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据说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专用飞机。陈祖涛可以和父亲同行了，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的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夹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着养父一起去苏联吧。没想到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随即牵来了马，她骑上就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她绽着笑靥回来了，显然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
当送行的人纷纷走下飞机的时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飞机的陈伯达之子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他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发起来还真没人驯服得了。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在人们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际。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了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现如今，一同前往苏联的6位少儿团成员，只剩下了刘爱琴、陈祖涛、高毅3 人。“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只庆幸我们还活着。”陈祖涛意味深长地对笔者说道。是呵，倘若不是因为特殊的变故、非常的历史时期，孙维世、刘允斌、陈小达都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由于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办理各种手续，6人团延宕到11月才抵达莫斯科，除了年纪稍长的孙维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学艺术外，其他5人都进了在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
在这里需稍做说明：陈祖涛刚到苏联时11岁，以往有关他生平的文章称他的生母是陈昌浩的第二位妻子、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此说实为谬传，因为她的生母刘秀贞怀上他的时候，陈昌浩尚未去苏联，还不曾和于1925年就到苏联学习的张琴秋有一面之缘呢。陈昌浩第一次赴苏联是在1927年的9月，刘秀贞已怀胎数月，陈昌浩亲自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取名“洋生”，即父亲留洋之际降生。洋生有一个哥哥，叫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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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签字转为苏联国籍
2、转为苏联国籍，据说是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当时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但在陈祖涛等到了不久，就集体转到了在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是苏联的纺织工业城市，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
两个国际儿童院，都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创办的，收养的都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据当时的统计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个民族，各种肤色的都有，例如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伊巴露丽的孩子、巴西共产党领袖卡洛斯·路易斯·普雷斯捷斯的孩子等。美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尼斯的孩子季莫菲耶夫，和陈祖涛是同班同学，他们后来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陈祖涛说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的构成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和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的儿子郭志诚等。
二是当时中共高层领袖的孩子，如毛泽东的长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长子、长女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陕甘宁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林伯渠、高岗的子女等。
三是中共几批到苏联学习的干部在苏联生儿育女后，留在那里的孩子，以及与苏联人结为夫妻后生育的子女，例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的儿子等。这些孩子一点中文都不懂，更没受到过丝毫中国文化习俗的熏陶。
在国际伊万诺沃儿童院内，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十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
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他们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苏联最高当局都清楚这批儿童的情况，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日子
3、老天爷是最公平的
由国际儿童院管理的孩子，年纪大的已经十六七岁，像中国的毛岸英、苏河清、蔡博……而小的只有四五岁，其他国家的孩子也是大小参差。小的在儿童院养育；大的在附近的学校就读，白天在学校上学，放学后回儿童院，因为没有家，儿童院就是他们的家。
刚到儿童院的外国孩子，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俄语，这是在苏联生活和学习的基础。一年后陈祖涛入学读书，学校离儿童院不远，大约几里路。在学校里，各国的孩子与苏联本国的孩子要求是一样的，学校方面并不因为你是外国人，在学习课程和学习的成绩上对你有什么迁就和照顾。
不久，陈祖涛加入了苏联少年先锋队，带上了红领巾。苏联小学中学是一体的，从一年级到十年级。他直接上的五年级，后来因成绩优异跳了一级，和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郭亮的儿子郭志诚成为同班同学。
每天放学回到儿童院，孩子们按年级分班，由儿童院的老师组织辅导学习，并监督完成学校的功课。这种按年级分的班各国学生都有，老师也是各国的都有，德国的、保加利亚的等，班上都讲俄语。
此外各国学生还有自己的管理班，这种班不是以年级分，而是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分，老师也是本国的。担任过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副院长的师哲，就曾当过中国班的老师。
到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后，担任中国班老师的是韩铁生夫妇两人。在中国班里，老师由浅入深地讲授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传统习俗，教汉语汉字，并讲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这样的课一个星期有两三次。爱祖国，要追随父辈置身的革命事业等理念，就是这样一点点注入孩子们脑海中的。
当时儿童院的生活、教育情况比较好，体育、音乐等活动也非常丰富，还教一些生产技能。陈祖涛就在那里学过木工，教他的是个俄罗斯的老木匠，一周一次。“文革”中他被驱逐到农村时，就把木匠技能又捡了起来，打了不少家具。孩子们有什么课外的兴趣，儿童院就找来相应的老师指点，教助其发展特长。
比之父辈们正在奋斗的国内根据地，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简直是太安逸了。然而老天爷是最公平的，这只手赐予你点福祉，那只手就会丢给你些灾患。尤其是对那些将承担大任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练是少不了的。
刚幸福了不到两年，希特勒就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军兵锋直逼莫斯科城下，并扬言要到莫斯科城里过圣诞节，陈祖涛他们很快就尝到硝烟笼罩下的残酷。
伊万诺沃地处莫斯科西北，距离战场比莫斯科城还近，而且附近有机场，成天飞机飞起飞落，飞机和炸弹的轰鸣终日不断。到1942年冬天，共产国际已经准备将国际儿童院迁离伊万诺沃了。
“儿童院的东西、库存物资都分给了附近居民，不好带的食品也分给他们了，我们每个人就是自带着自己的行李，一个小小的背包，随时准备出发上火车了。但当一切都分发完了，准备已充分做好之后，战事突然出现了转机，围困莫斯科的德军开始溃退。于是，上面又决定不搬迁了。”陈祖涛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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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土豆救了命
4、“我们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命。”
战争一开始，特别是进入紧张胶着状态后，原有的正常秩序就都被打乱了。苏联最高层的注意力在战争，彼时的口号就是：一切为了前线！孩子的生活、教育的照料，不可能再像和平时期那样体贴入微。以往国际儿童院的主管上级是共产国际，1943年共产国际取消了，主管上级转为苏联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能力有限，只要能维持孩子们的生命，还能继续使他们受教育，就已经是竭尽所能了。
除了吞噬生命的战火外，陈祖涛他们更深切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的，是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昔日苏联政府的温饱保障没有了，配给食品对正在发育期的孩子明显不足，匮乏的补充和一些生活必须品的采集，只能靠孩子们自己的双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在伊万诺沃，做饭和取暖都烧劈柴。此刻，劈柴全要靠孩子们自己伐木，自己劈成合适的柴块。虽然儿童院和学校就在森林里，但在苏联，即便是战时，森林里的树木也是不可以乱砍乱伐的，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去砍伐。据说从沙皇时期，森林就受到很严格的管理，哪里可砍伐，哪里不许砍伐，砍伐后必须种植等等规范很细。砍伐区离驻地很远，冬季用的劈柴，夏季就开始伐木劈块垛好，冬天用爬犁拉回来烧。
孩子们在学校附近开荒整地，种上了被视为苏联当家菜的胡萝卜、大白菜；在离学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