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苏联派驻边区医院的医生别洛夫，无奈地告诉徐明清，王观澜最多活不过一周了，让她准备后事”。
苏联医生的话让徐明清万般伤心，黯然泪下。她含着泪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充满悲伤情绪的信。
此时，国民党正在抓紧部署全面内战，毛泽东的工作相当繁忙，但接到徐明清的信后，很快亲笔写了回信。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如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们问候观澜同志。
毛泽东
4月14日（1946年）
毛泽东的信，对王观澜产生了特殊的效果，面临死亡边缘，他依然没有惊慌和急躁，始终保持了镇静和乐观。
据徐明清回忆，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匮乏，但党中央对王观澜的病关怀备至，组织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抢救和精心治疗，又专门请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老中医李鼎铭先生等专家共同会诊，用中药和针灸配合治疗，使他渐能进食少量流汁，又给他服用肝汁和菠菜汁，使他的眼睛逐渐复明。
毛泽东更是体贴入微，他知道王观澜的肠胃功能很弱，特地把自己平时土法烤馒头片的铁鏊子（现存延安历史博物馆）送去。因王观澜手脚发凉，头晕失眠，他又把自己用的热水袋、体温表、西药针剂和葡萄糖粉送给王观澜用。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医务人员尽心努力下，王观澜终于跨过了死亡的边缘，微弱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复生，并一天天好转起来。到1946年秋高气爽之时，王观澜已经能开始练习走路，练习爬山了。
有一天，徐明清陪他登上了医院附近的黄土高坡时，王观澜禁不住激动地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
9、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他与王观澜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1947年春，国民党调动大军向延安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方针，暂时撤离延安。
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安排王观澜夫妇先行一步，渡过黄河，转移到晋绥一带的安全地区继续疗养治病。
组织上考虑到王观澜的身体虚弱，特别安排了担架，请4位青年农民轮换抬王观澜转移，同时还为有孕在身的徐明清准备了一匹马，让她带着两个孩子和行李，先行安排食宿，每到一个村，再由村长安排人抬下一程担架，就这样一程一程地艰苦接力，王观澜全家终于平安转移到了山西的临县和兴县的张家湾。
那时，康生正在临县一带搞土改试点。王观澜一向关心农村工作，身体刚有些好转，就找来农村干部和农民交谈，了解情况。
从谈话中，他了解到康生搞的土改试点“左”得出奇，不仅对地主、富农搞肉体消灭，而且将富裕中农、中农也扫地出门。一个地主的老婆，多次被斗争后，无奈跳黄河死了；晋绥分区参议会副会长、开明绅士刘少白，也被拉到街上游斗；他们还强迫开明绅士的儿子牛荫冠（后为中共部级干部），拉着地主成分的父亲游街……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党的土改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造成恶劣影响。
王观澜听后感到气愤，立即把驻村土改工作队队长找到床边说：“这样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对地主不能乱打、乱杀，实行肉体消灭。你们还要仔细学习《怎样分析阶级》，掌握好党的政策呀。”
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渡过了黄河，来到山西兴县，住在中央晋绥分局所在的蔡家崖。病弱的王观澜闻讯后，心情振奋。随即让徐明清借来一匹枣红马，骑着赶往蔡家崖，代他向毛泽东反映上述情况。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完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在窑洞里踱了几圈后，很生气地跟徐明清说：“把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派到农村去，名之曰锻炼锻炼，实则是去害人！”
谈完工作，毛泽东转而又关切地询问了王观澜的病情，当听说他的病有好转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一定要等病好后，才能让他工作，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了。”徐明清感激地说：“主席，观澜说是你和战友们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他只有为党多做事情，才能报答恩情。”
毛泽东笑着说：“观澜同志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战胜疾病归根到底还得靠内因嘛！”
据徐明清回忆：那天，谈着谈着，不觉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毛泽东特意留她吃饭。正好周恩来也来了，留下来共进午餐。
饭间，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王观澜的爱人徐明清。”接着，又说：“《怎样分析阶级》那篇文章，就是我和观澜同志合作写的。”可见，毛泽东对当年在中央苏区和王观澜合作写《怎样分析阶级》之事，印象极深，看得很重，一直念念不忘。
饭后，毛泽东又提笔给王观澜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去苏联治疗，并提出：“待秋季你到五台区，如果平绥路打通，路上好走，即可和那边（苏联）交涉前往……”
