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乡，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间小屋。
江青从小生长在北方，对秀丽的江南山村风光很感兴趣，加上这里环境幽静，无人来打扰她，心情逐渐好了起来。
江青初来时，每天仍发低烧，双颊红晕，不停地咳嗽，很长时间也没有月经。徐明清就请父亲为江青看病，经父亲诊断，说她得了“肺痨”。
徐明清父亲给江青开方用了一些中草药后，江青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结婚，他是北平医学院西医专业的学生，徐明清也请他为江青看病，他说江青确实得了肺痨，要徐明清到县城里给江青买一些西药。就这样，经中西医结合的精心治疗，江青的低烧渐退，月经也恢复正常，身体很快康复了。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江青闲时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还和徐明清谈起了许多她小时侯的故事，也讲她学戏演戏的辛苦和趣事，还讲到了她和俞启威如何认识和热恋的，还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这样散淡娴静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天开朗起来，身体也完全恢复了。
俞启威不时给江青寄来书信，谈他的想法和打算。从信中江青得知俞启威已从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启威的信，信中说，如果她身体精神比较好的话，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过年。江青看到这封信后显然很愉悦，她找徐明清商量，说自己现在身体已经恢复了，想离开这里去北平找俞启威，还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当时就要过年了，母亲的病还未痊愈，因此徐明清想着，还是留下来照顾母亲，并陪伴母亲过完年再说。
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俞启威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从家里给她拿了一些路费和路上吃的干粮，并一直把她送到了临海汽车站。
对徐明清的照顾关切，江青很是感动，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她说：“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亲和亲友的诊治照顾，我的病哪能好呢？” 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嘱咐她路上小心，她点了点头，踏上了开往上海的汽车。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个多月以后，徐明清见母亲的身体已基本康复，便也离开故乡前往上海。
如果说，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确实有一段密切关系的话，是因为在徐明清眼里，那时的江青，还是个热情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当她两度遭遇挫折和磨难时，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帮她度过了难关，让她得以休养生息，重振旗鼓，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为人的品德。
其实，无论对江青，还是对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尽己所能地帮助别人。而对于江青来说，徐明清可以说是有恩于她的人。对于这一点，在“文革”前徐明清从来没有自己张扬过，而当江青后来自身的地位发生变化后，也很不愿提起她在上海期间的往事，因而她们两人的交往历史长期不为人知。
叛徒出卖，徐明清突然被捕
1935年春节后，徐明清从家乡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浦东女工夜校的工作。当时，她是“教联”的领导成员之一，不仅与小朋友书店、徐家角工学团、新安小学、无锡新犊桥小学保持着联系，还主要负责着浦东、兆丰路、杨树浦三个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们不仅教女工识字，还利用组织午间读书班，搞演讲会、故事会、唱歌、排演戏剧等多种形式，向女工们介绍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嚣尘上，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革命者随时会有被捕和生命危险。“教联”就有多名成员先后被捕，有的同志已牺牲在了敌人屠刀下。
尽管党组织考虑到徐明清的公开身份和对外工作方便，已尽量减少了她的秘密工作，与夜校女工们的良好关系，也对她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还是遭到了特务们跟踪，并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参加“教联”常委会。“教联”的负责人之一丁华告诉她，“老莫叛变了！” 徐明清这才想起在晨更工学团时，曾跟老莫有过工作联系，但他后来自动脱离了“教联”，回浙江老家了。
