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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我双手环膝、眼睛瞪视着稿纸上飞速滑动的笔尖写出论文所需的字句之时，另有无数个可以名之为心象的画面也同时在我四周开启，它们的总数若干其实难以确实估算——因为每一个画面都随时闪烁、灵动着，只要我稍稍分神注意，就会立刻像进入一部我早已看得烂熟的电影一样，非但理解了那情节的事实细节，也知悉它的意义，更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我在写到先秦纵横家之学到汉代成为宫廷中为皇帝辩护的职业演说者必备的一种技术的时候，梳妆台旁的塑胶椅上方忽然呈现了一幕奇景，是一座三层高的四方楼台忽然倒塌下来的情形。接下来——几乎不假思索地——我立刻意识到，并没有任何人因此而罹难，受伤的也不过是六十四个魁梧健硕的中年男子之中的二三人而已。也就在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之际，我已经置身于倒塌的楼宇之中——却并不感觉压迫和窒息——我游刃有余地在地底的灰烟土雾中游荡飘移，看着这些人被八张大网兜住，有的网里人多一些、有的网里人少一些。可是完全无须数计，我知道他们就是六十四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这是非常怪异的一幕，一来它和我的论文内容全然无关。二来它也从来不是我过往真实人生之中的一个片段。三来它也绝对不是我曾经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或戏剧里的某一场面。然而我对它却如此熟稔——毋庸继续看下去，我已经知道这是一群在光绪年间被天地会洪英诓骗构陷的老漕帮庵清元老，他们差一点遭到活埋，而那一栋倒塌的楼宇叫“远黛楼”，乃清代著名建筑巨匠钱渡之的后人所建，此楼的确有个机关，能害人，也能救人。整段故事原来出自署名“陈秀美”者所撰的硕士论文《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之中。质言之，由于饥饿——也许再加上与世隔绝的恐惧或焦虑罢——我所读过的书里的每一情节都开始向我包围进袭，且以鲜明无比的影像一再迫令我凝视着它们。
对我而言，这种前所未有的经验其实是极其迷人的，仿佛我所读过的书——无论它们多么枯燥乏味、陈腐失真乃至错讹连篇——都在以一种活泼泼、热滚滚的魅力向我展现生命。在这一大片你叫它客厅也好、书房也好、卧室也好的底楼空间里，容有不下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生命。书的幽灵。白纸黑字的魂魄。就在我即将变成饿殍之前，前来向我作完美的告别。也一如在人世间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情况——走在路上你会碰到似曾相识的老同学，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来，或者是在某处读到了一个名字，你知道那是你的老朋友，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长相来——这些充塞在我极度疲惫的身躯四周的影像之中也有令我觉得非常陌生、似乎从来没见过，换言之，有些我读过，可是显然已经遗忘掉的内容也从记忆的角落里赫然浮出。
在梳妆台的右侧，也就是楼梯下方的三角状区域里，地面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蕈菇，前后院的天光根本触抚不着，是以幽暗有如泼墨般深浓的夜色。也就在这个地带，上演着一些我自觉并不熟识的情节——它们仿佛各自从我所阅读过的书里散落出来，像脱了串线的珠子，孤独地闪烁着。这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终于停下笔，让汉武帝和他的语言侍从之臣自脑海中暂时引退，开始以一种玩拼图板的心情去仔细审视那画面。我隐约察觉自己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出于某种真挚的情感——我对任何活着的人从未产生过这样的情感，可是对于这些被记忆弃置在角落里无依无靠的片段，我自认有义务要替它们找回上下文的联系。这样做（至少在当下的直觉里）要比完成一部看似怎么也写不下去的硕士论文来得重要得多。
