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听信医师的专业意见，是蒋经国健康急速走下坡的重要关键。
我们早就觉察到蒋经国身体情况的每况愈下，只要他稍微动一下，哪怕是起来坐个片刻，从他脸部表情就看得出来，他经常处于虚脱无力、几近休克的地步。我们更亲眼目睹了糖尿病在蒋经国身上造成一连串的可怕后遗症，这些并发症包括严重的肠胃过敏症、神经病变、血液病变……这些病症都在蒋经国晚年一一迸发，成为他逐步走向人生尽头的催命撒旦。眼见他的生命光芒逐渐黯然失色，大家嘴巴上不敢讲，但是人人心里有数，蒋经国油尽灯也枯了，只是风中之烛不知何时熄灭而已啊！
冒生命危险主持“侨泰演习”
蒋经国出席主持“侨泰演习”的决定，其实是在10月11日下午确认的。他之所以坚持决定亲自校阅湖口装甲兵基地举行的“侨泰演习”，一方面显示了蒋经国长期以来坚持党政军权力一把抓的强人性格。另一方面，这也是郝柏村总长不断从旁建议所致。郝先生从担任蒋介石侍卫长时期起，就和蒋经国培养了极为密切的默契。蒋经国晚年，对郝总长倚赖甚深，郝先生亦不断力求表现，以回报蒋经国对他的倚重。在病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下，蒋经国仍慨然应允郝柏村去校阅“侨泰演习”，和他前两天，亦即10月10日出席于“总统府”举行的“中枢庆祝中华民国七十六年国庆大会”有关。蒋经国自忖既然能出席“国庆大会”，“侨泰演习”应该也不成问题。因此，他才会答应郝柏村之请。
但是，其实在我们眼里，蒋经国哪怕是出席“总统府”举行的“国庆日”大会，都是冒着性命交关的危险参加的。即使我们推着蒋经国的轮椅，坐在那个室内场合（按：在“总统府”介寿堂内举行）只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他也是以他坚强意志力，勉强撑着虚弱得不能再虚弱的病体。
为了在“国庆日”大会会场发表“国庆”文告，早在好几天前，蒋经国自己即席口述大意，由机要秘书王家骅负责草拟文告草稿，拟好稿子之后，王家骅先在蒋经国床前念一遍给他听，经蒋经国做出口头修改指示后，王家骅再拿回去修改重新誊写。王家骅把重新誊写过的那份仅约一百多字的文告稿，以正楷毛笔字，写成像电视台主播播报新闻的大字报，大字报每个字都有现在新台币十块钱硬币大。10月8日和9日，连续两天，王家骅把那份大字报拿到蒋经国面前，供他在床上背诵。
印象中，蒋介石时代，“国庆”文告的字数少说也有好几千字，这种只有一百多字的“国庆”文告，还是我毕生仅见。文告的大字报因为字号太大，尽管仅有一百来字，但仍要分成两三张才写得完，每张纸都有半张报纸大小。8日早上，王家骅到七海寓所，向蒋经国报到后，即从公事包里拿出那份文告稿，由王家骅和我，拿着大字报在他面前展开，蒋经国即利用早晨体力和精神状态勉强可以的时机，强记背诵。背演讲稿，是蒋经国从年轻时代就养成的本领，也是他早年讲演颇富煽动性的重要原因。
王家骅帮蒋经国解决了讲稿问题，孝勇则忙着安排另一个让我们大吃一惊的计划。10月9日下午，在孝勇的指示下，从荣民总医院调来一张病床，搬到“总统府”办公室，让蒋经国在10月10日“总统府”“国庆”庆祝大会之前，可以利用会前空档时间，躺在床上略事休息，为稍后的庆祝大会养精蓄锐。
蒋经国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过程，“国庆”庆祝大会是在台北市区的“总统府”，但是，“侨泰演习”则还在新竹湖口，台北到湖口的车程需要四十分钟左右。坐在座车里的那四十分钟，可不像躺在寓所的病床上那般舒服。何况，不单是去新竹的那四十分钟，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演习时间，演习后一个多小时的聚餐时间，再加上回程的那四十分钟车程。加总起来，湖口之行要花费五六个小时，对健康时期的蒋经国来说，跑南走北，这五六个钟头算不了什么，然而在蒋经国生命最后几个月的“风中之烛”阶段，我事后想想，蒋经国那趟湖口之行简直就像在玩命。不出差错，安然北返，还真是托天之幸呢！
蒋经国以婚外情回报蒋方良搭救之恩
1937年春天，蒋经国携同蒋方良回到中国，形势易位，中国对蒋方良来说，成了异邦，蒋经国回到祖国，而且他的父亲蒋介石，已经是这个###国家惟一的军事强人。在俄国，蒋经国要依赖蒋方良，回到中国，形势逆转，蒋方良处处要依靠蒋经国。但是，我们倒要看看蒋经国是如何报答过去蒋方良对他的“患难真情”。