徐明清的蔡家崖之行，让毛泽东了解了农村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实情。后来，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全体干部会议上，中肯地批评了土改中一度出现的“左”的倾向，不久，《晋绥日报》还发表了《怎样分析阶级》一文，王观澜夫妇感到非常欣慰。
1948年秋，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准备去苏联治病，取道河北、山东、东北出国。途径河北时，得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都住在西柏坡，就和徐明清一道去看望毛泽东。当时王观澜的身体仍很虚弱，是坐着担架去的。
徐明清记得，他们和毛泽东见面，是在他住房前的一棵大槐树下，毛泽东和他们紧紧握手，然后亲切交谈起来。
当谈到正在开展的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征询王观澜的意见说：“划定富农，把其剥削率从15％提升到25％，你看怎么样？”王观澜说；“太好了，这样就可以扩大我们在农村的团结面。”
毛泽东一向很尊重王观澜对农村问题的看法，他曾经说过：王观澜在我们党内是懂得农民与土地问题的，在修改土地政策时，要重视听取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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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一味照搬苏联模式
10、他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庄形式，中国不能一味照搬
1949年春天，王观澜夫妇辗转到了沈阳，就要启程出国了。当时，王明正在莫斯科，在苏联仍有影响。王观澜考虑到19年前他在莫斯科时，曾因“托派嫌疑”问题和王明产生过矛盾，这次王明有可能再找麻烦。故而1949年4月2日去电，请求党中央，对他的历史再作一文字结论，以防万一。
４月６日，毛泽东指示党中央发去回电：电文说，王观澜同志要求对他的历史作一结论，经过我们研究之后，认为：（一）王观澜同志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留莫支部曾怀疑他有托派嫌疑，并无事实根据。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又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处置。因此，王观澜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应为党所信任。
（二）王观澜同志过去曾为党、政做了有益的工作，在工作上表现了他的能力和坚定，中央希望王观澜同志出国安心治病，病好后回国工作。
接到中央回电，让王观澜夫妇感到十分欣慰和喜悦，也完全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一个月后，他们即与陪同人员一道，顺利到达了莫斯科。苏联医生通过检查，发现王观澜的病情严重，立即把他送往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
治病期间，只要王观澜的身体稍好，他便利用时间翻阅报刊，从中了解国际和中国的形势动向，当看到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占领了南京，他兴奋地说，“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就像毛泽东说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建设，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上去。”
他更有感慨地说；“现在的苏联，变化太大了！和我19年前来学习时大不一样了。苏联的不少建设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啊。”
接着，他便打算亲自到苏联的一些工厂和农庄考察学习，吸收人家的建设经验。徐明清非常理解丈夫求知心切的心理，但她也担心外出考察的劳累，会让体质虚弱的王观澜旧病复发。后经医生批准，王观澜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除了参观工厂，王观澜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农业生产上。他要徐明清陪他到莫斯科郊外的集体农庄与合作社去考察。徐明清却顾虑去农庄路途遥远，怕他的身体经不起颠簸，劝他先不要去。
但王观澜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农村劳动力非常密集，但耕作手段十分落后，基本上是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和分配方式。而国家收入的很大部分要靠农业。如果农业不能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命脉就难以维系。
过去，解放区也办了不少农场，但由于缺乏经验，一般都采取了供给制方式，给投资、给机械、给人员和物资，甚至还讲排场，但很少引入经济核算的观念，再加经营管理不善，因此成效不大，很值得总结。”
王观澜还说，“我过去长期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现在有机会来亲自考察苏联的农业生产发展模式、组织结构等，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有益的、饶有兴趣的对比研究机会，可以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寻找可借鉴之路。我怎能轻易放过呢！”
徐明清深知丈夫的脾气，拦也是拦不住的，于是就陪同他一道去了。
在农庄考察时，王观澜看得很仔细，并有意识地和农场的管理人员、工人交谈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