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昌德抽噎着说：“这是亚若在医院时的嘱托……那时她感觉好些了，只是有种不祥的预感……她说像坠入深渊，她说……如遇不测……将被面物归原主，睹物思人，她说你……不要忘了丽儿、狮儿！”
“哇……”一直强忍着的蒋经国终于哭出了声，终至嚎啕大哭，不可遏止。一切都结束了，痛哭只是这一桩婚外悲恋结束的感叹号。桂昌德呆在这里已是多余。她知趣地轻轻退了出去。
蒋经国没有挽留。显然他无法公开收养这两个儿子，但也没有不管不顾。他煞费苦心予以安排，决定将两个非婚生儿子交给亚若的母亲周锦华、大弟浩若、妹妹亚梅抚养。他选择了万安作为周锦华的新家，因为那是个偏僻的县城，比较闭塞，民风古朴，章家在那无亲无故，不易招惹麻烦或引起媒体注意。同时地理位置靠近赣州，便于关照。他提前派吴骥到那里租了间小木屋，便于章太夫人和两个儿子隐居。这样的安排，使得蒋经国在以后的近20年间失去了与两个儿子见面的机会。
死因不明 余波延绵（2）
桂昌德把双胞胎送交给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时，告诉章母，她怀疑有人下毒手。照她的说法，章家也相信亚若遭到谋杀，背后另有主谋。他们担心双胞胎也会遭遇不测，故意把小孩登记出生在不同年份，以掩人耳目。
桂昌宗原本就是赣南书店经理，桂昌德已从临川调到专署机关领薪，不久，就派往赣南行政区以外的地方去了。接着，接触过桂林事件的王制刚、徐秉南也不见了。据说，也调任很远的工作岗位去了。王制刚在四省盐务督运专员办事处调查组组长一职，由“青干班”学员楼锡源接任。
章亚若已香消玉殒，藏身荒冢无人知，但因为这样的事发生在蒋经国身上，它的余波却延绵不断，不绝如缕。
余波之一：探究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终成千古之谜。
章亚若的死因，几十年来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引起种种猜测。有份报刊载，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二弟章瀚若、四妹亚梅、大弟浩若和她大儿子唐远波、孪生子章孝严、章孝慈，以及好友桂昌德、肖友莲等，都说亚若死于非命，是为人所害，亡故后浑身发黑，惨不忍睹。唐远波更明确指出：“很可能是死于蒋经国后面的一只大黑手，而这大黑手，是蒋经国的力量都无法控制的。”
“蒋经国都无法控制的力量”，自然是他老子的力量。但这只是“可能”，并没有证据。只是徐浩然后来的文章中说到，有位章亚若的同辈亲戚告诉他，章亡故前，蒋经国去重庆遭到其父的严厉斥责，摔给他一本有关章亚若的情报，要他赶快决断离开她。所以，蒋经国在得知章的死讯后，只有悲伤而无追究真相的意愿。这也不能当证据。何况那样的“大黑手”要派人干这样的小事，也不会留下什么证据。
蒋经国不追究，总有人感兴趣要探个究竟，若干年后就有了几种说法。
几十年后，海峡两岸交流逐渐频繁，这件陈年往事又被提了出来。有报刊载，原赣南“青干班”高材生、章亚若“十兄妹”中的老二王升将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章亚若是患急性痢疾，找不到抗生素治疗而死的。他是要澄清外界传说章亚若是被毒死而答记者问的。这自然是越“澄”越不清，欲盖反而弥彰。
后来又传出似是而非的另一种说法。赣州《正气日报》编辑、专署机要秘书、后来在台湾“军闻社”任社长的漆高儒，在他写的蒋经国传记中声称，“章亚若之死，系出自黄中美这个情报人员的策划执行的”，动机呢？“黄中美自认为要关心经国先生的前途，而蒋章的香艳情史若为社会传出，成为花边新闻，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他才会在我们三人（黄中美、徐季元、漆高儒）密谈时说：‘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该在桂林隐藏的，不可对外，如今参加很多社交应酬，完全以蒋太太自居，这样将妨碍经国先生的政治前途，委员长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我为专员的政治前途着想，只有把她干掉。’”黄中美是在赣州掌管特务的，他就指示部下，“把她杀了，我来负责”。漆高儒还提到，黄中美曾抱怨他替蒋经国做了不少事，可是小蒋“不了解我”。漆高儒由此猜测，黄中美自作主张，下令杀害了章亚若。
有许多人都相信这说法，而亲近蒋经国和黄中美的人则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觉得是漆高儒挟嫌给黄中美泼脏水。黄中美和徐季元是小蒋的留俄同学、专署的四大秘书，黄还是主任秘书，为人厚道，决不会瞒着专员做出伤害亚若夺他所爱的事来。何况，黄和徐那时都已被CC系排挤出专员公署，黄中美转任四省盐务督运专员办事处的主任秘书，徐季元调到福建去工作了，不会跑回赣州来与漆高儒密谈如此伤天害理的事。
