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的行事风格。他们若不是误会我谦抑自持，就是怀疑我拥学自重。这种加诸于我的标签无论出自善意与否，都是不正确的。而我忙着逃亡——对于一个逃亡者来说，任何错误的认识都无须辩解，因为它们总是最好的掩护。
是以我逐渐从意识的深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这个培育我八年的系所、离开了老庄孔孟程朱陆王、离开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离开了原本我以为可以托蔽于斯、终老于斯的一个华丽古典世界。鞠着那个躬的时候，我在饿得咕咕叫的肚子里跟自己说：“如果我再回来，一定是个骗子。”想必是出于羞惭的缘故——当我鞠了躬、道了歉、转身随小五姊弟俩的背影疾步趋出之际，根本不敢去看王所长的表情。也就在那一刻，我大约恍然悟觉，为什么早上在已然物是人非的宿舍前我会那样一无节制地纵声大笑——其实我是想哭的，只是我不太会哭（也许缘于缺乏练习之故）；我从未拥有那种认真哭泣的能力。
从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的口试现场回到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三日家父的书房，只须一眨眼的工夫。这个老人并不知道我大叫着想起来的一切其实已然被我刻意隐瞒了整整九年，他以为我从“白邪谱”中找着了认得的名字，遂回过头来，像是露出一丝笑容地说：“从年岁上看，我猜是这个‘洪子瞻’。对不对？”
我摇摇头，道：“我想起是谁告诉我‘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地方’的。”然后我说了那两个名字——龙敬谦和郑以伟——并且告诉他，是这两位教授主持通过了我的硕士论文口试。
家父听着，上半身似乎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两下，随即扭回头去，伸手往电脑键盘上敲了几下，过了几秒钟，我看见那方黑色屏幕上出现了“龙敬谦”和“郑以伟”的反白字样。家父接着又按了十几个我来不及辨识的字键，又过了大约半分钟之久，那六个字在转瞬间消失，变成了另外两组三个字的姓名：“钱静农”和“魏谊正”。
“如此看来——”家父索性把那副看来像是怎么扶也扶不住的眼镜摘了，吐了一口大气，缓缓说道，“你早就招惹上这批人物了。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
40 风云渡海
根据我平素的观察，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绝少向他们的子女描述渡海期间的生活细节。大部分即使是善于回忆或描述的人只会使用较多的形容词去强调当时场面的混乱或惊险，仿佛旅程中他所看到、听到、尝到、嗅到、触到和想到的，可归于名词性的事物都在过度的恐惧中失落、淹没了。比方说，像彭师母那样会说故事的人在提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也只说风浪多么多么地大、人多么多么地挤、共产党的炮弹打得离船身多么多么地近，接下来猛里一跳，就跳到船靠了岸，有小贩来卖香蕉，那香蕉是多么多么地甜，又多么多么地便宜。大家吃了个死饱，以至于日后看见香蕉又是多么多么地倒胃口。
我在年纪还很小的时节便想像：也许有一天我长大了，得找个机会仔仔细细追问一下家父家母，他们是怎么来的？坐什么船？那船有多大？形状如何？买了船票吗？船票长什么样儿？航行时间有多长？舱房里的设备呢？睡的是那种美国电视影集里出现过的吊床吗……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正正经经询问过这些，或许是关于逃难这件事家里一直有种不堪回首、讳莫如深的气氛，或许是我并不那么好奇，也或许我总以为它是唾手可得的一个人生的零碎片段而未加珍视；无论何者，家父出乎我意料地主动说起来，反而不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有着惊心动魄的史诗格局与壮丽景象——它充满了卑微、琐碎、令人不忍逼视凝思的紊乱细节。渡海行动本身显然就是摧毁人生记忆完整性的一个手段。
在开始叙述此一日后看来意义重大的仓促迁徙行动之前，家父伸手指了指“白邪谱”倒数第二行底端，也就是排在“项迪豪”之前的两个名字——施品才和康用才——接着那句“果然是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啊！”的话说下去：“这两个人，原先是我老漕帮中的光棍，是‘老爷子’跟前的扈从，辈分不算高，可资历和声望却因为是‘老爷子’家臣的缘故而非比寻常了。”
