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清对笔者说：“每当我看《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时，就会想到我自己的父母，以及我亲身经历的幼年情景。”随着地下斗争环境的日益险恶，王世英觉得以夫妻身份活动，若身边有个孩子的话，更不容易引起怀疑，遂将在故乡一直由家人抚养的王敏清，接到了上海。
刚到上海时，王敏清不过是3人家庭的一分子。但没过多久，他就进入了“革命”的角色。为了安全地传递情报，王世英、李果毅有时外出，就带上王敏清，并把情报藏在他身上，以躲过街头密探、巡捕的搜查。
后来，王世英夫妇还经常把密电码和重要文件，缝在王敏清的衣服里面。这样，即使敌特到家里搜查，翻箱倒柜，也会因王敏清在外面玩耍，而一无所获。
时间长了，王敏清也知道自己身上的分量，他会拍拍缝有密件的地方，对父母说：“见到特务，不能看这儿，不能摸这儿，要像平常一样玩。”那时，他才四五岁。父母看着这早熟的孩子，这过早承担起风险的孩子，心头便泛起极为复杂的情愫。
翻看着早年跟随父母在上海、天津拍的照片，王敏清说：“那时穿得还挺像样的，可衣服里面，就常夹有秘密文件和情报。每当有同志被捕或发现特务跟踪，我们就得搬家。而每换一处新地址，我们就要改名换姓。这种事情很平常，我甚至以为搬家就必须改名。所以，在后来去延安的路上，妈妈对我说：‘我们要回延安，回我们自己真正的家，你再也不用改名字了，以后永远叫王敏清。’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摆脱了压抑的轻松和激动。”
到延安那年，王敏清9岁，他被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在延安“保小”就读的，都是真假烈士的子女。所谓真烈士的子女，就是父亲或母亲已经为革命牺牲了的孩子，如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等；所谓假烈士的子女，就是像王敏清这样的孩子，虽然父母在世，但有的在前线作战，有的在白区斗争，都不在身边；而且说不定哪一天，有的假烈士子女，就可能变成真烈士子女。
延安的学习生活，给王敏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从入学以后，夏季就再没有穿过袜子；衣服没有不打补丁的。上课没有教室，就在树上挂一块黑板，学生席地而坐。练字就拿个小木棍子在地上练。
讲到此，王敏清又翻出了一张1939年他们在延安白家坪拍的照片，是当时到延安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为他们拍的。照片上有百十来个孩子，在教员的带领下，排列在黄土坡上。
王敏清指点着告诉笔者：“这是罗西北，这是曾宪林，这是项英的女儿项苏云，这是贺光辉、林汉雄。当时是夏季，我们大都光着脚，只有几个穿草鞋或绑着破布鞋的。你看，白上衣、灰短裤倒还挺像样，那是为了拍照片新发的。”
这张照片后来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们看到了，觉得这些娃娃太苦了，就设法弄了些营养品，给孩子们送去。“我们受到老一辈很好的照顾，延安的成年人，比我们还要艰苦得多。”王敏清说。
“保小”毕业后，王敏清又上了延安自然科学院附属的延安中学。在延中，十七岁的王敏清入了党。
笔者曾在一部回忆录中，看到一篇他在延安中学写的作文《他们把时间看得非常宝贵》，这大概是作为范文被保留下来的，可见他当年的学习成绩不错。
在这篇作文里，王敏清记述了一批延安青年，是如何从“明月，映暗了繁星，葵花也用着崇高的微笑放着芬芳的香味，我为这伟大的今天趁着晚间的太阳行走着”，成长为能写很流畅报告的革命工作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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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向医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
4、“你是今年春季以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一个。”/被分配到了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的中央保健局/康生向医院方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但说王大夫可以来/“要我说，他犯的纯粹是政治病。”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王敏清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到了山西。到潞城时，正逢北方大学医学院（即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招生，当时的院长是后来出任卫生部长的钱信忠。
王敏清懂事不久，就因常看着体弱多病的妈妈为革命奔波，萌生过学医的念头。他觉得为人民服务必须掌握一些实际的技能，否则就是空谈。医学院招生时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投考。
刚刚考完，教务处长张润苍就问道：“你下午能来吗？”“能呵。”“那你下午就来报到吧。”“不是要等几天才发录取通知吗？”“我们已经决定录取你了，你是今年春季以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一个。”
王敏清学的是军医科，新生被编排在六区队。但没学几天，校方就通知他跳一级，直接学习专业。一年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前线急需医务工作者，王敏清便和比他高一年级的学员同时毕业，分配到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医院。