为防万一，警觉起来的徐明清很快采取了行动，她将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党的关系做了移交，并把一些进步书籍转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备随后迅速转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转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亲自带着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员来到徐明清的住处，他说“徐先生，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就这样，徐明清被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设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传递给组织。由于她平日里和夜校的女工们打成一片，对这一带的地形、环境也非常熟悉，当路过吴家弄59号的夜校女工学生何淑君家门口时，她佯装肚子疼，要上厕所，趁机敲开了何家的门，她悄悄告诉何淑君，由于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务逮捕，要她赶快转告党组织。
被押解到公安局后，面对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员，徐明清矢口否认，并大骂老莫陷害好人。说到气愤处，竟扑过去与老莫厮打，特务们一拥而上，将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顿。
从此徐明清被关进了拘留所，与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里面苍蝇、蚊虫叮咬，马桶恶臭，一关就是3个月，但敌人始终没有查出徐明清与上海中###组织有什么关系。在此之后，徐明清又被转押到了杭州。
难道是陶先生的学生都要被抓吗
在杭州反省院，敌人继续对徐明清施行各种审讯和摧残，妄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以便破坏和打击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力量。
有一天，反省院找来一唐姓人士，他指控徐明清是工学团的负责人，并利用上课宣传反政府言论。
徐明清义正词严地回答：“工学团和夜校是合法教育团体，理应受政府和法律的保护。说我上课宣传反动言论，你有什么证据呢？”
那人确实提不出什么确凿的事实，只能气急败坏地说：“你是陶行知的高徒！”
徐明清更是步步紧逼说：“我是他的学生。陶先生兴办教育，有什么过错？难道凡是陶先生的学生都要被抓起来吗？真是天大的笑话。”
那人被驳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开了。
徐明清被单独关在杭州反省院的一间号子里，吃的饭从小窗口送进去，大小便也在屋内，见不到任何人，也见不到一丝阳光。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她被监禁了一年多。
这期间，敌人对她严刑逼供，使用了各种刑具，使她的脑神经受伤，全身浮肿，头发脱落。但徐明清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给敌人任何口实。
从上海拘留所，到杭州反省院期间，陶行知先生和“教联”的同志一直在对徐明清积极采取营救。陶先生曾亲自派人到拘留所探望徐明清，并通过上层关系找到当时的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请他出面设法保释。但由于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关系错综复杂，营救一时难有结果。
徐明清被转押到杭州后，陶先生又派女工朱冰如化装成上海市民政科科长李人超的亲戚，找国民党的浙江省要员批了条子，三次到杭州探监。她给徐明清送去了食品、衣物，还传递了外面的信息。
正是在陶先生及组织的大力营救下，1936年6月，徐明清才被释放出狱。但由于在关押期间她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全身出现浮肿，组织上允许她回家乡治病休养。两个多月后，徐明清病愈后再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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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沪前，火车站与江青一见
这次回上海，徐明清先见了“教联”和地下党的负责人丁华和王洞若。他们告诉徐明清，现在西安的地下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急需加强力量，上海工委已决定派4位同志前往那里工作。组织上考虑徐明清在上海被捕过，继续留下来工作会有更多的危险，因此提议她也去西安工作，交代她到西安直接找驻西安东北军工委的同志接头。
徐明清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临离开上海前夕，徐明清决定去看看江青。因为她听说，自1935年春天，江青三度来上海后，化名蓝苹，因演娜拉一炮走红，后跟电影名编剧、剧评家唐纳恋爱、同居，成了上海演艺圈的明星，名气陡增。而过了一段时间，俞启威到上海，她与俞启威相见后又旧情萌发，感觉十分内疚和苦闷，遂与唐纳闹起了离婚。她离沪北上追随俞启威，唐纳追到济南，以自杀殉情被救。江青在此之后返回济南，两人遂携手返回上海。这些文人明星的种种逸闻，一度被报界炒得沸沸扬扬。
因为不断看到这些传闻，使徐明清感到疑惑：“一年多没见，难道江青的生活真的变得如此浪漫？”
那天，徐明清来到了蓝苹的家，那是一座花园式小楼的一层。她来时碰巧江青不在，是唐纳接待了她。徐明清觉得唐纳看上去像个奶油小生，讲一口吴侬软语。
徐明清告诉唐纳，她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如果蓝苹有空，约她明天到火车站见一面。说完，她还给江青留下了一张字条。
第二天，在上海火车站里，一辆即将开往西安的火车停靠在月台上，徐明清正在和前来送行的浦东女工夜校的学生们话别。但徐明清期待的江青却一直没有露面。也许“名演员”太忙了吧？徐明清想着。
直到火车快开时，才见急匆匆跑过来一个女人。徐明清仔细一看，才认出她就是