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大暴动都未能成功，但毛泽东却最终带着部队； 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崇山峻岭中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最初，不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部，都对“上山”之举不以为然，国民党更是称其为成不了气候的“山大王”和“赤匪”。但是，经过“三湾改编”后的红军，却由于远大的政治抱负、良好的纪律和彻底的土地革命运动，以出乎党内党外方方面面意料之外的速度发展壮大着红色根据地。特别是在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余部前往会师，建立红四军之后，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更加兴盛。
1928年前后，党内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创的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发展模式进行了争论。国民党的新军阀混战，使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学说很快成为既成事实和大趋势。1928年11月，井冈山经验被中共中央正式推广。
就在国民党内进行军权争夺战之际，湘鄂边、赣东北、鄂豫皖、左右江、陕甘等地一系列红色根据地迅猛发展起来。到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15块根据地，红军人数也迅猛扩大到10万余人，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1929年10月26日，中东路战争期间，共产国际在给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强调：国民党的军阀混战，使“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革命形势进入夺取政权的“第三时期”。要求动员群众发动政治大罢工，夺取中心城市，“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1930年6月11日，中东战争已经结束了，中共中央遵照共产国际半年前的指示，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其中强调：“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这就决定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命令红军各军团从各根据地大举出击，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并在各大城市布置总罢工、总起义。
各路红军对城市的四面出击，相继遭到各地优势兵力和装备的国民政府地方军的重创，在短短一两个月时间内，减员3万余人，部分根据地丧失，全国11个省委被破坏，党员人数从19万下降到12万。
血的代价促使中共高层对“左倾冒险主义”进行反省和纠正，决定重新恢复在农村发展红军和根据地的策略。1930年10月，李立三也被共产国际抛弃。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主动撤离长沙后攻占了吉安，进而将赣江两岸根据地连成一片。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地区的红军也重整旗鼓。【苏联斯大林当局一直把中共和中国红军当作苏联的一个棋子。当苏联与国民党政权冲突时，就让中共猛攻蒋介石当局；当苏联与日本冲突时，又要求中共对蒋介石当局绝对妥协，几近于投降。这是中共内部斗争和国共关系波动的重要根源之一。与此相对应，国民党方面则受到美国的相似操纵。近现代中国的命运，遭受了太多的外国干预和操纵！中国人迟迟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是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一大关键。】
但是，红军这次猛烈的四面出击，引起了南京当局和国际###产主义阵营的重视。在美英和日本的支持怂恿下，1930年10月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当局就在南昌、汉口设立海陆空军行营，向赣西南、鄂豫皖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赤匪”的战争。
其中，南昌行营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司令，于11月调集10万大军，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法，“围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及其赣西南苏区。红军抓住战机，于12月30日一举歼灭孤军深入的张辉瓒部9000余人，并活捉张本人。又于1931年1月3日乘胜追击，歼灭闻风溃退的谭道源师一半。五天之内两次大捷，俘虏士兵1万余人，缴获枪支13000支。
1931年3月27日，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20万大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分4路向赣西南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红军采取集中兵力、避弱打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于5月15日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歼灭公秉藩师大半，随后又乘胜反击，四战四捷。以劣势装备，获得在半个月内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的惊人战绩。
同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至南昌行营，调集30万大军，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向赣南、闽西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仍以“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为对策，联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深入敌后取得8月4日的莲塘、良村大捷和11日的黄陂大捷，歼敌9000人，并以声东击西战术摆脱敌军包围。
9月份，由于南京政府的“剿共”行动接连受挫，导致蒋在军中的威信下降和南京政权的统治动摇，国民党宁粤分裂。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因粤桂联军窥视湖南而被迫部分调防，红军乘势追击，又获大捷，最终取得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的战绩。
在赣西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同时，1930年11月和1931年3月，鄂豫皖苏区也接连取得两次反“围剿”胜利，歼敌17000多人。
红军在反围剿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套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包括“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等。这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在日后的敌后抗战甚至正面战场的抗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既要应付国民党内的纷争甚至战争，又要应对苏联的压力，还要“剿灭”中国共产党，又要抵抗日军的入侵，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也真够辛苦的。蒋介石企图用对内镇压的手段平息国内的阶级矛盾，注定会使内忧外患愈演愈烈，难以自拔。】
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5）
“九一八”
就在国共两党的军队进行大规模内战，国民党内部宁粤分裂，中苏就赎回中东铁路交涉即将达成协议之际，1931年9月19日凌晨1时7分，在东京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接到奉天土肥原大佐急电：
十八日夜十时半左右，在奉天北方北大营西边，暴戾的华军破坏了满铁路线，袭击了我方守备队，与奔来的我方守备队的一部分发生了冲突。根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已开向奉天。
没过多久，参谋本部又接到电报：“我军正在出动主力，扫荡满铁沿线之中国军。”
日本报社紧急印发号外惊呼：“暴戾的华军炸坏了满铁路线，袭击我方铁路守备队，这是奉天军的有计划行动。”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但是，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却并非如关东军电报和日本报纸所言，其实际爆发背景和具体经过都比较复杂，并与日本“一夕会”、“樱会”、“黑龙会”等极右翼少壮派军官组织和民间黑社会组织有密切关系。
日本军队自明治维新以来，陆军上层为萨摩、长州（现山口县）藩阀盘踞、垄断。1921年10月27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中的“三杰”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敏四郎三名年轻的少佐，在德国巴登巴登温泉相遇畅谈，感慨当时日本陆军有两大弊端：“其一是人事任命不公，特别是长州阀的专横；其二是封闭在统帅权躯壳内，脱离了国民。因此（军方）必须进一步与国民结合。”他们回国后，成立了陆军大学第15期至第18期阀外少壮派军官组织“二叶会”。在“二叶会”的影响下，陆大第21期至第25期的约10名学生成立了国策研究会，又名“星期四会”。
在刺杀张作霖不久后的1928年11月3日，铃木贞一中佐主持了“星期四会”的第一次###，刚上任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特地出席会议，并讲解《战争论》。在12月3日的“星期四会”第二次###时，“二叶会”的永田铁三和东条英机等也参加了，并就满蒙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1929年5月19日，“二叶会”和“星期四会”的40余名大、中、少佐级少壮派军官联合成立“一夕会”，其中包括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一夕会”是日本少壮派军官间的横向联合，其中没有一个长州籍和宇垣派的阀内军官。
当天的###讨论得出结论：“满蒙问题用外交方式无法解决，必须以军事实力驱逐张学良。为了使人事配置适应此目的，首先要努力向陆军省部的要职转移”。会议决定推举由驻北京武官调任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担任顾问。
在这群军官的推动下，武力解决满蒙问题逐渐成为陆军省部主要课长和幕僚的基本信念，并于1929年由日本关东军组成发动“满洲事变”的阴谋集团，组织特务深入东北进行相关侦察。
这时，美国1929年至1932年“大萧条”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使得在1927年刚刚爆发金融危机的日本雪上加霜。在海外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强国，纷纷通过建立国际经济集团来转移和缓解经济危机压力。日本在海外缺乏自己的经济圈，只好一面千方百计扩大对外出口，一面着重于国内调整。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内阁提出对内的紧缩财政开支、产业合理化政策，和对外的稳定外汇，振兴出口政策，并于1930年1月取消了黄金出口禁令。
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这些政策适得其反。其中，解禁政策导致日本黄金在两个月之内外流亿日元，金融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