家父一向对他曾经在帮这件事守口如瓶，忽而说了这么一大串，听得我不由自主张口结舌起来。尤其是扯络上施品才、康用才这两个名字——他们不正是徐老三那张江湖图上脚跨哥老会和“国防部”情报局两个势力范围的“两位老资格”吗？当年在美满新城一巷七号顶楼上（甚至更早之前在茶园的仓库里）被孙小六打了个落花流水的不也是他们吗？
“把你和欧阳昆仑的女儿那叠子妖精打架的照片寄给我的，恐怕也是他们。”家父沉吟了半晌，抓住一只眼镜腿当摇鼓轴子似的转了起来，道：“难说他们是从你身上追出了我，还是从我身上追出了你，总之把咱爷儿俩搓成一股，想必是合情入理的。这，得从一九四九年五月底说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宣布全省实施戒严。戒严期间除了本岛的基隆、高雄和澎湖的马公三港在“警备总部”监控之下开放船只进出之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闭。对于当时仍身在青岛的家父、家母而言，这是一道远在天涯、毫不重要的消息，他们甚至全然无从想像，一个东南方数千里之外的小岛开始盘查出入人口的这件事同他们会有任何关系。
在那个日后看来至为重要的日子里，家父念兹在兹的一个问题其实微不足道：他究竟应该参加一个济南同乡的生日局，还是老漕帮为某重要“帮朋”所举行的接风宴。这两个应酬恰巧撞在同一天下午六点。家父若是参加后者，则必须独自前往观海山西侧、浙江路北端最高处的圣爱弥儿教堂旁某酒楼——此行极密，连家母都不可与闻。若家父参加前者，则可以携家母一同前往西镇南村路上的杏阁饭庄，之后再和那些同乡们徒步去至仅有一箭之遥的天成大戏院听戏。正由于两地相隔甚远，势难两全，家父懊恼了半日，才由家母拿定主意，谓：家父何不径自赴老漕帮之会，而由家母代往西镇南村路参加生日局，待老漕帮这厢散了，家父再往天成大戏院接家母回住处，如此安排，勉强算是两头靠岸，起码各不失礼。
孰料家父乘了辆人力车刚到圣爱弥儿教堂门前，便闪出两个疾如风、动如火的练家子，趋前对家父道：那位重要的“帮朋”人是来了，却不是来参加什么接风宴，当晚的聚会一无酒、二无肴，便餐云尔。目的只在问一个点头与摇头的“然否”。点头的即刻发给船票，摇头的当下一揖而别。家父一听这话，比没听还糊涂，忙用暗语盘问那两练家子，一连盘了十八个来回，才知对方果然是本帮光棍；一个叫施品才、一个叫康用才，并称“哼哈二才”的是也。这“哼哈二才”情知家父是“理”字辈儿的前人，在帮既久、隶籍固深，不可轻慢，是以执礼甚恭，答问亦十分详尽。然而家父一向落拓成性，鲜少过问帮中事务，也不愿意倚仗着什么资格辈分耍些不必要的派头，遂低声下气地询问起来：究竟是多么重要的关节？为什么只问一个“然否”即定去留？不料那“哼哈二才”闻言竟板起脸孔道：“人家‘帮朋’交代，凡事不必多言语。若属同门同道，自然倾心相托，在籍光棍也无不尽力帮衬。若有异心异志，便没有什么勉强共济之必要，您老就火速拿个主意罢。”
家父一听这话便纵声笑了起来，道：“岂有此理？说什么点头摇头？根本是不问青红皂白，叫人如何然、如何否？再一说：即便张某人点了头，拿了什么船票，这船票又是往何处去的？难道连问也不许问一声么？呿！”言罢一拂衫袖，扭头便走；心想若是能追及先前来时所搭乘的那辆人力车，说不定还能赶上杏阁饭庄的宴席。未料偏在此际，一旁酒楼门首晃出来一条人影。此人中等身材，堪当得起虎背熊腰的形状，年约二十出头，一顶烁光油亮的脑袋更平添几许英雄精神。这人笑盈盈朝家父拱拱手，道：“久闻启京先生为人不羁、处世潇洒，今日一见，果然卓尔不群。其实今日之会也没什么大了不得的尴尬，只不过要解释起来，就嫌多余。总之眼下时局紧张，兄弟手上正好有几张船票，又听说青岛地面上有些像先生这样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在帮前人。为了替国府积蓄些元气，也为了替贵帮保留些人才，在下才冒昧请施兄、康兄代为邀请，不知启京先生是否有意随国府一道南行，徐图大事？是以才有这没头没尾的一问——启京先生如果点了头，船票立时奉上，今夜当须起程。此去千里，自然非同小可。只是事急且密，施兄、康兄也有不得已而难言的苦衷，还请启京先生见谅。”
以家父在帮的阅历，一听便听出来，对方正是那位重要的“帮朋”。所谓“帮朋”，乃是极受庵清光棍们礼敬的一种客卿。这种人通常不在帮籍，可是却拥有崇高的地位，也享有特殊的待遇。一般说来，若非与帮中“老爷子”有十分深厚的私交，就是对本帮有过非常重大的贡献，才得跻身“帮朋”之列。这光头青年一番话说下来，似乎什么内情都没吐露，但是辞气慷慨、情意恳切，非但礼貌庄严，也显然蕴蓄着几分撼人肺腑的悃悃诚心。家父听罢点了点头，道：“可否见告，船是往哪里去的？”
“这个嘛——”那光头青年睨了睨身后那幢酒楼，道，“恕在下不方便说。非徒启京先生，即便是现下已经领了船票入座的几位也都是云山雾罩、不知究竟呢！”
“张某人身在庵清，原本不该有什么顾忌，天涯海角，也没有不可以去的所在。只不过——”家父一沉吟，道，“贱内如今在西镇南村路的杏阁饭庄，我若是就这么上船走人，委实欠缺一个交代。”
“这倒不难。施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