其中一个片段出现在五六朵沿着墙壁踢脚板和磨石子地之间冒生的木耳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走在一条古老的、东西走向的街道上，他来回走了好几趟，好像是在犹豫着要不要走进街边一幢楼宇中去。那楼宇前有小院，院墙甚高，门楣右边挂着亮漆木牌，正楷雕刻填墨的六个大字是“南昌剿匪总部”。年轻人的鼻梁上挂着副酒杯底一般厚的眼镜，看似是读过书的，一身褐布长袍倒也十分素雅，既不像匪类，亦不像剿匪之流。可正在他这么踌躇逡巡的当儿，楼院之中猛可冲出两名枪兵，一边一个、将年轻人拽进这总部厅堂中去，再直奔二楼，扔进一个门首挂了“谍报科”招牌的房间。里头一张大会议桌，绕桌摆着十几把带扶手的藤椅，可是只坐了五个人。一个才见这年轻人的面便皱起眉峰，操湖南话说：“又来了！伯屏，自从你把那叫花子弄进来行营，就跟菜市场差不多了。”湖南人身边一个说浙江土话的中年人也抢着道：“昨天、前天、大前天，一连多少天了？洒度每天拖出去的少则一两个，多则四五个，是不是真细作谁也不知道——”说到这里，一旁被称“洒度”的小胖子也开了腔：“我处理得手都软了。你想，不处理嘛，任他们探头探脑，说不定哪一天飞檐跃壁闯进来，走漏了情报，岂不坏事？要说处理嘛——老实说，我也搞不清楚这些人是匪不是，有一个失手错杀，毕竟对不起老百姓。你又成天价在外奔走号召江湖人等，等哪一日我处理到你的人马——伯屏！你可别怨我。”
被称做“伯屏”的人是张长白脸（我认得他，在我记忆较为深刻的书里，他的名字是“居翼”）——此人尚未及答话，长桌尽头另一张藤椅中一个缩肩沉腰垂头翻白眼的四川人却瞄了瞄给按倒在地上的年轻人哑声说道：“前些时我说过，只要是‘同志’，就留着；可如今混充‘同志’的车载斗量，叫你我从何拣选？衷寒说得对，眼下行营果然同菜市场差不多了。听说头几天贵科还一口气收进来两个闹示威的学生，这要是让‘老头子’知道了，岂不又讨一顿排头？”
这厢的居翼显然是因为官卑职小或年事较轻之类的缘故，神情虽十分自负，却仍透着些许谦抑之色。他直挺着腰板，随时点着头，仿佛将这四个人的责备都铭记于心了，才开口说道：“贺公、康公、蒋先生、余先生，先要跟各位报告的是那两个学生不是咱们‘收’进来的，是‘请’进来的，而且是‘大元帅’本人的意思。”
另四人闻言陡然变了脸色，一阵咿呀噢唔之后，操湖南腔的低声问了半句：“怎么着？”
“听说是老漕帮当家的万砚方给荐的。”居翼道，“一个是个医道，据传远祖为少林医术所传，‘河洛二汪’之一汪硕民嫡出的汪家医一脉——”
“哎呀！”小胖子“洒度”忽然作声弹起，道，“莫非是曾经替前清总督何桂清治过病的天医星汪馥的后人？”
“不错，”居翼面无表情地继续说下去，“这人年方不过三十，已经堪称直鲁豫第一神医，外号人呼‘痴扁鹊’，本名汪勋如，正是那汪馥的后人。另一个么，来头更不小——”居翼说到此处，忽然顿了一下，扭头却朝匍匐在桌前的年轻人身后枪兵一抬下巴，示意把人给拽起来，才道：“这位老弟！久仰你济宁李氏一族饱读群书，博学多闻，我且考考你罢——那老漕帮在光绪年间曾有苏州河畔远黛楼的一场劫难，请教当时不动一刀一枪却救下老漕帮八八六十四位元老的是什么人呢？”
这么一来，围绕长桌而坐的四人不觉怔了怔，各自暗忖：不意先前在行营门外探头探脑这年轻人也有出身来历，只不详何为“济宁李氏”。正狐疑着，却听这姓李的年轻人扶了扶眼镜，又挥了挥袍面上的土灰，才道：“此人有姓无名，想来是远黛楼塌了之后刻意隐埋所致。不过其祖上是个乞儿，亦本无名姓，只不过曾在乾隆年间为钱箨石建了些宅第，便跟着姓了钱。你问的这人应该是姓钱的。”
几乎是不假思索、一气说完之际，居翼那一张马脸蓦然往横里一绽，露出两排既方又白的牙齿，道：“果然我谍报科的同志们没白当差——你老弟就是尾随叫花子而来的李绶武罢？”说完根本不等这年轻人答话，脸上笑容乍收，转回去朝桌前诸人肃声说道：“咱们先说那另一个，那个人叫钱静农——当年老漕帮远黛楼之难能够大劫不死，要多亏了这钱静农的爷爷。”
“那么，”被称做“康公”的四川人这时忍不住插嘴问道，“不管他是姓汪的、姓钱的，也不管他祖上何等煊赫，万砚方荐这二人前来，意欲何为呢？”
被称做“贺公”的湖南人睃了一眼姓李的年轻人，接着说：“还有这贼眉贼眼的后生，又是从哪个窟窿里冒出来的？”
居翼没理会“贺公”，径自说下去：“汪勋如和钱静农同那万砚方相结，各有表里。姓汪的小子祖上和天地会有仇，姓钱的祖上于老漕帮有恩。万砚方极力拉拢他俩，是不是看上了他俩的本事，咱们谍报科既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自然不明白。可拉拢不上，却是有缘故的。一来老漕帮律法严明，非有引见师、点传师媒介以投本师，算不得庵清弟子；即使因此而入帮在籍，那汪、钱二人必然因此而矮了一辈甚至两辈，这未必然合乎万砚方拉拢交情的本意。二来汪、钱二人是新青年，固然一肚子老学问，思想却是十分新式的，邀之入大伙、做光棍，如何在这堂堂民国的天下出一头地？这岂不是和逼人上梁山、落草为寇没有两样么？”
被称做“蒋先生”的浙江人不觉点头微笑道：“久闻大江南北三教九流对万子青、万砚方父子赞誉有加，说他俩有治国平天下之才。听伯屏这么一说，果然是有眼光、有胸次的。”
“是以万砚方同这两个小子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