派人打进敌人内部。
次年（1929年），一名姓王的老同志亦经杨登瀛的关系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稽查员。
在英租界巡捕房，陈赓同捕房探目陆连奎也有过关系。陈赓派人在陆连奎那里当“徒弟”搞过情报。还通过陆连奎的关系，介绍一个党员王某在巡捕房当侦探，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一个叛徒供出我党的情况后，他就借着逼供的机会，将这个叛徒处决了。
而在法租界捕房，共产党员陈彭年利用捕房包探身份，为党做了很多事情。例如送情报，搞黑名单，利用工作关系放走我们的同志。每当跟随巡捕们破坏我们机关的时候，他就要求在门口看门，有人来他就故意打招呼：喂！你是不是共产党？不是，走开！”我们的同志就这样走掉了。
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中引述邓小平回忆的一则小故事，从侧面印证了这个事实。现摘录如下：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邓小平夫人，后牺牲，作者注）住在一个房子里（在法租界，系两层楼房，邓小平夫妇当时住在底楼，作者注）。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里，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陈彭年曾是留法华工，后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参加红军，牺牲在长征途中。
此外，在法租界捕房还有两三个华工，曾在法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得过奖章，回到上海后在法捕房做交通巡捕的领头，也常同陈赓他们通通消息，搞些掩护工作。
到了后来，在陈赓及其领导的情报科努力下，租界的巡捕房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宪兵队、国民党市党部，以及社会上的帮会、地痞、流氓，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和同情者活动着，随时能提供非常及时而有价值的情报。因为消息特别灵通，当时敌人如果破坏我们的机关，我们往往事先就已知道。有了这样多的关系，不但消息灵通，而且常能办些令人难以想像的事情。
有次一个同志外出，身上带的重要文件，不慎在电车上被窃，我们利用流氓关系去找，不出两天，就把文件追回来了。
对于当时所联系的人物，按照不同的对象，陈赓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如果他们对党是同情的，就以党的面目进行联系；如果只是一般朋友关系来往，就不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有些人虽然给我们做了许多事情，本人却并不知道内情。
六、宋再生巧救李维汉
当时序即将跨进农历新年（1929年）的时候，上海公共租界的石库门弄堂里，一些中产阶级的子女早早燃起了烟花，放起了鞭炮。天空中四处弥散着预示新春将至的淡淡火药味。
这天上午，老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办公房里悠闲地阅读着《民国日报》。
这时，一位叫王铁铮的同仁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领进了一位个子瘦高的年轻人。王铁铮与老宋略事寒暄，就将身后的年轻人引荐给老宋，说他叫黄歧，湖南人，有重要情况要向老宋报告。
待王铁铮走后，老宋热情地招待黄歧落座，并给他泡了杯浓茶。黄歧喝了口茶，将双手贴在杯沿，怯怯地对老宋说：
“我可以帮助你们抓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
“罗迈？”老宋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