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军事、内政、地理、交通等事宜，尽一切可能进行调查，在执行任务时，当然要经常和关东都督府陆军部联系，和奉天及吉林两省应聘武官尤宜保持紧密联系。”
这些遍布东三省各军政要害部门的高级坐探，及时将所获悉的最新军政情报通过架设在中国的电话线路或电报，向在中国境内和日本国内的派出机构报告。这些机构包括关东督署、陆军部、外务省、皇室等，它们各自对各种情报进行整理分析后，又与日本其他部门相互交流。加上各种“旅行团”、民间组织、黑社会组织、浪人、土匪等等渠道的情报，在中国构成了一个广泛的情报网。
直接触及各个层面的灵通消息和系统、丰富的情报收集整理，使得日本对东三省，乃至全中国的重要军政情况掌握得清清楚楚，不少方面情报的掌握，甚至远远超过中国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在战前秘密绘制了大量中国地图，地图详细、准确到中国的军政官员甚至本地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在后来的抗战期间，中国的军事将领们大多把这些日本绘制的中国地图当作宝贝，想方设法去寻找，却往往求之不得。
也同样是基于这些系统和灵通的情报，以及与张作霖的暧昧关系，日本得以抓住种种机会，甚至制造机会，扶植亲日势力，抢占重要的军事政治战略要地，修筑重要的军事铁路，开发利用东北地区的矿产资源，争夺商业利益，对东北地区进行蚕食鲸吞。
相对于地图这种很明显的专业情报成果而言，政治情报的价值同样重要。日本对张作霖等很多东北军政要员都要专门研究，本节前面关于张作霖最初与日方秘密交往的详细记录，都出自日方的相关档案。日本通过情报网，对这些军政要员的背景、对日态度、实力、发展潜力等等都进行搜集和研究，通过种种手段去干预东北地区的重要人事任免，打压那些积极反抗和抵制日本侵略的军政要员，扶植亲日的政客和军阀窃取权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高层突然出现一批掌握军政大权的汉奸，如张景惠等人，很多都是在日本人的扶持下从张作霖手中获取权位的。
日本还利用张作霖的暧昧态度，在东北各战略要地非法设置了领事馆、驻军、设警地点，除了前面提到的强夺战略要地郑家屯、驱逐长春的吉林驻军之外，还包括吉林延边朝鲜族聚集地区设置春晖领事馆等等。
日本方面所重视的战略要地，主要是从军事地理角度考量的，特别是战略性的军事交通关隘，如郑家屯、锦州。此外，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以及煤矿、铁矿、盐田、木材等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也是优先抢夺要点。日本曾企图通过“二十一条”从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手中获取在东三省和内蒙东部自由租买土地的权利，但相关条约最终都没有得到中国的承认。可是，日本却轻易从张作霖这里私下得到了土地和矿藏的“商租权”。
1916年张作霖任督军后不久曾表示：日本要求的矿山、土地等问题，“不用北京政府的许可，我就有有效的许可办法”。而他的办法就是“光干不说地进行”。例如1916年4月，满铁公司在张作霖的许可下，以“振兴铁矿无限公司”的名义控制了重要的鞍山铁矿。而正是这些铁矿，使得此类战争物资资源贫乏的日本，得以生产大量飞机、火车、坦克、大炮、机步枪和炸弹来持久地侵略中国。张作霖还以价值4亿元的“私有”土地，与大仓财阀合办“兴发公司”，合股经营通辽一带的农业和畜牧业。【张作霖“光干不说”的卖国，确实没有引起强烈抗议。此为当时国家体制和国民性格的一大悲剧。】
日本对这些战略要地和矿产资源的巧取豪夺，就像郑家屯事件那样，大多遭到当地民众或中国驻军的抗议或抵制，但最终还是由于张作霖当局的干扰和让步而纷纷得逞。在关于日本侵略东北的各种史学专著中，这方面的个案比比皆是。
日本在占领了这些军事要地之后，随即修筑铁路，将这些战略据点贯通起来，形成机动化的军事运输通道。在张作霖时代，日本千方百计利用其控制的南满铁路，以“南满铁路公司”的名义，在东北地区攫取路权。
日本在1913年利用支持袁世凯政府获取“满蒙五路“的换文之后，又于1915年通过“二十一条”迫使北洋政府签订《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使其成为满铁支线。1918年6月，又签订了《中日吉会铁路预备合同》。9月，《满蒙四铁路》换文。1923年底，又开始大力谋取“满蒙五铁路”。
私售路权是张作霖和北洋政府换取日本扶持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与导致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末代清朝政府出卖铁路权事件相比，这些路权获取和铁路修筑的非法和蛮横，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些铁路网，正是日军为下一步以闪电战术大举入侵中国而预先构筑的最主要运输通道。张作霖最终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3）