为他生下一对子女——孝文、孝章之后，适值抗战爆发，蒋经国受父亲蒋介石之命，担任江西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举家迁居江西。受父荫保护的蒋经国，初得官位，志得意满，风流好色的潜意识，却在此时逐渐高涨。章亚若适在蒋经国专员公署做文书工作，等于是蒋经国的秘书。近水楼台之便，蒋经国和章亚若从眉来眼去，发展成两性关系，进而珠胎暗结。高明的蒋经国，似乎深得“最危险之处即是最安全之处”的个中三昧。竟然还命章亚若担任蒋方良的中文教师，为太太恶补中国话和中文，忠厚老实的蒋方良完全被蒙在鼓里。
章亚若明地里是蒋方良的中文“启蒙师”，暗地里则是她的“情敌”。可怜方良竟然到了风烛残年，才得知“小老师”章亚若竟是蒋经国婚外情对象，还为蒋经国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真叫她情何以堪？是故，蒋经国是以“劈腿”，来揭开回报昔日蒋方良对他的搭救之恩序幕的。从此之后，蒋方良即无日无之地生活在接二连三的被背叛的情境之中。
抗战八年，蒋经国行踪如谜似幻，蒋方良以一个外国人，完全掌握不到丈夫的行踪底细，而蒋经国也吃定老婆拿他莫可奈何，抗战八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蒋经国夜夜笙歌 蒋方良苦守空闺（1）
胜利复员，蒋经国举家迁居杭州。当年陪同甫自苏联归国的蒋经国夫妇，晋见父亲蒋介石的杭州市长周象贤，抗战结束之后，又重做冯妇，回锅当杭州市市长。杭州的两年放浪形骸岁月，周象贤上下张罗，要跳舞找舞伴，要打牌找牌搭子，要喝酒找酒友，把蒋“太子”侍候得无微不至。杭州时期，是蒋经国在大陆，背着蒋方良，夜夜笙歌、酒池肉林的一段荒唐岁月。蒋方良对那个阶段的蒋经国却依旧“所知有限”，偶尔靠屈指可数的姐妹淘，意在言外地暗示她留意丈夫在外行径，但仍然无法吓阻蒋经国在外的为所欲为。蒋方良没有什么筹码吓阻蒋经国贪腥，其理甚明，身在中国，方良完全要依靠蒋经国，对丈夫，只要他尚知道回家，只要他不变成抛妻弃子的“陈世美”，夫复何求？
蒋经国把“欢乐”留给自己，却将“孤独”送给蒋方良。这是青年蒋经国回到祖国之后，回报给昔日搭救恩人的第二件“礼物”。
国民党大陆垮台之后，周象贤曾任第三任台北阳明山管理局局长，此时，侍候蒋经国的已经另有其人，周氏遂逐步边缘化，“局长”一职，是周象贤在台湾的最高头衔。
周象贤虽然边缘化了，但是，杭州时期他介绍给蒋经国认识的一群莺莺燕燕，却还有人侧身台北官场，即使嫁作高官妇，却仍与蒋经国维持私下来往，并且是蒋方良牌友常客的手帕知交，掏肝掏肺，委之以诚。蒋方良甚至到寿终正寝之日，都还不知道此姝曾经是丈夫密友。
从章亚若以来，这位杭州姑娘之后台湾时期围绕在蒋经国周遭的几位女人，除了焦鸿英和丈夫眉来眼去，被蒋方良当场戳穿西洋镜之外，对周遭的中国女人，蒋方良几乎完全不设防，完全没有“敌情观念”。来台初期的蒋方良，和大陆时期的她一样，几乎无日不生活在被丈夫背叛的阴影之中。
利用蒋方良的单纯，利用蒋方良的宽厚，是蒋经国得以恣意纵情的根本原因，讲得直接一点，蒋经国吃定了蒋方良对他无可奈何，吃定蒋方良必须完全依靠他，才可以在中国异邦安稳过日子。
历经忧患和挫折，也历经了各种风雨飘摇，各种大风大浪、飞短流长，从未让蒋方良对丈夫的情感丝毫动摇。蒋方良虽为俄国籍，若论她对中国“三从四德”之服膺，则犹为中国妇女之所不及者。即使发现蒋经国有不轨的迹象，蒋方良不像一般中国妇女，善于“一哭二闹三上吊”，纵使打翻醋坛子，大吵一架也就算了，事后向来是既往不咎。从这里可以看出她因为身处异邦，被迫百分之百依赖蒋经国，她的无奈与无助，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她解决。她成长于典型东正教俄国农村家庭，和她的性格有很密切的关系，东正教的精神特别注重家庭价值，所以她终生依附于蒋经国身边，过的生活即使再苦闷、再艰辛，亦从来没有一丝怨艾。
尽管生活在不断被背叛的阴影中，但是，1950年以迄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十三四年当中，毋宁亦是蒋方良生命最有光釆、最富活力的一段岁月。我相信认识蒋方良的官太太，应该都会认同，长安东路时期的蒋方良，其实才是真正开朗的、阳光的蒋方良。蒋经国自己忙着当花蝴蝶，他自然无暇对蒋方良多所干预。
刚来台湾，大家普遍生活都很清苦，但是，精神生活反而很充实。由于官太太当时都很年轻，蒋方良刚届近不惑之年，大家适值活力健旺的年代，聚会活动的机会也很多。加之蒋经国那时的职位比较低，不用讲究太多的官场忌讳，和亲朋故旧之间来往，也比较没有强烈的阶级观念。他不但不限制蒋方良和官太太们经常往来，也经常吆喝男士们一块儿加入太太的行列，时常在一起宴饮欢乐。
最常到长安东路18号和蒋方良聚会的，包括了张师太太、王叔铭太太、赵聚钰太太、衣复恩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