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美“国家安全局顾问”。汪李两人职务对调，汪希苓晋升的速度远快于其他情报单位人员，可见蒋经国对汪希苓的重视和赏识。
谁料到，汪希苓回台湾不久，就爆发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我当时得知的讯息，称江南（刘宜良）是台湾和大陆的双面间谍，两边的钱他都拿。台湾方面对刘宜良的不满，倒不是他投机倒把做双面间谍，而是他接二连三写了《吴国桢传》和《蒋经国传》，这几本书作的内容，有人认为对宋美龄、蒋经国多所影射和亵渎，污蔑损及了领袖的名誉名节，因而招致不满，是故欲施以“教训”。
在这里，笔者必须简要叙述一下江南事件的始末，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同时也方便大陆读者朋友了解此一事件之来龙去脉。
故事必须从1984年7月某夜的一场饭局讲起。饭局的牵线人叫帅岳峰，他出身国民党军人世家，本身毕业于海军士官学校。帅岳峰于1972年7月退伍后，自谋生活，随即投身电影圈，因拍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一片，获得金马奖，一炮成名。而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导演，就是汪希苓的好友白景瑞。
那夜的饭局，名义上是为庆贺导演白景瑞乔迁新居之喜，出席当天晚上饭局的人，除了帅岳峰、白景瑞，还有帮过帅岳峰解决黑道纠纷的竹联帮老大陈启礼、白景瑞在意大利认识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伉俪。除此之外，这天席问最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竟然还有蒋纬国和蒋孝武叔侄俩。（按：如前所述，一说蒋孝武并未出现在当晚的饭局上。）
饭后，帅岳峰告诉陈启礼，他和情报局局长已经谈过了，汪局长希望陈启礼等人“为国家做些事情”，并说有意于近期安排见面。于是，在帅岳峰穿针引线之下，陈启礼等人，遂在几天之后，应邀到台北市永康街的情报局招待所，和汪希苓见面。那天，除了汪希苓，还有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出席了那次的聚会，汪、胡两人和陈启礼面谈过程中，要陈启礼等人本着“忠党爱国”的精神，好好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并希望竹联帮协助当局，在大陆“敌后”做些布建工作，并称希望竹联帮发展海外势力，挑选好的干部，不必太过急于一时，可以逐步经营，花一两年时间布建完成。
永康街会面，杯觥交错之际，汪希苓话锋一转，突然提起政工干校第一期毕业的刘宜良，背叛党国，写《吴国桢传》和《蒋经国传》，多次污蔑领袖，还回大陆和共产党接触。就在那天的聚会上，提议应给刘宜良一点“教训”。
之后，情报局即安排陈启礼等人赴阳明山情报局受训。陈启礼、帅岳峰二人，便被汪希苓安排到阳明山“松竹山庄”情报局训练基地，接受培训。陈启礼正式成为国防部情报局谍报员，化名为“郑泰成”，秘密代号是730063，直属局长汪希苓指挥。帅岳峰的化名是“谢振业”。陈启礼在“松竹山庄”接受为期5天的密集训练，课程内容包括密码、照相、密显、射击等科目。并由情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陪同受训，并负责照料陈启礼的生活起居，汪希苓曾经两次到“松竹山庄”探视陈启礼受训的情形。
江南案孝武中箭落马 下截杀令经国难逃影射（3）
结束训练之后，在台北稍事停留，1984年9月14日，陈启礼偕同太太陈怡帆、助手帅岳峰与侨居美国的竹联帮头目“黄鸟”陈志一搭机赴美。10月15日，刘宜良在美国寓所，被吴敦、董桂森等人开枪狙击死亡。
起初我一直不相信蒋经国下令杀害作家刘宜良（江南），纵使我不清楚蒋经国内心世界对刘宜良的真正看法，但依我对蒋经国的认识，我认为以他这么精明的人，绝对不可能交办情报局去美国“制裁”刘宜良。当然，以蒋经国的政治性格，他对刘宜良写蒋家丑闻，必定很恼火，毕竟刘宜良是政工干校毕业的，算起来还是蒋经国的子弟兵，蒋经国一定很气愤江南不讲道义，吃里扒外。我原本认为，蒋经国不可能小气到为了刘宜良在书上写了他什么难堪的事，就要杀他泄愤。但是，从事后一些迹象和旁证，却让我也怀疑，蒋经国在江南案当中扮演的角色。
从某些迹象看来，蒋经国自己谕令狙杀江南的可能性相当大，孝武极可能是扮演“传令”兼“监军”的角色。之所以有此疑惑与推论，主要有几项直接和间接的有力证据或者说法。
蒋经国就是指使杀江南的人（1）
其一：根据郭冠英先生访问汪希苓时，汪希苓告诉郭冠英：“你知道吗，关我以前，蒋先生找我去谈了半个钟头。我说不要考虑我，为了‘国家’，我愿担起一切责任。蒋先生也不愿把我关起来，他也很难过，这你就懂了。”