章亚若死因的种种猜测已成一团乱麻，没有人理得清，眼看只好冷藏进历史的千古之谜堆里去了。
可前不久，作者在《周末》突然读到王炳毅、金萍的《张振国调查章亚若被害案》的文章，“黄中美自作主张下令谋害章”之说似乎得到有力旁证。张振国是陈诚部下的第十八军上校团长，为陈诚亲信。1942年春季的一天晚上，陈诚紧急召见张，告诉他小蒋的外室章亚若在桂林暴毙，丢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当时已从赣南返回重庆主持三青团工作的小蒋密电陈诚，恳请给予协助调查。陈诚命张振国立即带助手搭乘自己的专机飞往桂林，尽快查清案情并破案。
张振国便以第六战区情报处长的身份南下桂林调查。在秘密调查中，他发现黄中美有重大嫌疑，黄是军统特工，被戴笠派去担任保卫工作。对军统不满的张振国便秘密逮捕了黄中美，黄起初仗恃后台硬，拒不招供。后台同样硬的张振国便对黄动了刑，黄熬不住酷刑这才招认，他为“太子”的前程和蒋氏家族的体面着想，自作主张潜入桂林，设计用毒针致章亚若死地。更进一步的内幕详情，打死他也不招了。张振国以专机把他押回鄂西，关押在六战区军情处的秘密拘留所里。陈诚为了不激怒戴笠，下令中止审讯，将遍体鳞伤的黄中美移交军统方面处理。据此看起来，黄中美出面谋害章亚若是言之凿凿了，至于是不是他“自作主张”，有没有更大的后台，又成了永久之谜。
死因不明 余波延绵（3）
余波之二：大记者曹聚仁辞职而去。
曹聚仁是《正气日报》总编主笔，已近老年却精力旺盛，不高的个头，微胖而结实，不留长发也不戴眼镜，看上去平易近人没有学者风采，与同事们相处甚欢。
1942年10月的一天晚上，曹聚仁在一次公仆同乐会上，在酒酣耳热之际，听同席客人漫无边际地闲聊，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说到物价飞涨，从物价飞涨又扯到昂贵奇缺的奶粉、代奶粉，从奶粉、代奶粉又扯到“某要人”的风流韵事。说“某要人”的情妇某小姐因为怀了孕，为了避人耳目，特在桂林租了一幢房子隐藏起来，待到分娩之日，一胎产下两男，不幸产妇产后得产褥热，未及一月溘然去世。一时间，奶母遍请不到，只好雇女佣用奶粉、代奶粉喂养，惟奶粉、代奶粉昂贵得惊人而且奇缺，致使一对孪生婴儿终日嗷嗷待哺，身边照料的人煞费张罗，苦不堪言。“某要人”却能搞到奶粉，源源供应。
宴罢，书生气十足的曹先生回到报社，对故事中的“某要人”究竟姓甚名谁，懵然不知就里，也不好好打听明白，只是觉得物价坑人，义愤填膺，“某要人”却能凭特权搞到高级物品，太不像话，遂愤笔写下一篇杂文，名之曰：《赤膊打仗，拼死拼活》，以这个故事梗概为例，对物价问题和“某要人”进行抨击。岂料小小文章见报后，因为捅到敏感神经，立即满城风雨，窃窃私议，知道内情的人说：“曹聚仁是怎么搞的，竟敢当着和尚骂秃头！”
这篇杂文被专署主任秘书周灵钧捅到了“某要人”蒋专员那里，便下令停印改版，发出的报纸也要收回。
曹聚仁也不是等闲之辈，早年与大文豪鲁迅过从甚密，30年代在上海主编《涛声》周刊，因用“乌鸦为记”，讽刺“太平盛世”而被政府查禁停刊。但曹一直活跃在上海文化、新闻和教育界，是位名人。抗战爆发后，他离开讲台，以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的身份采写了大量有影响的通讯报道，名声更噪。曹聚仁慕小蒋之名来到赣南，小蒋又慕他的名，聘他为自兼社长的《正气日报》总经理、总主笔、总编辑，集经营、言论、编务于一身。
他据理抗争，引用蒋经国所著《论舆论界的职责－勉本报同人》为据，不同意停印改版的处理意见。周灵钧只得告诉这个书呆子，他讽刺的“某要人”是何许人。
这才使缺乏调查研究的曹聚仁大吃一惊，原来“某要人”者竟是近在身边的顶头上司蒋专员。真不知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他又搜肠索肚，续写一篇《从女佣、奶妈、代奶粉说开去》的杂文发表，想转移人们的视听，怎奈“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描越黑，欲盖弥彰。
事情发生以后，尽管“某要人”置若罔闻，未动声色，也没有正面与曹先生接触，曹聚仁还是心情沉重，惴惴不得安宁。“某要人”虽有雅量，但在他周围的人却没有雅量，明里暗里，飞短流长，曹先生只好自认晦气，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曹聚仁怀着无可奈何的难言之隐，悄悄挂冠而去了。“某要人”很感惋惜，他周围的人却正中下怀，早有人盯上了他这把重要交椅。
由于蒋经国身份的特殊，他的专员公署的编制、人员、经费，都比一般专署庞大得多，因而企图攀援附会者，趋之若鹜。在他的主要班底中，既有来自国民党的CC派，又有到苏联学习过的所谓留苏派。曹聚仁则是超然于上述两派之外的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