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过的。1888年，托洛茨基九岁那年，来到敖德萨，考入了一所德国人办的圣保罗教会学校。在敖德萨的八年学校生活，使托洛茨基大开眼界。1*6年，托洛茨基转到工业城市尼古拉耶夫城上学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组织了一个“南俄工人同盟”，并在工人中间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宣传工作。1*8年初，“南俄工人同盟”遭破获，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共200多人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读了列宁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这是他首次阅读列宁的著作。那时的托洛茨基或许没有想到，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会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紧密地连结在一起。1*8年，托洛茨基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四年。在流放地，他用安蒂德·奥托的笔名经常给老民粹派分子在伊尔库茨克创办的合法的地方报纸《东方评论》写文章，探讨有关爱情、友谊、死亡、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这样一些“人生问题”，他写过评论尼采、左拉、易卜生、邓南遮、莫泊桑、果戈理、赫尔岑、别林斯基、杜*罗留波夫、高尔基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的文章，显示了出色的文艺批评才华。流放期间，托洛茨基认识了捷尔任斯基。1902年春，托洛茨基在流放地阅读了一份用复写纸印的《火星报》和列宁的著作《怎么办》，深受启发，决定逃出流放地去参加《火星报》派的革命活动。同年秋的一个晚上，托洛茨基逃出了西伯利亚来到萨马拉，当时护照署名托洛茨基，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托洛茨基敏捷的思维，过人的精力和优美的文笔很快得到了列宁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工党革命同仁的尊敬和欣赏，列宁写信给普列汉诺夫，建议让托洛茨基参加《火星报》部，担任第七名编委。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同是《火星报》的创办者和*社会*工党的领袖，两人均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和杰出的领导才能，一时瑜亮，各有怀抱。普列汉诺夫对托洛茨基并没有好感，他对列宁器重托洛茨基不以为然，认为托洛茨基在《火星报》上发表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只是花拳绣腿，华而不实。在托洛茨基加入《火星报》编委会一事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歧加深。列宁这一提议因普列汉诺夫的激烈反对而没有实现，决定只让他参加部的会议，无表决权。1902年年底，托洛茨基按照《火星报》部讨论的意见，到巴黎去从事争取*侨民团体的工作。
1903年7月，*社会*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对党的性质和一些革命斗争问题的争论中，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结成同盟，而托洛茨基却加入了对抗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党内反对派”，成为“少数派”之猛将。托洛茨基激烈攻击列宁，说列宁“被权力欲所驱使”，又说列宁像法国大革命时代雅各宾党人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会把革命引入歧途，“把党的委员会变成有无限权力的公安委员会”；并宣称“反对列宁的关于中央集权政党的观点”。自己的“棍子”反过来打自己，这是列宁始料未及的。在这次大会上，*社会*工党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派）和“少数派”（孟什维克派）；大会结束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建立。在这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普列汉诺夫只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暂时与列宁站在一起，而在其他方面两人始终难以融洽。更多时候，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克让步，批评列宁也相当尖锐，如说列宁搞“波拿巴主义”，“他将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而列宁是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1903年夏他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秋天时他左右摇摆，到年底他就成了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分子。”后来，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和理论家，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未来的敌人”。而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4月留下的“政治遗嘱”（到了1999年11月才在*公开发表），分析了苏联党和国家将会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社会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瓦解。根据普列汉诺夫的指示，这一预言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得以公布。
1903年7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同盟委任的代表身份出席*社会*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围绕党纲和党章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托洛茨基在开始阶段曾与列宁同一阵线，但因不满列宁对老同志的态度而分道扬镳。
