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讲解，力求人人都能熟记背诵。同时，以各种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形式，作破除迷信的宣传。当时老表中普遍存在求神拜佛治病的现象，政干团学员就编一首民谣来破除迷信：
糊涂佬，糊涂佬，
糊糊涂涂生病了。
一把香灰当药疗，
怎能把病来治好！
出身农村干过农活的蒋专员很注意自己在农民群众中的形象。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还轻装简从，安步当车，深入市井里巷，察访民情。政干团开办初期，警察蛮不讲理，严禁老表挑肥运粪经过校区马路，使大家怨声载道，这件怪事被蒋经国发现，立即下令纠正。
三伏天，骄阳似火，禾焦叶枯，旱情严重。蒋经国偕同卫兵，冒着正午的酷热，参加到政干团学员为农民浇水抗旱的行列，排起队来，一脸盆一脸盆传递着清水，浇到旱地里去。休息的时候，他看到政干团办公室侧边的农民吕尧臣的那块稻田里，一架水车安装在靠水塘的田头，车身用稻草严严实实地遮盖着，车完水的吕尧臣一家刚好进屋里歇息去了。好奇好动有些顽皮的蒋经国，便和卫兵门一道趴上水车架学车水。他们毛手毛脚，行动不一，不小心把车轱辘踩反了，惊动了吕尧臣的老婆曾丙凤，她气呼呼地站在门口，冲着领头捣乱的蒋经国破口大骂。
这一骂，周围的邻居都跑出来看热闹。有人认得蒋经国，便悄俏地劝阻曾丙凤：“你胆子蛮大，敢骂专员！”
曾丙凤不知道是不懂专员为何官，还是生性泼辣胆大，仍是不依不饶继续出言不逊：“专员？皇帝冒犯了我都要骂！折断水车叶子，耽误大事，我还要他赔钱！”
一般的官员被农妇这样泼骂，都会摆摆威风发发脾气的，蒋经国好脾气，听到这一顿泼骂，一声不吭，只抱歉地一笑，就走了。
赣县梅林示范区（2）
还有一次，蒋经国又惹上了曾丙凤。他正跟一群天真活泼的小孩子在稻草堆里翻斤斗玩，把晒在禾场上的禾草，弄得乱七八糟。曾丙凤看见，又直着嗓子骂开了。蒋经国晓得是上次骂过他的那位老太太，不好对付，就低声告诫孩子们说：“别玩啦，别玩啦，老太太在骂人哩！”
此后，蒋经国出入政干团，不时与附近的村民们打照面，他总是笑眯眯地点头招呼“老表、表嫂”。因此，蒋经国的度量和不拘小节，常为村民们所称道。连两次大骂蒋专员的曾丙凤，都对他改变了态度。
吕尧臣的本家，八旬老翁吕尧训，抗战前夕是赣州城里的刻字工，抗战时失业回家，晚景凄凉，儿子不孝，把吕尧训赶出家门。他无路可走，便去找“和气的大官”蒋经国。吕尧训白发苍苍，长髯垂胸，跪倒喊冤。蒋经国十分同情，当即给吕尧训五块钱生活费，并且护送他回家，严厉地教训他的儿子吕门生一顿。还责成保、甲长们严肃过问此事。吕门生谢罪悔过，从此再也不敢虐待父亲了。
新赣南的新气象
菩萨换了，庙也得换；庙里念了新经，里外也要装修一新。蒋专员舍弃了旧衙门，在当专员一年后建起了新赣南专署大院，位置在赣州新赣南路一号，是当时赣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枢。
专署大院占地颇宽。大门以内，一条笔直的甬道直通礼堂。礼堂宽阔有柱，占地三大间，无座椅，约可容纳两百人排队站立。礼堂正中靠北墙设一讲台，台后壁上，挂孙中山先生遗像。礼堂专供做“总理纪念周”和临时###之用。大门内雨道而侧，东西相对，各为一排单列式平房，每侧五间，为赣县县政府各科室办公处所。南道两侧有长方形花圃，有树有花，四周围有冬青，修剪整齐。礼堂正面两侧，各有小门，通向后进。后进是一间相当大的会议室，室内挂着中山先生手书的对联，联语是“安危他日终须杖，甘苦来时要共尝”，上款“介石吾弟嘱书”，下款“孙文”二字。这副对联是蒋专员从他父亲那里拿来的。蒋专员常在此召开小型会议及会见一般客人。会议室西侧，曲径通幽，另有平房数间，为小蒋办公和下榻之处。他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室外树影婆娑，环境幽静。室内靠北墙设一大办公桌，两侧有木制沙发，墙角有木架面盆，壁有字画。东院办公室外为会客室，设长桌及木靠背椅。蒋专员常在此召开小型会议及会见来访者。
从小蒋办公室走出去，在大会议室后面，有一栋三合式的平房约十余间，为专署及司令部办公地址。会议室东中间为保安司令部政治指导室，是赣南自卫总队的政治部。自卫队是经小蒋整编的地方部队，总队以下设四个大队，十三个中队，分驻在赣南所属各县，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当时由刘德藩任总队长，范魁书任总指导员，王升任第四大队政治指导员。在专署、保安司令部后面，是一带空地，有大榕树一株，枝叶繁茂，荫蔽宽阔。树侧有土丘，下挖防空洞一个，可容数十人。空地四周有墙，西北角有小门。大院东侧又有空坪一片，辟有篮球场，设有旗杆，供升旗之用。专署大门西侧为机关图书室，东侧为县政府会议室。