当时的华北军区第一野战医院，已经全力投入临汾战役的医护工作，王敏清被派往前线医疗所。他说：“战地医疗所紧靠着战场，受伤的战士先抬到我们这里，做些紧急处置，重伤员被送往后方医院。”
临汾战役结束不久，更炽烈的太原攻坚战又开始了。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野战医院，王敏清又随医院开赴太原前线。经过一年多解放战争战火的洗礼和磨砺，他的医术提高了，在政治方面也更加成熟。
北平刚解放，他作为军管会的成员，接收原国民党陆军总医院。这时他才20岁，是总医院最年轻的军管会成员，又是最年轻的内科医生。如此发展下去，驾轻就熟而且顺当。但王敏清觉得：自己仅在医学院受了一年多正规训练，就匆匆结业从事临床，基础太不扎实，系统学习的课一定要补上。
1950年，王敏清进入山西医学院学习。毕业那一年，他是被医学院挑选出赴卫生部报到的四名优秀生之一。
1954年8月，他由卫生部分配到了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的中央保健局，又由中央保健局分配到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的北京医院。
王敏清对笔者说：“一到医院，院长计苏华和我谈了话，然后安排我到三楼西，当住院大夫。”计苏华是医术高超的老资格，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逼疯，死得很惨。
“和我分在一起工作的有沈瑾，负责带我们的有主治大夫赵夷年，内科主任吴洁。吴洁是当时给中央领导人进行内科治疗的最高级专家，他曾任北京医院前身德国医院的院长。那天中午吃饭时，我分明地感到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并窃窃私语。我起初对此不解，后来才知道，三楼是北京医院最高级的病房。到这里的医生，都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医术和其他方面的考察；而我刚毕业就分配到这儿，因此，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
王敏清初到北京医院时，康生恰好也住在医院内的七号楼养病。笔者曾听一些知情者说过，建国后一段时期，康生被毛泽东冷落，中共许多领导大多熟知其整人善变的习性，同他疏远，所以他一直称病韬晦、深居简出，好像患了很重的精神疾病。
笔者问王敏清：“你分配到北京医院是否正逢那段时间？”
“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康生的病情好像挺严重，有幻视、幻听的症状，明明窗明几净，可他偏说有壁虎在爬动；还总说书橱里的、写字台上的书在晃动……他还怕有大的动静，怕见人。当时，除了曹轶欧外，只让护士照顾，谁也不能打扰他。”
王敏清说，当时的康生向医院方面提出了好几个不见，不见医生，不会客人……但他得知王敏清到北京医院工作后，便又后加了一句：王大夫可以来。
文化革命前，王敏清的父亲从未对他透露过同康生的龃龉。因此王敏清只知道康生同他父亲共过事，很熟悉，且多次到他家中看望过他父亲。所以王敏清去七号楼看过康生。康生那时对王敏清挺客气，很关心，还为他写过几幅字。可当年王敏清对书法没什么爱好，结果都遗失了。
“我同他见面时，他的谈吐、举止都很正常，字也写得很好。所以要我说，他犯的纯粹是政治病。”王敏清这样分析当时的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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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着自行车进了中南海
5、用自行车驮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进了中南海/最初的保健对象是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舞曲终了时，王敏清发现他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
就在王敏清到北京医院工作的那年年底，卫生部中央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找王敏清谈话。他对王敏清说：“组织上决定调你进中南海保健组工作，这是个很光荣又至关重要的岗位，现在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
自幼年不知不觉“加入”革命行列，到上学、做军医，王敏清对面临的一切似乎从未闪现过畏难和犹豫；延安精神的熏陶，父亲人格的影响，使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患得患失；作为一个中###员，对组织的决定，也向来没说过二话。王敏清没有多加考虑，干脆地答道：“我服从组织安排。”
1955年初，王敏清就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捆在自行车上进了中南海。初进中南海时，他住在勤政殿的东边，距离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不远。中南海保健组，又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保健处，他们在中南海里就归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领导。
王敏清刚到保健组时，保健组里共有6位医生，他们是：刘少奇的保健医生顾承敏。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朱德的保健医生翁永庆。毛泽东原来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刚刚离开保健组，到苏联学习去了，曾任北京医院院长的周泽昭就代管了一段毛泽东的医疗保健事宜，但他不属于中南海保健组成员。还有一位医生徐涛，他主要的任务是照顾身体不好的江青。顾英奇医生没有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