怂恿张作霖争夺###
实际上，在1916年至1919年期间，日本对华侵略的步伐一度因出兵西伯利亚而放慢了，在张作霖成为“东北王”之后，日本方面仍一度保持这样的节奏怂恿这位“东北王”进一步介入对###的争夺，成为“满蒙王”，并最终问鼎北京权坛。而这个过程，又将中国近代史上围绕###而进行的北洋军阀混战推向了最高潮。
在俄国革命动荡期间，也就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和满洲北部期间，北京段祺瑞政府采纳了徐树铮等人的建议，决定出兵防止内蒙古的分裂，并趁机收复刚刚被沙俄肢解不久的外蒙古地区。日本则怂恿张作霖推行“大满蒙主义”，趁机联合南方的孙中山等北伐军和冯玉祥等，对北京进行夹攻。
1920年7月，张作霖下令奉军第27师、第28师两个主力师入关，与直系联合，击败皖系主力，迫使段祺瑞于当月19日通电辞职，徐树铮等九人则逃往日本驻华使馆。###落入直奉军阀吴佩孚之手。【日本又别有用心地收留了一个被其整下台的流亡政客。】
史学著作往往将这次直奉战争解读为美英利用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扶持直系打垮了亲日的皖系政权。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但日本却利用张作霖为自己在北京政坛中抢回了一席之地。
张作霖不仅插足了###，还从战争中抢夺了大批辎重物资，还收编了皖系军队，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由“东北王”一举变成“满蒙王”。
但由于直系占据了新一届北京政府的主导地位，张作霖和日本方面都对这一席之地不满足。这位###中的新贵，当年8月13日在天津接见日本记者时表示：“今后要更努力于中日亲善”。同年11月，张作霖派出于冲汉为特使赴日。行前，他在奉天接受日本记者团的采访时强调：
我作为东三省巡阅使，向来和日本有密切的关系，深感中日友好的必要。为了取得日本政府的谅解，有亲赴日本的必要。最近国务院参议于冲汉去日本的任务，主要是为了实现中日友好，亲密无间地互相交换意见，以获得日本政府的谅解。于冲汉的赴日，表面上是北京政府的代表，实为我个人的代表，其使命大部分是关于东三省的问题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
于冲汉此行在日本访问了原敬首相、田中陆相、内田外相等。1921年5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
对张作霖整顿、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并在此建立稳固的势力基础，帝国应予以直接和间接的援助。
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
帝国一旦从西伯利亚撤兵，关于中东路问题、满蒙政策、统治朝鲜和维持治安以及关于俄中、日俄间国境地区的防卫等等问题，须在中日之间达成协定者颇多，而我们在中国方面所面临的对手当然是张作霖，帝国为达此目的，务使张对我怀有善意。在此意义上，帝国为使张在满蒙建立稳固的基础，给予援助，实为必要。
日本军方也纷纷强调同样的观点。驻北京公使馆武官东少将称：
为了粉碎吴佩孚的野心和以吴佩孚为傀儡的英美的阴谋，支持张作霖是维持帝国的地位所必须采取的正当防卫手段。
关东军参谋长福原少将称：
美英与直系合作，驱逐日本在华势力，使帝国丧失对华权威，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国对中国，特别是对满蒙的政策，甚至达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因此，对张要加以支持，至少也要采取维持其现在的势力的方针。
1921年底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期间，日本策动张作霖亲自入京，迫使靳云鹏内阁辞职，组成以梁士诒为总理的亲日内阁。梁士诒内阁一上台，便同意购买胶济路的款项向日本借贷，并允许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聘用日本人为车务长和会计长。
梁士诒内阁的亲日卖国举动，使得好不容易争取回来的山东权益又变相流失，遭到直系和国民的强烈抨击。张作霖出面为梁进行辩护，双方论战愈演愈烈，战争阴云密布。
1921年1月8日，张作霖让町野武马到日本驻华使馆找小幡公使给予支持。10日，又派于冲汉去找关东军贵至少将支援武器弹药，并希望在奉军出关时，日军能维持满洲的治安。14日，再派于冲汉访问奉天总领事赤冢，要求日本政府提供炮弹10万发、机枪200挺、子弹500万发、步枪1万支、子弹1000万发。
于是，美国华盛顿会议刚刚落下帷幕，1922年4月29日至5月4日，直奉两军在长辛店、固安、马厂等地爆发战争。由于当时日本被出兵西伯利亚所牵制，国际形势又孤立，对奉军的支持力度远不如英美，结果奉军大败。
5月12日，张作霖在日本怂恿下于滦州宣布独立，自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