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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蔡公时率领18名署员到山东交涉署上班。当天，特派员公署被日军围困，公署人员一天没吃饭，只喝了些自来水，电话线也被切断，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当日下午4时，一群日军冲进外交特派员公署，把署内人员随身携带的自卫枪支全部缴下，又拉走几个外交官员充苦力运送枪支弹药。
当晚9时，50多个日本兵又闯进署内，将外交文件、地图等弃置满地，将当天刚刚挂上去的青天白日旗和孙中山画像统统撕毁。蔡公时用日语抗议，说这是中国政府外交机关，非军事单位，日军应尊重睦邻友谊和外交礼节。日本兵不等他说完，就用枪托将他打翻在地。 一个日军士兵宣读了福田彦助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翻译给大家说：“日本兵要剥去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
日军将署内18人一齐捆绑，拉到院内场地，撕去所有衣服毒打，再用刺刀乱戳乱砍。当夜，交涉署十八名官员，除勤务兵张汉儒外，都被杀害。据张汉儒回忆说：
当时我虽已血流满面，痛之彻骨，但还惦记着蔡公时主任不知被日军作践成什么样子。我借手电所见：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
5月8日，日军重炮攻城，11月济南失陷。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整个济南惨案中死亡6123人，伤1770人，奸杀妇女无数，财产损失无法计数。
当时，亲自指挥北伐的蒋介石与冯玉祥在济南以南的党家庄车站会晤，他最后决定，济南驻军一律撤出，避免与日军冲突升级，其他问题由两国政府遵循外交途径解决。北伐军绕过济南，继续北伐。
6月初，外交部长黄郛因办理对日外交不力，引咎辞职。王正廷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王随即与日方就济南惨案进行交涉，一直拖到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才就解决济案问题在南京正式签署协定。
当中国军队撤离济南后，日军则继续从关东军增调第28混成旅，从朝鲜军抽调临时派遣飞行队，与先前抵达的部队一起，在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对奉命抵抗的中国军民进行屠戮。【1。 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为北伐及蒋介石和民国政权的奇耻大辱，讳莫如深。2。 堂堂北伐军竟然不抗击日军入侵山东！这无疑是国民党、黄埔军校和北伐历史的奇耻大辱。】
就在北伐大军进逼津京的危急关头，5月7日，日方又派江藤去找张作霖。江藤强调说，由于时局关系，满蒙新五路协约有迅速签字的必要。
张作霖迫于无奈，咬牙同意了延海、兆索两条铁路。第二天在大元帅府将两项合同盖上了印章，并亲书“阅准行”。当晚，町野和江藤又与交通部次长赵镇签订了敦图、长大两条线的合同。（注：以上两次签字时间，另有分别为5月13日、15日之说。）
当月中旬，张作霖本人和张学良、杨宇霆分任总副司令，部署三路大军准备决战。
值此南京政府的北伐军与###的奉军决战前夕，田中内阁连日会议。虽然张作霖已经冒险口头应允了满蒙新五路，并签署了其中四条，但日本当局还是决定抛弃张作霖。5月16日的会议最终确定了一个《关于维持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决定让张作霖率奉军退回关外，促成东三省划地而治。
17日，芳泽奉命劝说张作霖：“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治安，是万全之策。”并提出将彻底解决“满蒙悬案”作为保障奉军顺利撤回老家的前提条件。
张作霖对日方临阵拆台和趁机敲诈勃然大怒，当即拒绝。芳泽彻夜说服，张作霖最终勉强同意暂行撤回关外。
第二天，日本政府向奉军和北伐军两方发出警告照会：
战乱行将波及京津地区，而满洲地方亦将有蒙受其影响之虞，盖满洲地方治安之维持，最为帝国所重视。如该地区治安受扰乱，或者发生足以引起治安扰乱之事态，自为帝国政府所欲极力阻止。是以，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
在发出照会的同时，田中内阁下令驻旅顺的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达进驻奉天的命令。关东军司令长官冈村长太郎随即拟定19日下令向奉天和锦州发兵，并解除奉军武装的计划。
但由于芳泽这边对张作霖的工作有所进展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关东军的出兵计划被紧急暂停。
23日，日方又派华北驻军参谋浦登江中佐，到保定去劝说张学良、杨宇霆撤回关内，并要二人进一步劝说张作霖。两人认为，一旦失去日本的战争支持，势在必败，与其狼狈溃败，反不如主动撤退。这样一则保存了实力和东北老家，不至于因北伐军和日本的两面夹击而一败涂地，死无葬身之地。二则还可以获得避免内战、顾全大局的声誉。于是，二人决定撤回关内。
