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对不起”，各自走了。他这种戏谑式的批评，比他父亲雷霆震怒骂一顿效果好得多。
蒋经国在赣南时期，规定对赣南的任何工人，不论是产业工人，还是服务性工人，都得称他们为“工友”，不许叫工人，或“茶房”、“黄包车夫”、“汽车司机”等。长期居住在赣南的人，从开始不习惯到慢慢习惯叫“工友”了。但路过赣南的人，却往往不习惯叫“工友”，仍叫旅馆工人为“茶房”，叫人力车工人为黄包车夫等，这样一叫，“工友们”就有意见，因而常发生争吵事件。一家旅社的青年工人这样责难旅客，说：“委员长（蒋介石）的儿子蒋专员都尊重工人称工友，不许叫茶房，你为什么要叫我们是‘茶房’呢？”后来这位工人把警察找来了，警察对旅客批评了一顿才算了事。
一些年龄较大，稍有觉悟的工人，对蒋经国这一套则没有多少好感。他们觉得是不是尊重工人，不表现在嘴巴上，他们说：“叫一声工友，难道就改变了我们工人的地位了吗？蒋专员如果真是关心爱护我们的工人，少给我们搞些额外负担（指这样那样的会议，向总裁行礼、背诵赣南家训等等），就谢天谢地了！”不过，话要说回来，叫工友总比叫茶房、车夫更好听，含着些许尊重。
蒋经国在赣南还组织并亲自参加过许多宣慰赣南人民和宣慰抗日将士的活动。有的是由他率领专署政工人员和三青团江西支团的宣传人员数十人赴赣南各县进行宣传慰问，用演戏、说唱、快板等形式宣传讲解他的“新赣南建设计划”，宣传蒋介石的“丰功伟绩”和讲解他的“赣南家训”等。每到一县或区、乡就要召开宣慰群众大会。会后，他还要搞些什么“访问贫苦民众”呀，慰问表彰建设新赣南的“有功”人员呀！颁发由他署名或签名的奖状、奖品等等。他还在新赣南大礼堂前面的广场设立一座“留芳牌”，样子像过去的忠节牌坊，凡对当时的建设工作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就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上头。这虽有笼络人心，为他效命的成分，更有表彰群众，树立楷模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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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爱民（2）
那时候，“蒋经国”这牌子很吃香。不属于赣南地区的宣慰活动，也要把他拉进去。如“西北宣慰团”、“江西各界赴粤北前线慰问团”的团员中，都有蒋经国的大名。三青团江西支团组织的“江西青年前线慰劳团”则是蒋任团长，全团约四十余人，奔赴江西上饶三战区慰问司令长官顾祝同，上高副长官罗卓英、临川副长官上官云相以及浙江金华浙省保安司令黄绍竑等。蒋经国并未去，只是打着团长蒋经国这块牌子，散发了大量的印刷品，印有慰劳团团长蒋经国的名字，并扬言“蒋团长”即日就要赶来亲自慰问前线抗日将士们。这样一来，顾祝同、罗卓英、上官云相、黄绍竑等人为了讨好蒋经国，反而发动当地机关团体等组成了“欢迎蒋经国先生远道光临指导”的盛会，慰问者倒成了被慰问者。蒋氏慰劳团借光受到各军政当局盛大的接待，高级烟酒、山珍海味地造，耗费了不少财力物力。结果以所谓“蒋团长因有要公不暇分身”为藉口临时中止亲来慰劳，由副团长代向前线将士深致敬意了事。与此同时，慰劳团人员还向各地大肆宣传“新赣南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所有这一切，说到底，无非是宣传蒋经国个人而已。批评者认为他是沽名钓誉。
蒋经国为了把他的“亲民”、“爱民”活动搞得更加白热化、制度化，曾于1940年起，明令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赣南官民同乐节”，开展官民同乐活动。每逢这一天，要在赣南各地广泛召开官民座谈会、联欢会等。在赣州召开的官民座谈会，照例是由他在会上报告一年来赣南经济建设的各项成就，并征询到会者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到会的“民众代表”，实际都是些地方封建势力的头面人物，他们为了巴结蒋经国，对蒋经国只是一味吹捧。随后小蒋及专署人员分别招待各界代表看招待戏、喝招待酒，以及吃招待饭等，猜拳敬酒，耍闹一整天。