新赣南路一号的门面装饰了一番，大门口两侧竖了两方石碑，分书“大公无私”、“除暴安良”八个银色大字。沿甬道进大院，在礼堂外面的花园尽头，又竖了两碑，分书“日新月异”、“自强不息”八个字。大门东侧政府会议室的白粉墙上，用红纸剪贴了两条大字标语，一边是“我们要为老百姓解除痛苦！”一边是“我们要为老百姓谋取幸福！”
1942年，专署机关大院公务人员所佩带的新的铜质证章，都以“公仆”二字为标志。职员的工作证封皮上也印有“公仆证”三字。这些证章证件都是蒋专员授意设计的，他自己也佩带这种证章证件。把政府公职人员比作民众的“公仆”，虽然不是小蒋首创，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区，却使人感到新鲜别致。
在蒋专员的努力推动下，赣南地区的建设和改革出现了一些令人可喜的现象。在社会革新方面，公布“集体婚礼办法”，主持集体婚礼，破除乡民铺张浪费的习俗。设贫民食堂，收留流浪无依的孤儿；办新人学校，帮助犯人改过自新增进就业技能。
在经济政策方面，防止通货膨胀，人民遭殃，维持下层平民的生活，专署成立了新赣南合作社和国家商店，把各种日用品如油、盐、米等统制起来，实行统购统销，定量出售，以打击奸商，平抑物价，保证最低限度的供给。一则打击投机商人谋取暴利；二则使赣南人民免受通货膨胀的生活威胁。
在教育建设方面，蒋专员还搞起具有样板作用的中华新村，创办学校、体育院、托儿所，成立救济院、义童教养院、养老院、贫民医疗所、妇女工厂，一系列的教育设施先后面世。
蒋经国把其父发动的、主要是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新生活运动”中的不少内容，同苏联的许多社会改革内容加以融合，推行于赣南。只有他敢这样做，而且就是他做得也不容易，阻力重重。
以上出台的改革措施，在国民党统治的22年内，不说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公署，就是江西省府、南京政府也难以办到。蒋经国敢于办，某些方面还能收到一定的成效，无疑是有蒋介石为后台，没人公开反对不说，各方还大力支助，故成功的把握要远大于他人。他以特殊的身份，把平淡封闭得出奇的赣南11县，搞得轰轰烈烈，再加上他主办的中华正气出版社、《新赣南报》、新赣南书店、《青年中国》、《江西青年》、《青年日报》等出版、宣传机构的鼓噪，蒋经国建设新赣南政绩顿时四处传播，吸引了不少中外记者前来采访。
一些外国记者大惊小怪地写道：“新赣南给一个陌生人的印象是朝气蓬勃，严肃整洁，在这里可以体会到温暖的热情，跳跃的人生，新赣南是从古代中国长出来的产物。”“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地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在赣南真正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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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专员治下的“十多”（1）
实现“五有”，这个口号总算动人，与别处相比，有一新耳目的感觉。
赣南人民一时被蒋经国的漂亮口号迷往了，刚开始时来不及推敲这个口号的现实可能性，也没有去分析这“五有”是多高的标准，不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小康”的生活标准在里头呢。在1940年至1941年间，赣州本地的老百姓曾经这样说：“这下好了，蒋专员给我们‘五有’，可以不愁吃，不愁穿了。”谁知到了后来，“五有”没有给到手，便有人说：“没有饭吃的照旧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照旧是没有衣穿，没有屋住的照旧是没有屋住，没有书读的照旧没有书读，没有工做的照旧没有工做……”在他的梅林示范区各处风雨墙壁上，甚至在写着“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做”的大幅标语前头，就有人辛辣地添上几个字，变成了“浙江人人人有饭吃”，“赣南人人人有工做”。借此讽刺蒋经国“建设”下的“新赣南”，真正白吃饭、享清福的是蒋经国信任的浙江官僚，赣南老表只有做工卖苦力的份儿。因为在用人方面，一开始，蒋经国多用家乡人和留苏生。后来，才逐渐审慎地起用政干团结业的本地学员。
“新赣南”的“五有”牛皮基本吹破了，“五有”虽然基本上落了空，可是，蒋专员治下的赣南，和当年国府统辖的各个政区比较起来，却仍然有其显著的特点，在搞“五有”的过程中冒出了“十多”。
1。赣南的保安团和自卫队的兵多。随同蒋经国开进赣南的，有一个保安旅，两个保安团，旅长是熊式辉的留日同学黄新富，黄以有胆识有魄力见称，当时也不过三十多岁。他率领两个经过整训的保安团三千多士兵，驻防赣南。这支武力成了蒋专员的有力后盾，但黄和蒋之间也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