与此同时，虽然日本陆军部、海军部和关东军都主张大举出动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一举占据东三省，但日本外务省和首相田中权衡中国革命形势和美英干涉形势，认为此举风险难料。见外交方面说服工作取得进展，田中于5月31日正式决定延期出兵。军方对此强烈不满，参谋部作战部长荒木甚至说：“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作战部将不负责任。”
张作霖非常舍不得好不容易抢到手、坐了还不到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但他最终还是在日方和张学良等的劝说下，决定为避免重蹈袁世凯的狼狈结局而主动退回关外。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32）
关东军炸死了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东北王
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专列车从北京返奉，沿途戒备森严。
这一天是张作霖精心挑选的黄道吉日。因为，第二天，也就是预计抵达奉天的当天，将是其子、少帅张学良的生日，这一天被张作霖认为是非常幸运的一天。因为据张学良日后向记者讲述：“听大人们讲，就在我出生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一个胜仗，起了家。”
车到天津，日本顾问町野等下车。行至山海关，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车迎接，并将所乘车厢插入张作霖所在车厢之前。这时又有日本人下车，车上的日本人只剩下仪峨诚也一个人了。
4日凌晨5时20分，列车行至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的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口时，突然京奉铁路轨道发生猛烈爆炸，将火车头上的南满铁路桥都炸垮了。专列被炸毁，张作霖重伤，吴俊升被当场炸死。张作霖被闻讯赶来的卫队救回帅府，于当日上午9时30分不治身亡，时年54岁。
第二天，山海关、锦州间的一个车站，又发生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
由于奉军在爆炸现场发现两名不明身份者，在其身上搜出北伐军的信。一时间，到处流传“北伐军的南方便衣队行刺张作霖，并在东北制造暴乱”的说法。
但是，有一个姓王的乞丐向奉军报告说，是日军炸死了张大帅。奉军当局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并联系其他线索，很快查明，炸死张作霖的真正幕后凶手的确是日本关东军高层。
原来，关东军高层的出兵计划之所以被否决，最主要原因还不是外务省对张作霖的劝说取得进展，而是日本军政高层担心出兵行动本身的巨大风险：虽然当时北伐军的力量看似有限，但北伐军的斗志十分高昂，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非常高涨，潜在的战斗能力难以预料，如果美英等国又公开支持北伐军统一东三省，一仗下来，结果未必如关东军所想象的那样轻松。日军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藐视苏联红军并被击败的惨重教训不得不吸取。
于是，在出兵计划被中止后，关东军方面决定采取刺杀张作霖个人的方式，来以较小的风险来达到出兵行动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同时做了另一手准备：“万一奉军起兵”，“即以张景惠为内应，成立奉天独立军”，建立傀儡政权。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原打算在北京刺杀张作霖，因担心那里各国耳目太多，不易成功，容易弄巧成拙，参谋长斋藤和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将刺杀计划改为在张作霖返回的路上炸车，具体行动由河本负责。
为确保刺杀成功，关东军派遣了大量特务侦察张作霖的行踪，“把那个家伙退出关外的时间准确地通知我（河本大佐）”。得到列车消息后，在山海关、锦州以东沿线各要地，都派人监视。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列车必经之地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的满铁桥下预埋了大量黄色炸药。在二百米外的观望台上用电闸控制爆炸。日军还在附近埋伏了一个中队的兵力进行警戒。
其实，在张作霖启程之前，他已经得到日本人可能在铁路沿线及皇姑屯一带行刺的报告，奉军在沿线部署了大量军警。但是，皇姑屯附近老道口一带铁路被日军封锁，不让中国人通行。张作霖认为，这里已经距离奉天城很近了，日本人再肆无忌惮，也不至于会在自己的家门刺杀自己。
此外，还有资料称，在离开北平时，张作霖曾就日方谋杀他的传言询问町野武马。町野为消除他的疑虑，自愿提出和张同行。但是町野等人最终都在天津、山海关等站下车了，只有仪峨一个人留下继续同行。
为掩盖真相，河本还派日本浪人安达隆盛收买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找到售卖吗啡的三名中国乞丐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将三人带往南满铁路附属地的浴池洗澡，然后换衣，由日兵押至皇姑屯吊桥下刺死”，“口袋里塞上伪造的北伐军的信，以混淆视听。”这三个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