“官民同乐节”的晚上，叫做“不夜天”。这一晚，赣州市的百姓都要参加同乐晚会。锣鼓、喇叭、鞭炮、广播、音乐歌声、口号声等响彻云霄；党、政、军、商、学、工、农各界人们成群结队搞各式各样的化装表演，说说唱唱，如醉如狂。蒋经国和他的俄籍太太戴上红绿带扎的高帽子，手舞足蹈地跳跃在人群之中，嘴里高喊：“让我们尽情欢乐吧！”、“祝赣南人民幸福快乐！”、“总裁万岁！万万岁！”等口号。蒋氏夫妇成了欢乐的漩涡，他们游行到那里，那里的人群就热烈鼓掌，大放鞭炮，跟着他呼口号，乱跳乱蹦一阵。他怕“不夜天”游行狂欢的人们不能坚持通宵活动，事先就指示了各保指导员要掌握好游行人数，不准中途退出。否则，就叫做不热心官民同乐的人，要受到指责。这就过分了。弄得赣州城内的市民一个晚上不能睡觉，一直要闹得第二天黎明才回家。老百姓第二天还要劳动，大家叫苦不迭！他们背后说：“这明明是叫人吃苦受罪，还叫什么乐哟！”
蒋经国以专员身份兼任赣州城内他住地保的指导员。在“官民同乐节”这一天，他还以保指导员的名义在该保内挨家挨户间寒间暖，表示亲切关怀民众之意。有时也施一点小恩小惠，送某老大娘一斤猪肉呀，送某残废老人五斤米呀，到街道打扫一下清洁卫生呀等等，以示他“尊老”、“亲民”之意。这虽是象征性的，但以他身分之尊，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
愿听谩骂
在广西桂林大学毕业的黄文耀，自荐成功被蒋专员录用在专署工作。他在专暑工作不久，蒋专员找他谈话，说：“我准备派你到乡镇去工作，凡做事要从基层做起，基础才稳固。你到下面后，可能会听到老百姓骂我的，你可以参加去骂，不要紧的。看看群众不满意的是什么问题。”
由于当时小蒋新政伊始，黄文耀只听到一片赞扬声，所以只好交了白卷。
但是，群众的谩骂却找上了蒋专员的门。
有一次，春风得意的小蒋同得意的部属、上犹县长王继春，步行去虎岗新村，刚走到建春门浮桥头，就看到一个女人在眼泪汪汪地呼天抢地，大骂蒋经国。挨骂的小蒋没有气恼，走前去问他为什么骂蒋专员。妇女不知道眼前就是她骂的人，哭诉她的丈夫被刚抓去当兵，一家失去顶梁柱，屋倒瓦塌，无以度日，所以哭得这么伤心，骂得这么厉害。小蒋听了很同情，着人去调查了解，酌情解决她的困难。
真的骂到头上也不好受的。他一路上沉默寡言，无精打采，一到虎岗，就唉声叹气地躺在休息室，十分委屈地对王继春诉苦：“如果是土豪劣绅骂我，是因为我惩办了他们，为人民除害，那是我做得好，做得对，我并不介意。而今天却是一位普通妇女骂我，说明我还没有为老百姓办好事情，也就是说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
王县长一劲劝慰，一再说明是政府征兵政策有问题，征兵单位又虐待和残害新兵，这才招致老百姓的反感，而这不是蒋专员能解决得了的。自许是老百姓“公仆”的小蒋这才比较宽心释怀。
黄文耀虽然没有为蒋专员搜集到群众的谩骂，却为他搜集到群众的意见。他是广东人，凡是从广东方面来参观访问的，蒋专员都交待他说：“你的老乡来了，陪他去参观一下吧！”
有一次他问黄：“你昨天陪广东政府郑秘书长去参观，他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
黄说：“他对各方面工作很满意，就是对‘贫民施粥厂’的名字大有意见。说没有饭吃的老百姓，星期四下午去见县长，批个条子，就可以吃一顿稀饭，本来是好的，但看了这块招牌，吃了之后，心里也不好受的。”
眼睛向下的小蒋从善如流，过了几天，“贫民施粥厂”那里换上了新招牌“大同食堂”。对总管各种福利事业的“救济委员会”也改为“广慈博爱院”了。
小蒋爱往下走，走到穷乡僻壤又爱打听奇人奇才。这一次，他走到偏远的安远县，了解到有一位奇人是前清拔贡，姓唐名承任，字心余，号觉先，乡里尊称为老觉先生。唐先生博学善书，辞官以教书为业，后又弃教以牧羊为生。从教数十年，桃李满县，孝敬父母，和睦乡间，为人正直，虽不做官，却常关心吏治，是安远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蒋经国曾二度派人去请这位隐士唐先生，先生颇具傲骨，硬是辞不往谒，不知道是摆架子，还是淡泊不屑见官。小蒋无奈，只得徒步亲往距县城十余华里的大岭背老汉牧羊处相访。道风仙骨的唐先生不好再躲，不得已草草接待。交谈中，蒋专员请教说：“唐先生，请问当地民间有什么问题，需要政府及早注意解决的？”
唐先生谦逊而风趣道：“山野之人，见闻不广，但有一事，久感不当，即当前流行的制服，未免口袋太多。旧式便衣，只一个口袋，百姓尚无多少钞票把它装满。今之上衣下裤，口袋都多，百姓哪能有许多钱来装？是否可将制服式样改一改？”提了这一条莫名其妙的意见，唐老汉再不说话。
小蒋和幕僚当时没有听出名堂，回来一细琢磨，才弄明白唐先生话中深意，所谓制服即当时的官服，明指口袋暗比吏治，口袋多即暗讽官吏的胃口大。若吏治不清，贿赂公行，贪污成风，百姓将无法垫满这些贪囊。虽语暗讽刺，但“关怀民瘼”，因问而答，不可厚非。小蒋感到高兴，没有白跑一趟，乡野自有贤士。当地百姓为唐先生祝贺古稀大庆时，蒋经国也赠了一缎质软匾，上绣“国之贤良”四字，表示敬重之意。乡人悬之于唐家祠，传扬开来，对唐先生和蒋先生都众口皆碑，留下一段佳话。
蒋经国的亲民爱民有真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