大会闭幕后不久，17名少数派分子立即在日内瓦召开了3天派别会议（1903年9月），会上通过了由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共同起草的《关于党内斗争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攻击和抵制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部。会后，他们采取行动，先后获得了中央机关报《火星报》、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火星报》从第五十二号起成了孟什维克的派报，被称为新《火星报》。托洛茨基随即为新《火星报》撰稿，他攻击列宁是“雅各宾主义”，是企图建立个人独裁的罗伯斯比尔，称列宁为“马克西米利安·列宁”，这表明他坚决站在孟什维克一边。
可是不久，托洛茨基又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由于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威胁要抵制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托洛茨基等人也停止为《火星报》撰稿，列宁被迫辞去《火星报》的职务。孟什维克接管，普列汉诺夫出来收拾乱局。但普不能容忍托洛茨基留在《火星报》，下了驱逐令，并以辞职相要挟。1904年4月，他申明脱离新《火星报》部，托洛茨基的名字就从《火星报》上消失了。此后，托洛茨基逐渐疏远孟什维克。1904年9月，托洛茨基在德国慕尼黑发表《致同志们的公开信》，同孟什维克绝交。
1905年1月9日（星期日，俄历二月），彼得堡爆发大规模的工人和平请愿，遭到沙俄政府开枪*，由此引发了连绵不断的革命浪潮。此时，托洛茨基刚从慕尼黑到了日内瓦，他立即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以《彼得堡起义之后》为题发表。托洛茨基在文章中赞扬英勇的俄罗斯人民反抗沙皇的极权统治，认为君主立宪只是一种幻想。他号召人民*沙皇统治，“革命已然来了，她结束了我们政治的童年时代”。
12月3日，托洛茨基和彼得堡苏维埃的其他委员在开会时被逮捕。从此开始了托洛茨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第二次监狱生活。在狱中，他研究了地租理论和*社会关系史。更重要的是，身陷囹圄的托洛茨基开始酝酿他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些早期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具有理论学说的“托洛茨基主义”。
1906年，他写成了题为《总结与展望》的长文，以“总结”1905年革命为名，第一次论述了“不断革命”论。他在《自传》中认为这本书是“当时论证不断革命的理论方面一篇最完善的表述”。认为*的*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并由此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
1905年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于1906年11月被判处终身流放。1907年2月，他在流放途中，借口坐骨神经痛要求住院治疗，乘人不备便设法从西伯利亚别烈左沃逃脱，经彼得堡到芬兰，不久他又搭乘一艘开往瑞典的轮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第二次*生活。在此后的岁月里，托洛茨基穿梭于伦敦、柏林、维也纳、苏黎世、巴黎等欧洲各个城市，成为流浪的革命家。他在柏林认识了被当时的革命者称为“欧洲社会主义的‘精神导师’、马克思主义的教皇”的卡尔·考茨基，但托洛茨基却认为考茨基这位大师的思想相当平庸，使他感到失望；后来又认识了弗兰茨·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著名的德国革命家。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孟什维克的革命观，但又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希望看到*革命运动“欧洲化”。
1907年4月下旬，托洛茨基以梯弗里斯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社会*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托洛茨基以“非派别的社会*党人”自居，扮演中派领袖的角色。他提出不同心也能“协力”的论点，反对同机会主义划清思想界限。在这次大会上，除了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以外，在所有的问题上托洛茨基都支持孟什维克，站在机会主义一边。
同年8月，托洛茨基参加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大会在争论关于反对军国主义问题时，托洛茨基鼓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主张。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当布尔什维克开展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斗争的严峻关头，托洛茨基以超派别的姿态出现，实际上是站在孟什维克取消派一边，庇护取消派，攻击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对此，列宁十分气愤，称托洛茨基是“厚颜无耻的犹大施卡·托洛茨基”。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利用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党机会主义首领的赏识和支持，在他们的报刊《新时代》和《前进报》上曾连续发表了几篇匿名文章，肆意歪曲*党内斗争的真相，谩骂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混淆国际工人的视听。列宁抨击说“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
1912年1月召开了*社会*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对此，托洛茨基等人又是集会巴黎，又是向第二国际告状，攻击会议是“欺诈行为和篡权”，是“政变”，是“分裂”。同年8月25…28日，托洛茨基又集合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和崩得分子，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结成了“八月联盟”。此时的托洛茨基，在革命的十字街头似乎无所适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反对列宁提出的“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