汪希苓受访时又说：“我在美国时，每次回来蒋‘总统’都要见几次，1982—1983年间他身体就很不好，中气已很不足，1984年我见他又好了很多，以后就坏了下去。晚年他有时也头脑不清楚，常见的就是俞、郝、沈、宋、孝武等人。孝武在他的家中性情最怪，不太稳定，也是个记恨的人，他常骂沈昌焕，他回来骂纬国，更是悖离伦常，不明事理，都是有些人拱他的。他们家中孝文最厚道，孝勇聪明，外界关系也较复杂些。”
但是，提起孝武被怀疑涉案，汪希苓复为孝武开脱，汪希苓说：“孝武确实背了黑锅，此事与他毫无关系，这都过去了，谈也没什么了。”郭冠英再询问汪希苓，是否宋美龄命令他杀江南，汪立刻断然否认：“更没这回事，夫人怎会管这种事呢？我只是在美调回国时去纽约向夫人辞行，夫人与此毫无关系。”
是故，如果汪希苓所言为真，孝武已经被排除在外，也不是宋美龄，另外两个最大的可能，一是蒋经国下的指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汪希苓自己独断独行，以“情报局”局长的身份下令杀江南。可是，令人费解的是，汪希苓事实上和江南并无宿仇新恨，即使江南果真是叛逆，以1984年的时空环境，以汪希苓长期驻外的国际见识，怎会不知置江南于死地后的麻烦后果？他难道不晓得在美国杀害一名美国公民，东窗事发会引发多大的风波吗？
其二：据吴敦接受记者访问时的说法，证明汪希苓的上级亦非常清楚整个案情，这个上级，合理推论指的就是蒋经国。
报道引述吴敦的说法，指出当年他和陈启礼、董桂森返台隔日，即奉召赴情报局向汪希苓作“述职报告”，他记得，他们报告结束后，汪希苓即起身打电话给一位“不知名的上级”，说明已在美国制裁刘宜良。吴敦说他记得很清楚，汪希苓电话报告时神色恭敬，听电话时不断称：“是！是！”吴敦说：“汪希苓若非和重要长官报告，不可能是这种神情。”联合报记者伍祟韬在一篇访问吴敦和陈启礼的文章中指出：“江南案真正的主使者究竟是谁？陈启礼虽说没啥好谈，但认为‘答案其实早出来了’。吴敦说，汪希苓一个人能否决定，大家自可去判断。”
而身为苦主的江南###崔蓉芝，也倾向认为下令杀害江南的人就是蒋经国。她说，汪希苓的说法（指他接受郭冠英访问时的谈话内容），只有暗示，并没有直接、明确的答案。崔蓉芝回忆当年江南被杀之后，警察到他家时的情景说：“我在第一秒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指着屋里的那本《蒋经国传》，但美国警察始终无法理解我的意思，更难想像为何写一本书会惹上杀身祸。”崔蓉芝甚至进一步指出：“我只能拼凑各种消息，并做出我的判断；我一直认为蒋经国事先是知情的，他可能只是不置可否，或认为小事一桩吧。”
尽管有那么多的间接证据，或者关系人的各种研判，都指向蒋经国是幕后影武者，下令行凶者几乎呼之欲出，惟独仍欠缺黑白立判的直接证据，去证明蒋经国是幕后元凶，徒留后人对蒋经国指使杀人的团团疑云。
汪希苓当过蒋介石武官，他个人和蒋家家族及士林官邸的关系十分深厚；加之孝武本身和情治单位、检调系统，都有很密切的过从，孝武在情治和检调单位着墨甚深，有他父亲蒋经国操控情报机关的影子。如此，孝武和汪希苓之间，和情报单位、检调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接触频繁。
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初期，孝武抓情报机关抓得很紧，所以，我个人的看法，不论蒋经国扮演何角色，孝武在江南案当中的关系并不单纯。
日后每当提起江南案，我都会为汪希苓感到惋惜。如果汪希苓担任“驻美代表处安全局”顾问时，表现不要那么积极，中共方面不要对美国施压，逼迫美国要台湾方面撤换汪希苓，他应可继续在美服务。“情报局”局长李筱尧中将，出身陆军；当时的国安局局长是汪敬熙上将，这两人和士林官邸都毫无渊源，孝武和他们的熟悉度及信赖度都不够的情况下，哪会有江南案的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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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就是指使杀江南的人（2）
20世纪80年代初期，蒋经国身体情况已常亮红灯，但他依旧事必躬亲。蒋孝武、蒋孝勇兄弟，必须在体制之外替父亲“分忧解劳”。情报工作，是孝武最感兴趣，也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着墨最深的一个环节。故而难免予人孝武想效法乃父，从情报组织着手接班，争夺大位的主观联想。因之，若干“党外”杂志也一窝蜂竞相报道孝武是蒋经国接班人的消息，沸沸扬扬，争相评述。
江南命案被美国情报机构侦破，并被媒体披露后，蒋经国极为震怒。有人向我透露，蒋经国生气的原因，是根据内部机密情报研判，他怀疑那几个参与“制裁”刘宜良的情报局官员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已被美国人收买。蒋经国当时启疑的原因是，只要我方提出一些有关江南事件的说明时，不多时，美国方面就会提出新事证，来反击台湾方面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